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蠻情報怎麼獲得

慶長元年（1569AD）十一月十五日，京都一條回橋附近人山人海。在豐臣秀吉奪取天下之後，曾經人煙寥落、蕭條不堪的京都又煥發了生機。不僅人口再次增至平安京時代的十萬以上，而且主要的街道兩旁，富有的居民還建造了新式的二層、甚至是三四層的樓房。而此時樓上樓下自不必說，就連房頂都坐了不少人。此時離過年還早，自然不會有什麼慶祝活動，所有的這些擠在路邊翹首以待的京都居民們都是在等著看一場押送死囚的遊街示眾。

根據為後人留下諸多一手材料的權中納言山科言經在日記《言經卿記》中記載：

“據傳，大臼處刑，於上京、下京車交付······大臼僧某某四人，另尚有日本之人二十一人。皆割其右耳······旋押往大阪、堺、西國，於肥前國磔之。”

山科言經卿基本上都在愛宕山的別院中，於這一幕並沒有親眼目睹。但是《言經卿記》是一部可信度極高的史料，其中所記載的內容大多數可以和他同時期其他的史料互證，當以信史視之。這裡的“大臼”、“大臼僧”都是當時京都地區對天主教及神職人員的稱呼。據史料記載，這四名“大臼僧”分別是來自西班牙本土、墨西哥、印度果阿的修道祭司、修道士；二十多名“日本之人”乃是來自於尾張、伊勢、五島、長崎以及京都本地的天主教徒，他們的職業也是五花八門，有木匠、磨刀匠、弓箭匠、破戒僧、說書先生、紡織工人。後來這些罹難者被尊為聖徒，這一悲慘事件也被稱之為“二十六聖徒殉難”，在後來日本的天主教教會這些人被處以磔刑的地方，也就是長崎西坂公園內建起了紀念館，以慰在天之靈。

近代日本畫師筆下的聖母與聖嬰。

還是在平安京時代的末期，在當時的民間就有各種疑似基督教的信仰，比如由唐土傳來（彼時已是南宋）——據說信奉摩利支天的摩利教，該教的正尊乃是一位不像以前的任何佛菩薩的女神，而那種懷抱嬰兒的慵懶形態，好像一個吞噬人肉的鬼子母；至於摩利法師言語荒謬、形狀詭異，更是猶如天狗······很多人認為，這是平安時代的日本人對基督教信仰的最早接觸。而近世文豪芥川龍之介則根據這些蛛絲馬跡寫出了犀利而悲憫的中篇小說《邪門宗》。

公認的基督教傳入日本最早時間是在“二十六聖徒殉難”的四十七年前，也就是天文十八年（1549AD ），當時西班牙傳教士弗蘭西斯科·薩比爾神父在到達鹿兒島之後便開始四處傳教佈道。兩年後薩比爾到達京都，請求謁見當時的日本天皇后奈良帝，但是由於此時日本大亂多年，朝廷的權威早已名存實亡，以至於宮中荒蕪猶如廢墟，所以便宇多帝的祖訓“外國人不得入宮”為由，拒絕了薩比爾的請求。十年後的永祿二年（1559AD），瓦斯帕爾·維利拉神父再次進入京都，得以拜見徵夷大將軍左馬頭足利義輝，並得到了傳教許可。

頭兩年，維利拉的傳教工作進展緩慢，在那個亂世人們更關注的的是怎麼活命，而不是什麼“救贖靈魂”，於是兩年的時間過去了，維利拉的工作幾乎沒有什麼進展。後來維利拉明白了這麼一個道理，總是居無定所的四處上門傳教，很容易被視為強丐惡化的托缽僧，就經常被拒之門外。而曠野公共場所的佈道，也容易被人認作是“討小錢的”。

