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方誌江蘇」

地處蘇州城西南太湖邊的洞庭東山與太湖中的洞庭西山（現稱金庭），古名莫釐山與林屋山。洞庭兩山偏於太湖一隅，歷史上交通不便，資訊閉塞，宋代前尚屬荒蠻之地，人口稀少，文化落後，科舉從仕者為零，因而世人知之甚少，以致不少古代小說札記上，把蘇州洞庭山誤說成湘之洞庭。北宋“靖康之難”後，宋王朝被迫南遷，大批中原世族隨之南渡，途經太湖時，見洞庭兩山地處湖中，戰火難以涉及，風光秀麗，不少官員和中上層將領遂把家眷安置兩山上，然後去臨安從政；也有不願為官者，隱居洞庭山，以耕讀或經商終其一生。

洞庭兩山歷史雖早，興盛卻在明中期，並與洞庭商幫有關。初居洞庭兩山的北方移民生活舉步維艱，以種田、栽果、育桑為務。元末明初，洞庭山人迫於生活壓力開始“出山”經商，至明嘉靖、萬曆年間，他們憑藉自己的聰明才智，以及吃苦耐勞、頑強拼搏的精神，在中國闖出一方天地，成為一個實力雄厚、業績非凡的商幫，時有“遍地徽商，鑽天洞庭”之說。在古代“十大商幫”中，大多是以一個省或一個府，最少是以一個縣為區域範圍，而“洞庭商幫”則來自太湖中的兩個小島，且與實力雄厚的徽商、晉商、閩商、粵商等商幫大佬相抗衡。

明代中期洞庭商幫的形成與發展，既有自然環境、地域因素及資源優勢，亦有政治、人文等諸多因素，也經歷了一個較為漫長而曲折的發展過程，從元末明初洞庭山人開始外出單打獨鬥地經商，至明嘉靖、萬曆年間形成有組織的能在中國商海佔一席之地的洞庭商幫，經歷了 200 多年時間，他們不斷總結經驗，經過大浪淘沙、優勝劣汰的時代篩選，形成一個在中國具有影響力的商人集團。

文伯仁《西洞庭山》

洞庭商幫的形成與兩山的地域環境與物產有關。太湖之山發自浙江天目山脈，迤邐至宜興，入太湖，融為諸山。洞庭兩山坐落太湖中，氣候宜人，風光旖旎。明楊循吉《重建渡水橋記》雲“東洞庭坐落太湖中，厥惟吳邑之重鎮。民居鱗次，隨高下結屋，若古桃源。耕田樹果，殆無地隙，人力作，耐勤苦，以儉為事”。這樣的聚落形態，自然深刻地影響到洞庭山人的生產，其農業生產的活動，必須集約耕作，即要在較為狹小的土地之內，生產出價值較高的物品，趨向園藝耕作發展。

洞庭兩山的物產，在明代就極為有名，屢見古文。洞庭紅橘是兩山有名的特產之一，古稱木奴，意即似奴隸一樣無私奉獻。洞庭紅橘在唐代就作為貢品而遠運長安，白居易任蘇州太守時，就多次臨洞庭山督揀貢橘，留下“洞庭貢橘揀宜精，太守勤王請自行”之句。清翁澍《具區志》載“湖中之山……以蠶桑為務，地多植桑。凡女未及笄，即習育蠶。三四月之蠶月，家家閉戶，不相往來”。果品是高度商品化的作物，蠶桑則是農家的手工藝品，兩者均需輸出，給洞庭山人的商業活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清《具區志》

此外，洞庭商幫的形成還有兩山人多地少及周邊經濟發展等諸多因素。洞庭山人多地少，兩山陸地面積僅132平方公里，人口不足10萬。稠密的人口，較少的土地，加上明代江南繁重的賦稅，迫使洞庭山人不得不另謀生路。“民生十七八，即挾貲出商，楚衛齊魯，靡遠不到，有數年不歸者。”

