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網友稱為“中國最後一位女酋長”的鄂溫克族老人瑪麗亞·索，於2022年8月20日2點27分仙逝，享年101歲。

瑪麗亞·索是著名女作家遲子建榮獲茅盾文學獎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女主角的原型。額爾古納河是黑龍江正源，中俄界河，河右岸居住著一支數百年前自貝加爾湖畔遷徙而至，與馴鹿相依為命的鄂溫克人。

“鄂溫克”的意思是“住在大山林中的人們”。鄂溫克族是東北亞地區的一個跨境民族，他們開枝散葉，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分佈格局。如今鄂溫克族是我國唯一飼養馴鹿的民族，被稱為“中國最後的狩獵部落”；他們有自己的語言，沒有文字，人口有3萬多。

瑪麗亞·索帶領的敖魯古雅使鹿部落，是一個只有200多人的微型族群。他們善良淳樸，熱愛林海雪原，安居於大興安嶺的大自然深處，有著自己獨特的文化。

使鹿部落對大自然有著最純粹的熱愛。正如瑪麗亞·索所說的，“我們跟大自然非常親近，過著自己的生活，我們並不需要太多的錢，大自然裡什麼都有。”“鹿角的森林”，正是大自然最美的產物。孩子們趴在草地上，滿地都是野生的藍莓，隨手一摘就塞進口中。瑪麗亞·索習慣了與森林為伴，與馴鹿為伴，很少在山下生活。

瑪麗亞·索生於1921年。她是鄂溫克馴鹿人的精神支柱，是“馴鹿文化”和“狩獵文化”的象徵。她是內蒙古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曾被評為內蒙古第三屆“感動草原十傑母親”。而今稱瑪麗亞·索是“鄂溫克族最後一位女酋長”，這當然是民間的說法，因為氏族“酋長”制早已被廢除，現在叫“女酋長”可謂是一種尊稱。

瑪麗亞·索勤勞能幹，多才多藝，獸皮和樺樹皮經她編制後，就能成為美麗的實用品和藝術品。“老人總有講不完的民間故事，美妙的歌聲時常在林間迴盪，口絃琴的節奏在她的唇間傳遞著鄂溫克民族悠長的歷史。百年間，瑪麗亞·索成為生活在敖魯古雅的鄂溫克族發展的一個縮影。”

鄂溫克的文化，是勤勞聰慧的鄂溫克人在漫長曆史中創造的，其最重要的就是“馴鹿文化”與“狩獵文化”。

“馴鹿文化”是鄂溫克文化的精魂。“鄂溫克馴鹿習俗”，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瑪麗亞·索說：“馴鹿就像我的孩子一樣，我非常愛它們。”馴鹿性情溫順，以森林裡野生的苔蘚、石蕊、蘑菇和嫩枝條為食，善於在沼澤、森林、深雪中行走。馴鹿被譽為“林海之舟”，像馬可騎人，像駱駝可載物，是鄂溫克獵民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珍稀的馴鹿，早就被列為國家二級保護動物。

截至2021年，敖魯古雅鄂溫克民族鄉共有鄂溫克族316人，其中使鹿部落211人，飼養馴鹿1200餘頭。過去是馴鹿很珍稀，現在是人比鹿還少，同樣很珍稀。在該鄉有馴鹿文化博物館，成為人們瞭解使鹿鄂溫克人的一扇視窗。

在《敖魯古雅風情》（劉雲山著，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第2版）一書中，寫到“有名的養鹿能手”瑪麗亞·索：“她帶領著七名婦女飼養七百隻馴鹿，每年都獲得好收成。她有一手拿手的技術，哪隻馴鹿病了，她從山裡採來一些野草，一治就能治好。去年一隻就要生羔的母鹿突然生了病，躺在地上打滾，瑪麗亞索一看，發現是鹿羔死在肚裡，她用樺樹杆削了一把尖尖的木刀，把死鹿羔取了出來，母鹿得救了。大夥高興得圍著得救的母鹿跳起‘歡樂之神’舞……”

樹林裡馴鹿集中在一起，頭上的鹿茸，就形成一堆美麗的“珊瑚礁”——這是顧德清在《獵民生活日記》一書中令人難忘的一句話。作者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尋訪興大安嶺森林中的鄂倫春族和鄂溫克族獵民，見證了“狩獵文化”與“馴鹿文化”。

顧德清的兒子顧桃，是著名紀錄片導演、攝影師，長期追蹤記錄鄂溫克族的故事，拍攝了著名的“鄂溫克三部曲”——《敖魯古雅·敖魯古雅……》《雨果的假期》《犴達罕》，多次獲獎。他最熟悉在鏡頭下的瑪麗亞·索：“她不愛說話，但是獵民點的所有人都得聽她的，包括去哪找路，往哪搬家，哪裡有馴鹿喜歡的最新鮮的苔蘚；哪裡有水，哪裡是相對安全的地方，都是老太太‘酋長’來定這些事。因為她在森林裡90多年了，這是接近一個世紀啊。瑪麗亞·索一輩子都生活在森林裡，她就是森林的樣子……”

人和文化，都是環境的產物。鄂溫克人愛太陽，愛月亮，愛星星。有一次，在獵民點，瑪麗亞·索老人說了一句：“月亮戴頭巾了，最冷的時候到了，你們趕快出去多找點死掉的樹來取暖。”顧桃感慨：“她說的‘月亮戴頭巾’，指的就是月亮周圍有一圈光暈，她就形容是一個頭巾，一種很詩意的表達。”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雖然鹿鈴聲聽起來越來越清脆了。我抬頭看了看月亮，覺得它就像朝我們跑過來的白色馴鹿；而我再看那隻離我們越來越近的馴鹿時，覺得它就是掉在地上的那半輪淡白的月亮，我落淚了，因為我已經分不清天上人間了。”這是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結尾的文字。遲子建用第一人稱，以詩意的筆調，為鄂溫克族寫了一部詩史。

