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法與中國畫是中國藝術史上的兩大體系。自唐代張彥遠提出“書畫同源”論之後，影響畫界一千多年，歷代畫家、評論家多論及書法與繪畫的關係。隨著寫意畫的興起，優秀的畫家相繼引真、草、篆等書體入畫，一時別開生面。有鑑於此，當代“新山陰畫派”才俊陸景林先生，走書畫結合之路，將書法的用筆方法、空間結構意識以及美學趣味巧妙融入其寫意畫創作中，使其畫作的形式建構、骨力氣韻和審美品質得到較大的最佳化、強化和提升，在當今中國畫壇獨具自我審美高格。

應該說，書法與中國畫的關係歷來是國畫自身發展中不容迴避的具有實踐與理論意義的重要命題，也是著作等身的陸景林先生一直積極研討的物件。從理論到實踐，從歷史到現實，從技法到藝道，陸景林先生全面思索書畫之間的審美辯證關係而多有自我獨到的研究心得。在其所撰《中國美術史上的山陰現象與現狀研究》一書中，他以不少篇幅論及古往今來山陰繪畫史上眾多名家精研書道、輔助繪畫這一出彩的現象，並舉例分析、強調他們為後世樹立的典範意義。他曾撰文指出：“書法的用筆是中國繪畫的手段，因此書法家的感悟直接影響著畫家，書論和畫家用筆有著無可非議的相通之處。總之，漢字與書法對於中國畫民族性的形成和發展，具有基本意義。”（選自陸景林《中國花鳥畫創新研究》）這是陸景林的審美卓識，是他的經驗之談，也是他從事藝術創作的一個明顯的優勢。如此言所述，身為書法家兼畫家的他，從藝伊始即將書與畫同時共舉，使二者並駕齊驅於相輔相成、互相反哺、共同提升的藝術軌道上，相得益彰，最終渾然一體。

不可否認，陸景林先生書法造詣精湛，自成一家。上溯秦漢，下及近現當代，他精心臨摹過許多名碑法帖，並注意從古代民間書跡和金石篆刻中汲取營養。他涉獵各種字型，尤其善於行草，兼取隸意，趣中求變，追求獨抒性靈的文人書法創作，形成了自己的行草書面貌：用筆爽快而不失沖和之氣，結體自然而有活脫之態，寫出了本我儒雅誠善之心性。其隸書，溫雅蘊秀，淳古清暢，平正於內，奇崛、跌宕於外，不疾不厲，不板不滯，既符合典雅的規範，又溢位活潑的氣韻，達到較高的審美境界。其篆書，集結大、小篆之長，圓通之中有蒼渾之氣，法見高古而帶有拙趣，沉實內斂而具致遠之象。總體上看，陸景林先生的書寫，出入傳統，不論何種字型，皆引畫理入內，藏奇於拙，寓正於奇，追求“重、拙、大”的藝術風格，把其博通文史、長期浸淫於書法文化的研究心得，也寫了進去，從而書寫出自家的藝術神采，獨具一格。這為其以書入畫做實做足了審美鋪墊。

陸景林先生認為，中國畫的“六法”，可以概括為“氣韻、佈局、象形、結構、線條、設色”十二個字，中國寫意畫的線條，其實就是書法線條。一般人認為“設色”與書法線條無關，其實“設色”與書法線條關係極大，“設色”講究色彩的對比，而書法線條在色彩的對比中恰恰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因為書法也講究“濃、淡、枯、溼”，“墨分五色”。帶著這一獨到認識，陸景林先生更從美學的高度，重視書法的具體筆法、審美風範在其畫中的借引和體現。他從長年臨池不斷的書法演練中抽繹提取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線條，來為其花鳥意象加碼，這在狀物造型上頗有幫助。花草鳥蟲等物象之生態形貌、美學特徵既已熟稔於其心，他下筆則自然是骨法用筆，筆筆寫出，宛轉靈動，線質精到而有變化，尤其是他遵循中國水墨畫“寫”的規律性和“意”的蘊藉性，盡心於略形寫氣之境象渾成，形略而神質特出，象簡而氣韻多得。審其所成意象，可見書法用線，功莫大焉。

陸景林先生亦長於山水畫，他畫水墨山水，以線條立骨，並配合適度的皴法，實現了筆蹤與墨韻滲化，起到了擴張線條、豐富筆痕、最佳化皴法而有效塑造形體的作用。從他近年創作的一系列畫作中，我們可以欣賞到其書法用筆的運勢之美，品其深層韻味：以富有表現力的線條為主進行山石造型，有質感，有力度，剛柔相間，疏密有致，筆勢運轉中注入他濃郁的情感分量、知微見著的洞察力和平中見奇的想象力，傳輸出一種動感的韻律。在陸景林先生《溪山勝景圖》中，我們可見他的書法用筆不受具象再現的限制，而得以自由發揮與創造，達到一波三折、頓挫遒勁、內涵奧妙與流動暢舒的筆墨韻致及蒼潤奇崛、靈活縱放的氣格，精心把“半席白雲臨碧澗，一窗晴日寫黃庭”的美學意境再現於畫面，生動如詩。

許多畫作表明，陸景林先生兼通詩文書畫，以學養畫，書畫互動，引書入畫，這是其文人畫創作的一大藝術亮點，使其水墨藝術文字更契合中國畫寫意的內在規律，極大地提升著他的審美境界，不斷深化著他的寫意內涵，紮實地書寫著自己書畫璧合、相輔同輝的從藝佳話。（上官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