於是維利拉下定決心，從一個和尚那裡買下了京都四條坊門通姥柳町的一處院子，設立了祭壇並供奉了“南蠻如來”——也就是耶穌基督的聖像。這裡有一個細節需要說一下，在平安京沒落了以後，很多居民們開始以“町”為單位，組成了類似於城中村的小共同體。要加入進去就有必要提前跟町裡的街坊四鄰打聲招呼。但是維利拉沒有這樣做，而是直接的拿出大將軍給他的傳教許可，不僅盛氣凌人的搬了進來，而且還不怎麼和鄰居們來往。這就導致了大家普遍的感到這個南蠻僧不好對相處，所以即使是多年之後，整個町內也只有一個人受洗。

十五年以後的天正四年（1576AD），姥柳町的聖堂由於有了切只丹大名高山右近等人的支援，得以修建了氣勢恢宏的南蠻寺，此時的南蠻寺不僅僅是一個宗教場所，也是一個情報中心和奢侈品商店。當時的大畫家狩野元秀在一幅扇面中就畫著身穿黑色袈裟的赤發沙門——“伴天連”沃爾甘迪諾等人站在南蠻寺的三重大殿之前；附屬於南蠻寺的商店內擺放著由黑呢子做成、飾有鴕鳥花翎和絲蕾花邊的南蠻笠以及其它的珍貴舶來品。

繪有南蠻人的屏風。

南蠻胴具足，注意這種胸甲是當時西洋鎧甲的最主要特點。

金唐革錢包，在當時的價值遠遠高於今日的LV這類工業品。

金唐革書箱。

從這些片段中我們可以發現——早期的傳教士不管是何等的虔誠，但是要想在異國他鄉獲得成功，最捷徑的方法就是結識當地的權貴。無論是足利義輝也好、高山右近也罷，都是炙手可熱的大人物，只有靠這些人的幫助，南蠻寺才能從無到有的拔地而起。但是一開始就依附於權貴、成為政治家的附庸，這也成了日後南蠻寺和天主教在日本最終覆滅的根本原因。天正十五年（1587AD）基本上已經穩如泰山的豐臣秀吉開始對身邊的人進行大換血，依照“忠誠不絕對，絕對不忠誠”的原則，與外國勢力有關係的大名首先就被排斥在權力核心之外，而平日裡過於高調的南蠻寺、伴天連們就跟倭寇、海賊們一起成了這場政治清洗的首當其衝。

天正十五年六月，剛剛懲處了海賊（或者說是走私販子）深堀一族的豐臣秀吉來到位於博多左近的箱崎八幡神社，並且登上了一艘葡萄牙商船，與當時耶穌會日本教區負責人科埃略神父（Gaspar Coelho）見了面。兩人本是舊識，此次見面也相當愉快。不過當晚科埃略神父卻被豐臣秀吉派來的武士傳喚，開頭就是跟提審重犯一樣，一連提了幾個其實早就存在的問題，比如：

一、愛信就信，不愛信拉倒，你們憑啥強迫別人信你們的那一套？

二、拆廟、打和尚，這些事都是你們教唆的吧？

三、牛、馬，替莊稼人幹活，是通人性的牲口，你們就這麼饞，還要吃人家的肉？

四、還有，就是在日本拐賣人口，販賣到你們南蠻，這是怎麼回事？

注意，其實豐臣秀吉的這幾個不是提問，而是跟科埃略等人抱怨，也許是希望身為耶穌會要人的幾位“大德”能夠解決一些這些由來已久的問題。但是得到的回答全是一推六二五或乾脆甩鍋給別人，科埃略神父回覆道（注“——”後面皆是揣測秀吉等人的反應）：

