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領域反思自身的一個方法是回顧自己的歷史，然而很難獲得關於學術領域的客觀歷史。因為如果歷史學家本人是這個學術領域的實踐者，他自己就帶有偏見，很容易偏袒學術領域中某一個或某一些分支；如果他不屬於那個學術領域中的實踐者，他不可能，擁有辨別學術領域發展中有意義和無意義的事件的能力。”

這是懷特在闡述自己觀點的過程中提到的一段話，這段論述極富哲學的思辨意味，同樣的思辨話語，文中還有許多。如“當我們同時看不見一個茶几的正反兩面時，我們看到茶几的一面，就可以肯定他有兩面。因為‘一面’的概念，起碼包含了‘另一面’ ”。

懷特並不承認自己是新歷史主義學者，但卻被學術界普遍看作是新歷史主義的重要理論家和辯護人。確實，他的許多著作反映了新歷史主義的重要觀點。如在專攻19世紀歐洲思想史的背景下，他提出了著名的“元歷史”理論，這是與分析批判的歷史哲學相區別的思辨的歷史哲學。他試圖為歷史程序的整體提供一種意義，並展示一種發展的方向。

先簡單地說一說新歷史主義。新歷史主義的文學批評實踐，跨越了歷史學、人類學、藝術學、政治學、文學、經濟學等各學科的界限，同時也借用了“流通、協談、交換”等其他學術領域的術語，並有意識地解構經濟與非經濟的二分法。

在新歷史主義者的眼中，文學藝術並不是一個脫離經濟環境的自治領域，它同樣在最大限度地謀求物質或象徵的利潤。新歷史主義試圖在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找出社會流通的蹤跡是如何被塗抹掉的。自然，在新歷史主義者看來，批評者與文字之間的關係不是冷冰冰的“醫生與病人”的關係，批評者不應該以從事科學的方式來解剖文字，而應該與文字保持一種相互影響的同謀關係。

懷特認為，必須將對歷史的理解看作是一種語言結構，透過這種語言結構才能把握歷史的真實價值。由此，懷特強調，歷史的深層結構是失“詩性的”，是充滿了虛構想象加工的。

懷特還進一步區分了歷史話語的三種解釋策略，即形式論證、情節敘事、意識形態意義，在每一種解釋策略中，歷史學家都可以選擇四種相對應的可能的表達方式。

與形式論證解釋相對應的，是形式主義、有機主義、機械論和語境論的表達方式。

與情節敘事解釋相對應的，是傳奇原型、戲劇原型、悲劇原型和反諷原型的表達方式。

與意識形態意義解釋相對應的，是無政府主義、保守主義、激進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表達方式。

換句話說，如此一來，歷史學家就變得像詩人一樣去預想未來歷史的展開和範疇，並與他用來解釋真實歷史事件的理論相吻合了。

在亞里士多德的《詩學》裡，歷史敘述已發生的事，詩則描述可能發生的事，歷史敘述不合乎必然律，詩的敘述和乎必然律。亞里士多德說，詩比歷史更高，他沒有看到歷史揭示事物發展規律的特點。而在懷特這裡，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懷特，或者說新歷史主義者，他們在思考歷史範疇的時候，多了詩人一樣的目光，這是另一個方向的選擇。

自然，懷特將歷史詩意化的研究，便受到了文藝理論家和歷史學家的雙重批評。不過，他堅持認為，解決文字與歷史的關係，是新歷史主義研究的關鍵，因為歷史事件不是“真實”，“真實”只能出現在追求真實的話語闡述和觀念構造之中，因此，必須打通學科的界限，使文學文字與歷史文字在“元歷史”的理論框架中迴歸敘事。正如懷特論著中極具思辨意味的語言一樣，對於懷特的文藝理論，我們應辯證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