如果說洞庭商幫的誕生與地域、物產、賦稅相關，那麼其發展則與科舉及名宦有關，明清時期洞庭兩山50 多個有影響的經商家族，均為賈儒相間、經商與仕進迭相為用的家族。明代正統四年（1439），東山金塔村狀元及第的施槃，少年時隨父在淮陰商賈，考中狀元為官後，其嗣子施鳳重返淮陰，成為當地有名的經商一族。正德初年，陸巷人王鏊進入內閣，貴為閣臣，掌朝政，當時其長子王延喆返回吳中經商。至清末，洞庭王氏在蘇州城築有學士街、怡老園、天官坊、厚德堂、王鏊祠等眾多第宅園林，成為蘇城名門。

洞庭山人經商的歷史悠久，據說可追溯到古代商聖陶朱公范蠡。春秋末期越滅吳後，范蠡棄高官厚祿，攜西施泛五湖（太湖別名），以經商謀生，成為巨賈，其審時度勢的經商之道，在太湖一帶及洞庭山留下深遠影響，被尊為山人經商之鼻祖，洞庭山人為之立廟祭祀。但范蠡的商道畢竟較為遙遠及語焉不詳，洞庭山人經商有方誌或家譜明確記載的人物，西洞庭始於北宋。北宋元豐年間，西山慈裡夏元富，16 歲即外出經商，38 歲時已成鉅富，遂回鄉築豪宅多處。東洞庭源於南宋末年，翁巷六世廷用公“屢困童子試，遂棄儒遊湘楚間，業用日裕，值歲歉，嘗捐粟以賑。”

中國明清十大商幫中，洞庭商幫至明萬曆年間才初步形成，晚於山西的晉商、安徽的徽商、廣東的潮商、福建的鹽商。洞庭商幫的精明之處，在於審時度勢，把握時機，另闢商道。他們沒有與晉商、徽商、潮商在鹽業和典當經營上爭奪市場，而是揚長避短，穩中求勝，利用蘇松地區得天獨厚的條件販運棉布、絲綢和糧食，他們又不斷更新觀念，開拓經營新局面，向外部世界發展，因而被江湖上譽為“鑽天洞庭”。

明清時期，洞庭商幫主要從事轉輸貿易活動，輾轉各地，從中謀取利潤。其活動範圍主要依靠與太湖相通的水道延伸擴充套件，他們的商賈一路沿長江而上，至江西、湖南、湖北兼及川蜀之地。另一商路經運河北上，前往淮揚、齊魯一帶。洞庭商人經營靈活，既負販四方，又在各地設肆經營，行商、坐賈兼之。販運的貨物品種有棉花、棉紗、糧食、絲綢、木材、藍靛、藥材、南北特產以至書籍，無物不營，無所不包。經營的貨物，則常隨市場變化而不斷調整，“以輕重而取棄之”，因時而變，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他們的經商之道包括觀念、手段和方法等方面。其經商觀念有禮貌待客、顧客至上、隨機應變等。明代陸巷的王璋，永樂年間經商亳州，身無擇行，口無二價，人稱“板王”，即遵守信譽的商人。清初橘社人金汝鼎，幼喪父母，因家貧，弱冠棄儒經商，助舅席氏理財。汝鼎善於經營，能隨機應變，均可獲利。他經商又以誠信為本，為舅家掌管商肆30年，不因席舅信任而多取一分錢，被譽為古代誠信經商的典範。

洞庭商幫的經商手段為預測行情，注重市場資訊；因時而變，經營不同商品；薄利多銷，加速資金週轉等。明代有“翁百萬”之稱的東山首富翁籩，是預測行情、因時而變的高手。翁籩之子啟明和啟陽，更是擅長預測市場行情，注意商品資訊的變化而決定經營方略，讓手下人實施其經營意圖，屢收奇效，往往獲利高達十倍。康熙年間，西洞庭商人徐三涵“得微息輒出，速轉運無留貨，以是獲利恆倍”。他們就是採用薄利多銷的辦法，以商品全部出手獲利為目的。

