浙江商人（浙商）能夠崛起與發展，是與地理、文化與時代有關係的。

一、地理與時代

浙江“七山一水兩分田”，也就是說單純依靠種田是無法養活自己的。自古以來山多田少的浙江人外出謀生、經商入市乃是正常的狀態，但是浙商形成一個團體要等到清朝後期。

浙江真正開發是南宋定都臨安的時候，隨著資源向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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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浙西平原集中，為了滿足杭州城市發展的需求，就要求商業必須發展。

以南宋臨安百萬人口需求為例，稻米來自湖州，木材來自徽州，硫磺銅等來自日本，這就使得浙江以杭州為中心的商業網路，特別是寧波的對外貿易非常發達。

但是，這個時候，浙商還是沒有崛起。

這很簡單，因為明清時期掌握全國的商業是徽商、晉商、洞庭商人（太湖的洞庭山），當時浙商主體從明代中葉到清代後期都是徽商，現在杭州的老字號例如胡慶餘堂、張小泉剪刀基本上都是徽商的後裔。

同時，在明代中葉的時候，倭寇為亂，到了清代又嚴格海禁，所以基本上斷絕了浙江對外貿易的道路。

當然，浙東地區貧瘠，只能靠海為生，寧波開埠之前，浙東人基本上從事走私，甚至於變成海盜。

二、事情的轉變就是太平天國時期

徽商早就因為道光年間陶澍的改革衰落。隨著太平天國席捲東南，徽州遭受重創，這個時候浙江本地的商人，尤其是湖州商人開始崛起。

比如湖州商人張頌賢，張頌賢死於1892年，字竹齋，祖籍徽州休寧（現在安徽黃山休寧縣），清康熙年間遷居南潯，一開始是從事絲織業。其實，他也是徽商後裔。

清朝末年，浙江沿海動亂，私鹽充斥，鹽商所持食鹽引票失去統銷保障，紛紛拋售，引票價值慘跌。

所謂的引票，因為古代食鹽是專賣，政府向有實力的鹽商發放引票，上面記載數量以及銷售的地區等等，沒有引票的鹽都是私鹽，是予以打擊的。

張頌賢大肆抄底，一共收購了20萬引鹽，一引400斤（摺合381市斤），也就是8000萬斤食鹽，成為浙江最大的鹽業壟斷者。

還有一種，就是寧波開埠，大量的貨物從寧波進出口，尤其是絲織品、茶葉，為了支撐進出口貿易，那麼類似的幫辦開始出現，他們就是第一代的甬商，後來發展成江浙財團的主力，掌控著民國的經濟命脈。

簡單來說，浙江商人真正意義上崛起是在鴉片戰爭之後，其主體是甬商（寧波商人），在進入上海之後，湧現出了葉澄衷、朱葆三、虞洽卿、包玉剛、邵逸夫、王寬誠、陳廷驊、曹光彪、李惠利等一大批傑出甬商，涉及各個行業，成為上海經濟的主導者。

三、文化是浙商發展的重要支撐

在這裡，不得不提文化對浙商的影響。與徽商賈而好儒不同，浙江本來就有經世致用的學術傳統。

近代浙江學術發端於南宋的葉適，他主張“崇義以養利，隆禮以致力”（《水心別集》卷3《士學上》），“義”成為養“利”的手段。所以，朱熹也說，“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卻專是功利。”（《朱子語類》卷123）

在葉適看來，商人或者富人才是社會的根本，“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水心別集》卷2《民事下》），所以政府和社會要呵護商業發展，保護富人的利益。

葉適的傳統被黃宗羲所繼承，他舉起了“工商皆本”的思想大旗，賦予商業與農業同等重要的地位，浙江學派的思想其實偏經世致用的那一派，講究實用，對浙江人影響很大。

四、浙商精神就是務實

當時，蘇南在大力發展鄉鎮企業，浙江人就開始經商。

那個時候，義烏商人就開始走街串巷，用雞毛換糖，就是義烏小商人的典型形態。

所以，一旦政策放開之後，壓抑的激情立刻活躍起來。

當時《半月談》老是魯冠球的廣告，從這個角度來說，進去90年代浙江從商業轉向製造業，才真正誕生了富豪榜前列的人物。

浙江人務實，以前的雞毛換糖，後來的義烏小商品城，海寧皮草城到生產礦泉水，都是這種風格的體現。

浙江沒有資源，區位也不突出，沒有大型國企，這反而是好事，不容易受到束縛。

浙商精神，用兩個字概括，就是務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