保護自然和保護文化，有時候是一對矛盾。遲子建在《額爾古納河右岸》跋文中，有一番深切的剖析：“始於六十年代的大規模開發開始後，大批的林業工人進駐山林，運材路一條連著一條出現，鐵路也修起來了……伐木聲取代了鳥鳴，炊煙取代了雲朵。其實開發是沒有過錯的，上帝把人拋在凡塵，不就是讓他們從大自然中尋求生存的答案嗎？問題是，上帝讓我們尋求的是和諧生存，而不是攫取式的破壞性的生存。”

事實上對森林的大規模的砍伐，才使野生動物大量減少，這遠比獵人打倒的多。

“稀疏的林木和銳減的動物，終於使我們覺醒了：我們對大自然索取得太多了！受害最大的，是生活在山林中的遊獵民族。具體點說，就是那支被我們稱為最後一個遊獵民族的、以放養馴鹿為生的敖魯古雅的鄂溫克人。”遲子建寫道，“有關敖魯古雅的鄂溫克人下山定居的事情，我們從前兩年的報道中已經知道得太多了。當很多人蜂擁到內蒙古的根河市，想見證人類文明程序中這個偉大時刻的時候，我的心中卻瀰漫著一股揮之不去的憂鬱和蒼涼感……”

下山定居，人方便了，鹿不方便了。替別人做選擇，可能是一種錯誤。“山養鹿，鹿養我，我不下山。”瑪麗亞·索只在需要出席重要場合時，才會到敖魯古雅的定居點小住幾日，其餘時間多在山上，與馴鹿為伴。馴鹿習慣於林中自由自在的生活，瑪麗亞·索離開山林也難以適應。山林就是最大的家。她的一生其實都已融入山林：“我不願意睡在沒有星星的屋子裡，我這輩子是伴著星星度過黑夜的。”

當地禁止狩獵，“狩獵文化”淡出了現實，隱入了歷史。瑪麗亞·索不會說漢語，作家烏熱爾圖記錄了她的口述回憶《我的馴鹿，我的夢想》，漢語譯本收錄在顧桃的《敖魯古雅·敖魯古雅》（北京聯合出版有限公司2022年7月第1版）一書中。瑪麗亞·索心心念唸的，就是馴鹿與狩獵。

其中講到，年輕時她跑得可快了，“抓小鹿的時候，我跑得飛快，連男人都佩服”；講到“人會懶得幹活，馴鹿就不會懶”，“我們就是這樣打獵，放馴鹿，過了一年又一年。過去，打獵、放馴鹿的地方挺大的，方圓上千裡……”也講到搬遷心裡的難受，“現在又從敖魯古雅搬到了根河定居點。這幾次都不是鄂溫克族人自己想要搬的。要說那幾個地方，還是敖魯古雅好。最重要的是，馴鹿沒有吃的東西……現在最緊要的，就是給馴鹿劃出個地方來……”

瑪麗亞·索最後這樣傾訴：“一想到鄂溫克人沒有獵槍，沒有放馴鹿的地方，我就想哭，做夢都在哭！”這句話成了傳播廣泛的名言。

對獨具魅力的“馴鹿文化”與“狩獵文化”的保護，就是對文化多樣性的保護。

文化是民族的根脈。鄂溫克這個民族的人數很少，但是藝術家的比例很大，有很多詩人、畫家、作家、歌手……這是特有的民族氣質孕育出來的。鄂溫克族有很多非物質文化遺產，其中國家級的除了鄂溫克馴鹿習俗，還有鄂溫克族樺樹皮製作技藝、鄂溫克族敘事民歌、鄂溫克族民間故事等。

鄂溫克族著名作家烏熱爾圖，在上世紀80年代初寫出一系列反映鄂溫克獵民生活的短篇小說：1978年《森林裡的歌聲》發表於《人民文學》雜誌，反響強烈；之後《一個獵人的懇求》《七叉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連續獲得1981年、1982年、1983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都是感人至深的作品。

鄂溫克族著名歌唱家烏日娜，是中央民族大學音樂學院聲樂學教授，歌曲《吉祥三寶》演唱者之一，著有《鄂溫克音樂文化》一書。瑪麗亞·索曾把一百多首民歌傳給了烏日娜。2010年，由烏日娜擔任總導演的鄂溫克大型歌舞劇《敖魯古雅》，在北京保利劇院上演；之後她還走出了國門，把鄂溫克音樂文化帶向世界。

7年前，烏日娜和94歲的瑪麗亞·索，都應邀參加了北京衛視《傳承者》節目。瑪麗亞·索還帶著一頭自己飼養的馴鹿而來，她用鄂溫克方言演唱了民歌《古佳耶》，聲音之美好，震撼人心。唱完後，瑪麗亞·索露出了害羞的笑容。

笑容，是“心裡樂了，就從臉上溢位”；歌聲，是“心裡滿了，就從口中溢位”。

顧桃導演說得好：這個世界最偉大的民族特質，都在使鹿部落人身上得以體現——堅韌，悲憫，寬宏，聰慧……101歲辭世、已活成文化的瑪麗亞·索，正是這些優秀特質的集中體現者。

民族的，亦是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