洞庭商幫的經營方式有獨資、領本與合資經營三種。獨資經營，即依靠祖業或前世遺資開展經商活動，其特點全靠自有資金，自負無限責任。如東洞庭的王氏、葉氏、金氏、周氏、劉氏與西洞庭的秦氏、黃氏、陸氏、沈氏、夏氏等均採用這種經營模式。領本經營，為採用一種與借貸有關的方式開展經營活動。如清初東洞庭大商人席本楨，不但自已廣泛開展商業活動，而且將大量資本借貸給他人運營，以“恆例三七分認，出本者得七分，效力者得三分，賺折同規”或“得息則均折”。

鴉片戰爭後，上海被闢為開放商埠，外國勢力隨之蜂擁而入，上海一躍成為商業大都市。洞庭商人得風氣之先，紛紛轉向上海活動。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鑽天之術，在上海開闢了買辦業及銀行業、錢莊業等金融實體和絲綢、棉紗等實業。在新的歷史背景下，從事不同於以往的商業活動，由此產生了一批民族資本家，走上了由商業資本轉向工業資本發展的道路。

洞庭商人在上海最出名的是金融業，而席氏家族對近代洞庭商幫在上海的成功轉型及洞庭山幫的形成起了關鍵作用，其家族也被稱為“席氏買辦世家”。席氏在上海的崛起帶有傳奇色彩。咸豐二年（1852），19歲的席正甫因太平天國戰事，偕兄縉雲、弟縉華三人避亂於上海。他先入錢莊當學徒，同時學講英文，逐步升為錢莊當手（經理）。當時掌握上海金融生殺大權的匯豐銀行，第一任買辦為浙江紹興人黃槐山。黃出身錢莊，雖對錢莊行情“深悉底細”，但他不懂外語，辦事困難。席在沙遜洋行任買辦的孃舅沈二園，遂介紹懂外語的外甥席正甫進了“匯豐”任跑樓。

位於上海東平路1號的席家花園

清末李鴻章奏準慈禧同意後，派遣孫竹堂到上海向匯豐銀行洽辦政治貸款。“匯豐”大班麥克利要買辦王槐山負責洽談。王槐山恐日後朝廷賴賬，將來無法收回，急得生了重病，被送回浙江餘姚老家養病，三年後中風去世。席正甫任匯豐銀行買辦後，很快代表“匯豐”與清廷簽訂了借銀500萬兩的貸款。後來匯豐銀行買辦一職為席家世襲，席正甫祖孫三代任“匯豐”買辦達53年之久。席正甫坐穩匯豐銀行買辦第一把交椅後，利用手中的權力和影響，把自己的兄弟及族親介紹進上海的各大外商銀行任要職。據統計，從清同治三年（1874）席正甫擔任上海匯豐銀行買辦起，到1937年抗戰爆發，在前後60多年的時間裡，席正甫祖孫三代（包括女婿在內）共有23人，擔任過6家英商銀行、2家美商銀行、2家日商銀行和帝俄、法商、意商等 13 家外商銀行和 2 家洋行的買辦。“徽商狠，粵商兇，見了山上幫，還得忍一忍”，說的就是洞庭商人在上海金融界的地位與影響。

前排右三起為席與明、席與萱、席與景、席與時、席與昭

在席氏家族幾乎壟斷上海外資銀行買辦一職的同時，洞庭山嚴氏、葉氏、萬氏、王氏家族也紛紛來到上海，在滬另闢蹊徑，成功轉向錢莊和銀行業。據《洞庭山錢莊史料》載，1884—1910年間，洞庭商人在上海、蘇州等大中城市開辦錢莊 120 家，其中上海開設 85 家。