首先，我們傳教時從不以暴力手段強迫任何人改變信仰——哦！用下火獄之類惡毒言辭恐嚇不算“暴力手段”，對吧？

其次，就是有時有晌的吃過牛肉，從不吃馬肉，你要是實在忌諱這個我們今後也可以連牛肉也不吃——這您可委屈大了？

第三，強佔寺廟神社，毆打和尚神官的事情是有的，但那是切只丹大名乾的，這些人也是太閣您的手下——得，都怨我，我管教不嚴。

最後，我們耶穌會也反對葡萄牙商人的奴隸買賣——然後呢？也沒見你們勸勸啊？

總之，耶穌會這邊的迴應讓豐臣秀吉十分不滿，再加上之前科埃略這些人還跟秀吉許願，答應用葡萄牙的大船替日本往朝鮮運兵，結果食言而肥······等等。於是新仇舊怨一起爆發，在天一亮，太閣公便下令：送客！所有的“伴天連”們給我從京都、伏見等地走人！

但是豐臣秀吉想不到的是，日本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起義就是由信奉天主教的農民們發動——島原之亂。

於是，曾經傲視京畿一切神社佛閣的南蠻寺被查封拆毀。

但是《伴天連追放令》並非是後世的“鎖國”。雖然這份檔案的具體內容已經亡佚，但是有一條確實各版本都存在的，那就是不禁止南蠻貿易。

四年後，天正十九年，西班牙使臣向豐臣秀吉進貢方物，以此為契機，京都的天主教活動開始復甦。文祿三年（1594AD）耶穌會和弗蘭西斯科會的傳教士進入京都，大興土木的修建了修道院、聖安娜醫院、聖約瑟醫院，並且形成了一片“大舀（通臼）町”。

此時富有的武士們在戰場上穿著來自米蘭兵工廠的板甲——南蠻胴具足，脖子上戴著拉夫領、腳上蹬著高筒皮靴；貴婦人掛著金十字架、腕上纏繞著紅珊瑚的玫瑰念珠、寢室內放著金唐革的箱包和繪著泰西王侯佳麗的屏風······南蠻風成了“一夜暴富”的標誌，而天主教也在京都似乎是紮下了根。

帶著拉夫領、穿著天鵝絨洋裝的織田信長。

信長被視為熱愛外來事物的典型，但事實上他並沒有那麼“激進”。

直到慶長元年的秋天，一艘從呂宋出發，計劃駛往墨西哥的商船聖菲利普號，被風暴吹到日本土佐。按慣例，日本政府會派人檢查商船並向船員聞訊情況。結果這個甲必丹（船長）夜郎自大，不僅講西班牙如何的星辰大海、雖遠必誅，還說什麼宗教是帝國的夥伴（類似的話，在哥倫布航海之前，有人跟伊莎貝爾女王說過）。這些話，不要說是已經對天主教有成見的太閣君臣，任何一個政府的當權者聽了都不會置之不理。

再加上經過一番明察暗訪，豐臣秀吉發現，皈依天主教的多是遊民階層，很少有農民信仰這個。而遊民階層的不確定性和破壞性更是令作為日本之王的秀吉感到了恐怖——天主教信仰與遊民階層一旦結合，那就會成為一股滔天巨浪。於是秀吉立刻下令鎮壓，並以十分殘忍的手段處死二十六名被抓獲的傳教士和教民，導致了“二十六聖徒殉教”的悲慘結果。

不過即使是在“二十六聖徒”殉教之後，京都及日本各地繼續信奉天主教的人也並沒有斷絕，也就是說豐臣秀吉對天主教的鎮壓沒有繼續。而有人經過研究發現，被處決的“二十六聖徒”基本上都是屬於弗蘭西斯科會系統，所以便不由得懷疑有著競爭關係的耶穌會在整個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慶長十八年（1613AD），新幕府德川家開始對天主教厲行鎮壓，京都的教民們拉倒鴨川上原刑場上，以往身上壓米袋子的方式逼迫其該宗。至元和五年（1619AD）包括孕婦、兒童在內的五十二名天主教徒在七條河原被處以火刑，是為“元和大殉教”。自此之後，直到幕末，京都地區都不曾有過任何公開的天主教信仰。而那個充滿著異域風情的浮華歲月，在京都所留下的只是幾尊刻有聖母像浮雕的織部石燈籠。

切只丹石燈籠是織部石燈籠的一種，上面往往刻有十字架或聖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