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祭祀志·國俗舊禮》載：

每歲，駕幸上都，以六月二十四日祭祀，謂之灑馬妳子。用馬一，羯羊八，彩段練絹各九匹，以白羊毛纏若穗者九，貂鼠皮三，命蒙古巫覡及蒙古、漢人秀才達官四員領其事，再拜告天。又呼太祖成吉思御名而祝之，曰：“託天皇帝福廕，年年祭賽者。”禮畢，掌祭官四員，各以祭幣表裡一與之；餘幣及祭物，則凡與祭者共分之。

這條史料是我們所見資訊量最大的一條，它記載祭祀日期、祭品、人員、禮儀，比其它任何材料都全面，它也是唯一提到祝詞內容的史料。同時，它的內容也最奇異。

第一，祭祀日期，六月二十四日，它處未見。

第二，祭祀人員，掌祭官中有“漢人秀才達官”，與“皇族之外，無得而與”的原則相牴牾。

第三，在祭天儀式上祭成吉思汗，亦不見於其它史料。

當然，關於這條史料的問題不止於此。另如它反映的是什麼時期的情況，它的史源是什麼，這都是饒有興味的問題。

關於第一點祭祀日期，已有學者關注，主要有兩種觀點。今井秀周指出，北方民族罕有行夏祭者，金朝七月中元祭天，乃是受漢文化的影響。今井氏認為，蒙古之所以不同於其他遊牧民族舉行夏祭，原因在於蒙古帝國版圖廣大，若按原來在春季舉行大會，諸部族首領很難趕到，且春秋季節是畜牧生產的繁忙期，因此蒙古將祭天設於夏季。

今井氏認為蒙古初設夏祭的時間當在窩闊臺汗與蒙哥汗之間。今井氏的觀點有一定啟發性。確實，入元以後，唯一見於記載的春祭是中統二年四月八日忽必烈祭天。這次祭天有為戰爭祈願的目的，同時，筆者認為，這也是一次例行的春季祭天。如果認為夏祭的設立取代了春祭，那這一變化的時間不可能在世祖以前。況且，入元以後，春祭不一定就消失了，只是史料中沒有記載而已。

另外，今井氏似乎沒有見到《灤京雜詠》與《析津志》中的材料。這些材料透露出，直到元末，秋八月的祭天仍然是蒙元帝國最高規格的祭天——甚至留守在大都的大臣也要舉行“巡山”活動。

這表明秋季祭天的儀式空間不僅限於上都地域，更擴充套件到了大都。黃時鑑先生認為，忽必烈即位後，先是在每年四月九日和九月九日兩次祭天，後忽必烈認為這是亡金舊例，改成每年六月二十四日祭天一次。

此說的根據大概是《元典章》的一件公文：

至元九年正月，中書吏禮部： 承奉都堂鈞旨判送：“戶部呈：為本路年例祭祀錢數，再行擬定必合祭祀事理。連判申呈。”本部照得：祭祀社稷、風雨雷師，釋奠至聖文宣王，立春日，俱系合行事理。其重五、重九拜天，據《集禮》所載，金人立國之初，重午拜於鞠場，重九拜于都城外。此係亡金體例，擬合革去。呈奉都堂鈞旨：“準呈。移關戶部照會者。”奉此。

金朝每年重五、重九拜天之禮儀，原載於《大金集禮》，惜今本《大金集禮》已殘，幸賴《金史·禮志》我們尚可一窺其究竟。

此禮儀源於女真國俗，與蒙古拜天禮儀迥乎不同，二者不可混同。金朝拜天禮儀還伴隨有擊球、射柳等活動。至元九年革除的就是這一整套金朝拜天禮儀活動。金朝拜天禮儀是在中都舉行的，而元朝祭天在上都舉行，二者在地域上沒有交集，互相不會有影響。從另一方面說，如果真的要改變蒙古的祭天時間，也不可能僅僅透過“都堂鈞旨”就能決定，勢必需要忽必烈聖旨裁奪。

總之，至元九年公文並不是針對蒙古祭天，蒙古的祭天時間沒有受到影響。至於六月二十四日這個祭祀日期究竟是何時設立的，需要從其它角度入手。

首先，需尋找夏六月祭祀的淵源。所謂六月二十四日，應該像其它史料一樣，是大約在此時節舉行，並不嚴格限定於二十四日這天。六月介於四月與八月之間，時值盛夏，是草原萬物極盛之時節。

蒙古人在盛夏時節舉行質孫宴。據魯布魯克所見，1254 年蒙哥汗在五月二十一日、六月八日、六月十三日皆舉行盛宴，宴會上，每天都要改換服裝，所有人穿的

“都是從靴子到頭巾的一色服”

。這正是所謂質孫服。質孫宴亦稱詐馬宴，每年舉行多次。元順帝至元六年（1340）六月二十一日周伯琦目睹此一盛事，賦《詐馬行》以記所見，稱，詐馬宴上宗王大臣齊聚飲宴，且

“奏大樂，陳百戲”

。

六月的祭祀，可能就是與這盛夏時節的詐馬宴有關。當然，據前揭史料，元代秋季的祭天亦伴隨有宴會，稱為“馬妳子宴”。所不同的是，相比秋季祭天的傳統性，六月祭祀可能更偏重聚會娛樂的特點。

盛夏的聚會娛樂，實即今日蒙古族“那達慕”的前身（今日蒙古族那達慕每年盛夏約公曆 7 月舉行）。雖然“那達慕”這一名稱，是晚近才出現的，而作為“那達慕”核心特點的聚會、娛樂，則具有長久的歷史傳承。

有學者指出，元代是蒙古族聚會宗教性減弱而娛樂性增強的轉變時期，也就是說，原本作為核心的祭祀儀式逐漸淡薄，而儀式之後的聚會愈加盛大。

六月宴會與祭祀應即在此過程中產生的。在六月的祭祀中，執事者為蒙古巫覡，掌祭官四名，既有蒙古人也有漢人，這與詐馬宴上各族大臣齊聚的情形暗合。六月的祭祀，皇帝並不參加，一方面，史料中沒有提及皇帝，另一方面，從祭祀祝詞也可提供佐證。祝詞曰：

“託天皇帝福廕，年年祭賽者。”

其中，“天皇帝”若連用作為一詞，蒙元無此例，故應斷開，作

“託天、皇帝福廕”

。即常見於白話碑文冒頭的

“長生天氣力裡，皇帝福廕裡”

的簡要寫法。

值得注意的是，蒙元時代聖旨的冒頭是

“長生天氣力裡，大福廕護助裡，皇帝聖旨”

，而懿旨、令旨、法旨的冒頭是

“長生天氣力裡，皇帝福廕裡，××懿旨/令旨/法旨”

。

也就是說，在皇帝缺席的情況下，才要使用“皇帝福廕裡”。以此觀六月的祝詞，可知皇帝並不在場。

從祭祀所用牲品看，六月祭祀僅用馬一、羯羊八，規格遠低於元大都郊祀、宗廟所用牲品，這至少說明，六月祭祀不是草原上一年中最大的蒙古式祭祀。與八月祭天的隆重有所不同，蒙古人在六月偏重聚會娛樂，而祭祀大概是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