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春秋時期大夫以下階層，由於受到等級制度的限制，很難像公卿、大夫一樣頻繁參政，給予他們的參政機會少之又少，因而其參政現象較為特殊。從數量上來看，大約四分之三的春秋時期下層士民，參與政治活動的現象出現於春秋中後期。

春秋時期大夫

世家大族族羽翼日漸豐滿，下層民眾開始參與政治活動，春秋後期大夫養士蓄賢，禍亂家政

進入春秋以來，禮樂制度和等級制度不斷遭到破壞，政權下移之風愈演愈烈，春秋中期以後，卿權逐漸興起並穩固，卿大夫往往把控國政，架空諸侯，如晉國的趙氏、範氏、中行氏等，魯國的季孫氏、孟孫氏、叔孫氏，齊國的陳氏，等等。

隨著的世家大族的羽翼日漸豐滿，家臣、家兵也日益壯大，且這些黨眾多為以士為代表的下層民眾，這就為大夫以下階層參與政治活動，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和社會環境。

如晉靈公謀殺大夫趙盾時，湧現出一批死士如鉏麑、提彌明、靈輒餓，他們或為力士，或為家臣，或為曾經窮困潦倒的無名之輩，最終在晉靈公發動的政變中，捨身搭救出趙盾，此後趙氏家族在晉國的地位更加穩固。

晉靈公

到了春秋後期，為了維護政治地位和滿足擴張需求，大夫養士蓄賢之風興起，如趙簡子就以招賢納士而聞名，而蓄養的家臣政治地位日漸抬高，為家主出謀劃策、處理內外事務，羽翼豐滿後野心膨脹，竟犯上作亂，背叛家主，禍亂家政。總之，春秋時期大夫以下階層參與政治活動的現象，集中體現在春秋中後期，且他們在政治活動中的表現，也較之以往更加突出。

公卿近侍是貴族們日常起居最

倚賴

的人，因此有機會參與政治活動，文獻記載中便有眾多案例

公卿近侍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與上層貴族接觸，他們的身份雖然卑賤，地位近乎奴僕，但往往掌通內外，與公卿朝夕相伴，是貴族們日常起居最

倚賴

的人，因而有更多機會參與到政治活動中來。

如齊桓公時的雍巫，以

擅於

烹飪美食而聞名，為博得桓公寵幸，竟然“蒸其子首而進之”，雍巫也因此獲得桓公信賴，得以相伴左右並參與朝政。又如極度獲得齊靈公寵信的寺人夙沙衛，不僅代表靈公出使政治活動，連靈公外出參戰也要隨行，因而有更多機會在靈公面前發表對政事的意見。

齊桓公時的雍巫

再如豎牛，在成為叔孫氏家宰之前，豎牛不過是叔孫穆子身邊的小臣“豎”，因有寵而逐漸掌握家政，在陷害、排擠穆子的兩個嫡子孟丙、仲壬的過程中，豎牛充分發揮了其作為穆子貼身近侍的優勢，透過假傳和偽造穆子旨意，而離間穆子與嫡子的關係，並使雙方矇在鼓裡，最終驅逐掉二人。

此外，寺人貂、寺人披、寺人惠牆伊戾、寺人柳、豎頭須、豎侯獳、豎渾良夫等皆為文獻中出現的參與政治活動的公卿近侍，介於文獻記載有限尚有如此之多，可以想見這些被記載的寺人、豎等也許只是整個春秋時期，公卿近侍參與政治活動的冰山一隅。

公卿近侍

整個春秋時期，絕大多數下層士民都並非長期參政，也幾乎沒有政治話語權

春秋時期，作為在人口數量比重上佔絕對優勢的下層士民，其參政現象並非主流形態，而是夾雜在貴族階層掌政中，零星出現的一時、一事性偶然參政。如前文所述謀殺新君子般的圉人犖、施計救出曹共伯的豎侯獳、智退秦軍的鄭國商人弦高、為範宣子攻打欒氏解燃眉之急的斐豹、當面諷諫周大夫尹固的周郊婦人，等等，均如曇花一現，事件發生後史書再無其蹤影。

