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渡河以西主要是藏、羌、彝等少數民族繁衍生息之地。據說《後漢書·西羌傳》記載，其子孫分支百五十種，“所居無常，依隨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為業”。

儘管早在西漢即已在瀘定附近設縣，設都尉，建起西控康巴的橋頭堡，但受地理限制，統治起來仍是力不從心。

到了清初，川西發生兵變，河西魚通寧遠宣撫使在康定（當時稱打箭爐）被殺，於是康熙命四川提督唐希順率兵平定。

兵變平定後，四川巡撫能泰奏明朝廷，兵建議修橋，可他本人並未進行實地考察，錯誤地以為大渡河就是諸葛亮《出師表》中所說的瀘水，因而他在奏摺中這樣描述：

“瀘水三渡口，高崖夾峙，一水中流，雷奔矢激，不可搖舟行，行人緩索懸渡……”

於是他打算在此處因地制宜建一座鐵索條，以便軍民行走，並奏請御賜橋名。能泰所謂的“便民”不一定真，但“便軍”絕對不假。因此，為接而決內地通往藏區道路上的阻礙，鞏固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康熙採納了這個意見，於康熙四十四年（1705）下令修建這座大渡河上的“第一橋”。

數萬工匠經過為期一年的時間將大橋修建好。由於能泰的誤訛，康熙把“沫水”（大渡河舊稱）誤做瀘水，取“瀘水”“平定”（平定準噶爾之亂）之意，欽定橋名並御筆親書“瀘定橋”三字。

3年後，即康熙四十八年（1709），“康熙御碑”在瀘定橋東岸豎立起來。御碑之後，就是鐵索橋。瀘定橋全長103。67米，橋寬3米，橋體分別由橋身、橋亭、橋臺三部分組成。

橋身由13根碗口粗的鐵鏈組成，左右兩邊各2根為橋欄，底下並排9根，鋪上木板，即橋面。每根鐵鏈由862至997個手工打造的鐵環相扣，總重量21噸。扶手與底鏈之間用 小鐵鏈相連線，這樣，12根鐵鏈便形成一個整體。

民間傳聞，當時修橋的時候，人們不知如何將鐵索由東岸架到西岸而發愁，來來來一個叫噶達的大力士，二話沒說，兩腋各挾一根鐵索，腳踏波浪，飛奔對岸（傳說中的輕功呀！）。等到架完13根鐵索，大力士竟然被活活累死。鐵索橋建成後，為了紀念這位大力士，人們在西岸山上修建了噶達廟。

事實上，據說《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記載：“曾於東岸先系鐵索，以小舟載鐵鏈過重，未及對岸輒覆，久之不成。”

這時候，確有一個喇嘛出主意，先在河上架巨繩，每條繩上用若干竹筒貫穿起來，再將鐵索穿入竹筒，縛繩數十丈，在對岸拉繩牽引竹筒。竹筒到達，鐵索亦至。

鐵索橋橋身東西淨跨河面100米，寬3米，由12614個鐵環扣結成的 13根鐵索組成，共重21噸。全部由陝西漢中府金火匠馬之常掌火打造。主體工程於康熙四十四年（1705）東宮，四十五年五月初四日（1706年5月15日）未時合攏，僅用了一年多一點的時間，在當時完全依賴手工勞動的條件下，這個建造速度是相當驚人的。

用生鐵鍛打的鐵環是極易氧化鏽蝕的。一環既裂，全橋懼損。鐵索橋雖然建成了，但使其300年不倒的，是持續不斷地維修。人們遵循3年一小修（拆換橋板和輔件），5年一大修（卸下全部鐵索逐一檢查）的原則對瀘定橋進行維修，300年來皆是如此。

儘管如此，但橋還是屢屢出事。清乾隆六年四月（1741年5月），橋索被大風吹斷4根，後由官府撥銀760兩修復；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初六（1786年6月1日），貢嘎山下的磨西發生大地震，磨崗嶺崩塌，堵塞大渡河九天九夜，河水回漲，人坐在橋上都可以洗腳了。10天后大水突決，湧高數十丈，沖走兩岸數百個觀水民眾。1919年6月，橋遭風災，3根底鏈斷墜河中。

風風雨雨中的瀘定橋，見證了三百年漢藏同胞之間的往來，也凝聚了普通勞動人民的智慧和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