近代上海，除了洋行買辦和銀行、錢莊等金融業，洞庭商人在經營布業、絲綢以及煙糖雜貨等行業領域也業績斐然，較為典型的有萬氏、朱氏、金氏等。葉巷萬梅峰，雖祖上世代經商，然至其父親一代家已敗落，家素清貧，無力讀書，少年時即隨同鄉赴滬，在一家洋貨號當夥計。咸豐年間，他自作主張代商號收進許多價格不菲的白呢。同行中均認為是冷門貨，無人需要，為此他險些被洋號辭退。咸豐十一年（1861）七月，咸豐帝病死熱河，全國舉喪，官員們需用白呢做禮服，一時白呢價格暴漲，洋號遂以重金獎賞，萬梅峰“頓成鉅富”。

20 世紀 40 年代，傅衣凌在《明代江蘇洞庭商人》一文中有一段較為精闢的話：“這一節資料的重要性，他是很典型地告訴我們跟著歷史的前進，洞庭商人亦在前進著。”“因時而變”是洞庭商幫能在近代繼續發展的主要原因。作為一個傳統商幫，洞庭商幫能在近代表現出強勁的活力，外因是咸豐年間爆發了太平天國運動，很快席捲中國大部分省份，洞庭商幫中原地區的家業在戰火中蕩然無存；而清軍與太平軍長期在蘇州一帶的拉鋸戰，又使洞庭商人的家園遭到嚴重破壞。恰巧這時上海通商開埠，洞庭商人看到了新的商機，於是像他們的祖輩一樣，背井離鄉至上海謀求生存及發展。兩者相互作用，形成一種新的拉力，促成這一傳統商幫發生了戰略性的遷徙。

啟園御碼頭 王永康 攝

舊上海曾被譽為“冒險家的樂園”，最初奔赴上海經商的洞庭山人冒著很大的風險，他們中一部分人帶著家中餘資至滬求發展，如後來被聘為上海新沙遜洋行第一任買辦的沈二園、在滬開設第一家錢莊的嚴蘭卿、開辦上海振華紗廠的葉振民等。但絕大部分洞庭山人開始僅以謀求生存，如明代狀元施槃所撰《惟貞公阡表》所說的“……無藉而財自阜，斯謂之善理財”。即沒有資本，經商也能獲得成功，才可稱“善理財者”。有成為英商匯豐銀行買辦的席正甫、“絨線大王”的沈萊舟、出口公會會長的朱鑑塘等。

洞庭商人從傳統到近代的轉型過程中，不管是“所藉而致富”，還是“無藉而財自阜”，所表現出來的最為重要的特點是“因時而變”。原有的經商模式打破了，新的經營方法在新環境下誕生。清末民初，洞庭商人捷足先登，散居上海，活躍於各個領域，“政界、學界、商界、工界計之，無慮千萬人。”他們無論是當買辦，做職員，還是開設銀行、辦工廠，均不因循守舊，墨守成規，而是適應時代的潮流而前進。

翁巷村沈萊舟因家貧，14歲到上海一家洋貨號當學徒，其間自學財會與英語。四年後滿期，經同鄉介紹入匯豐銀行當職員，月薪80塊銀元，還有各種優惠的待遇。因條件太優越，一年後他反炒老闆“魷魚”，替一家商號當推銷員。兩年後自己開了一家小公司，所有業務一人兼之，為洋行推銷人造絲。接著在金陵東路開辦“恆源祥”絨線店，數後年發展成毛絨公司，直接從外商手裡進購毛絨線。後來又創辦“裕民”毛絨廠，自任董事長兼總經理，生產出質優價廉的“小囡”“雙洋”牌絨線，風靡市場，打破了國外舶來品獨佔中國市場的局面，被譽為“絨線大王”。

因時而變，與時俱進，與歷史同步，隨時代的進步而前進，是洞庭商幫對今天的重要啟示。如今的江蘇，現代化程序加快，交通條件、流通領域、產業結構都發生了重大變化，社會經濟發展日新月異。在這樣的新時代，洞庭商幫的精神遺產應該繼續傳承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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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楊維忠，江蘇省作協會員。蘇州市吳中區政協文史委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