整個春秋時期，絕大多數參政的下層士民都並非長期參政，這是由於社會制度所限，沒有過多的環境和機會允許他們參政。春秋時期仍然沿襲前代以來的井田制度，土地被分給貴族階層，經濟地位決定政治地位，下層士民對土地的佔有微乎其微。

鄭國商人弦高

因而也幾乎沒有政治話語權，這就使得這些看似“見縫插針”的偶然參政行為，在大夫以上階層掌權的春秋社會里顯得十分引人注目。春秋社會的政治權力掌握在大夫以上階層的手裡，能夠擁有政治特權甚至進行政治決策，是他們區別於下層民眾的顯著標志，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便是明證。

也正因如此，下層民眾的參政原因，並非像貴族階層一樣由於職責和特權所在，參政方式也不固定於完成行政任務和上朝議政，他們的參政原因更加私人化，所採取的方式也因人、

因事而異

，因此不可避免會造成原因及方式的複雜多樣。

原因中既有出於維護禮法道義的，又有因私怨而伺機報復的，方式也有

上諫

、刺殺、叛亂等，不一而足。由此可見，春秋時期大夫以下階層，參政的一個顯著特點即是參政原因、方式的複雜多樣。

春秋時期大夫

下層階級

春秋時期國人參政聲勢更為浩大，以負面、消極性結果居多，甚至造成了易儲、弒君、政變等混亂局面

春秋時期下層民眾參政不僅依靠個體，也往往依靠群體力量，最突出的即是國人參政，他們通常以輿論譴責的方式抨擊時政。國人以群體力量參政，聲勢更為浩大，有時比個體參政更能引起統治者注意，且影響範圍廣泛，成為社會輿論的主體，因此常常可以作為統治者施政利弊的風向標。

從參政結果來看，以負面、消極性結果居多。參政者或因私慾膨脹而參政，或因個人恩怨而參政，或恃寵作亂，或施計報復，又或發動叛亂，總之對政局產生了不良影響，有些甚至造成了易儲、弒君、政變等混亂局面。

優施

劇照

如優施讒言陷害太子申生，引發晉獻公易儲風波，一度造成晉國內亂，五世不安，直到文公即位晉國的發展才迎來轉機。又如雍巫、寺人貂禍亂朝政，干預齊桓公立嗣，最終桓公四子爭相代立，齊霸漸衰。再如春秋後期的豎牛之亂、侯犯之叛，在短時期內均造成家政相當程度的混亂。

驪姬之亂後，幾經波折，流亡在外多年的文公最終回國繼位，開啟了晉國的霸權時代；而大夫家臣犯上作亂的行為，也正是春秋晚期士階層崛起的表現之一，他們以禍亂家政、割據叛變等極端的方式，向統治階層提出挑戰。因而大夫以下階層的參政結果雖以負面、消極居多，但在客觀上極大地推動了春秋歷史的發展。

總結

總之，春秋時期大夫以下階層大量參政的現象，是春秋之前未曾出現過的。史前的參政現象是在原始民主制下產生的，與階級社會下的參政有著本質區別。

驪姬

亂政

原始社會，血緣關係是參政的基礎，而先秦社會是階級社會，參政的基礎是等級。身處大夫以下階層即最低等級的這一群體，沒有參政的權力，而他們卻在春秋時期極力尋找空間和機遇參與政治，這意味著等級制度的根基在春秋時期，已開始鬆動並逐步遭到瓦解。

到了戰國，士及以下階層終於衝出藩籬，登上歷史的政治舞臺並扮演著主要角色，成為推動社會發展和前進的重要力量，他們的身份、地位也都與春秋相比發生了重大變化，這與春秋時期大夫以下階層參政，有著必然的歷史聯絡。

參考內容來源：《戰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