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品芝麻官》是牛得草的代表作和牛派丑角藝術傳世之作，金不換得牛得草親傳，展現了牛派藝術風采。近日，幸在上海城市劇院觀看了由金不換主演此劇，精湛演技讓在場觀眾連連叫好。

該劇目能夠受到廣大觀眾歡迎是因為它具有獨特藝術性。一是表現手法上《七品芝麻官》強化了劇本的文學性，削去了遊離於人物性格和劇情之外的說唱成分，代之以生動詼諧、雅俗共賞性格化、生活化、形象化語言。

另一方面敘事表現上既遵從了中國戲曲劇本線型結構、故事首尾完整性和演出連續性，同時又更加註重了情節傳奇性、豐富性以及構思巧妙、手法新穎。劇中最經典的臺詞：

“當官不與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由金不換當場書寫並以對聯形式出現在舞臺上，具有很強劇場效果。

唐成面臨著棘手問題時唱道：“小青蛙我要把長蟲戲，小雞娃我要鬥鬥惡老鵰。”這種生動形象比喻既說明了他和誥命夫人地位懸殊，又帶有非常濃郁鄉土氣息和民間色彩。這些無疑使唐成身上濃郁的基層小官幽默詼諧人物形象更加生動自然，拉近了與觀眾距離，增強了整個劇目表現力。

而極具戲劇性情節在唐成與誥命夫人的幾次交鋒中表現明顯，第一次交鋒中誥命夫人盛氣凌人，唐知縣只能忍氣吞聲。而在辦案交鋒中，唐成憑藉機智推理、充足證據讓誥命夫人無話可說。

從最初得意洋洋到後來成為階下囚，大起大落、大悲大喜、曲折跌宕的故事情節讓人看了暢快淋漓。因此，這一型別劇目普遍受到觀眾歡迎。

二是顯示了豫劇牛派藝術圓中有方，方中有圓表演特色，既有精絕嚴格規範，又有機智即興變通。快念、快唱、快笑是紮實的白口功“三絕”。帽翅功、扇子功、鬍子功是特色表演中的“三諧”。

在《七品芝麻官》“唸白”一場中，金不換在表演上頗具風采，故意將狀紙拿倒，然後再拿正。唸白結合唐成從鎮定到惱怒的心理活動從慢到快。唐成坐轎下鄉檢視一場，其扇子功、顛轎、帽翅功等豫劇丑角表演技藝得到充分表現。

如唐成舉扇當胸，扇遮半面，左右各轉動數次，配合兩個帽翅一上一下，上下翻飛。雙手模仿敲鼓動作，把他想越熱鬧越好的心理充分表現出來。觀眾在欣賞他嫻熟帽翅功、扇子功時爆發出陣陣掌聲。

鼻音也是其標誌性特點，講究綿軟淳厚的韻味，其唱腔以低八度本嗓配合鼻腔共鳴，在眾多豫劇流派中獨樹一幟。

三是站在平民立場上，幽默通俗地反映時代精神，頌揚了七品芝麻官唐成不畏權勢、為民做主的精神。以喜劇形式展現嚴肅命題的主要因素包括：唐成的喜劇性格，即他那幽默的語言、非常規行為處事方式。

在王法與強權較量時他勇敢選擇了王法，在縣衙審問時以確鑿人證物證駁得誥命夫人理屈詞窮，最終被唐成解赴京城受審。運用對比藝術手段，對幾個膽小怕事、只保自己烏紗帽不管百姓死活的官員諷刺。該劇作就這樣吧崇高與滑稽在一齣劇中、在一個人物性格上和諧地統一起來，讓觀眾在嬉笑中得到啟示、宣洩情感，這就是《七品芝麻官》的獨到之處。

常言說：“醜是戲中膽”，可見丑角在戲曲中有著舉足輕重位置。在中國戲劇中丑角出現得相當早，總體來說根據人物不同可分為文丑和武丑兩大行當。《七品芝麻官》中的唐成一角則明顯屬於文丑中的袍帶醜，又名官醜。

丑角往往以滑稽動作、扮相和表演，進行插科打諢，不僅能緩和劇情當中緊張矛盾衝突，而且能為觀眾帶來輕鬆愉悅好心情。大多數的丑角具有面醜心善特點，在滑稽可笑的外表下觀眾能看到世界上最真善美東西。丑角憑藉著自身特色與不可替代性，在戲曲表演藝術中不可或缺。

新中國成立以來，人們在享受著日益提高物質文化生活的同時，又十分關注社會風氣好壞，特別是官風好壞。我們黨一貫堅持反腐倡廉政治立場，《七品芝麻官》的創作者把這種情緒與劇目相結合，嬉笑怒罵中既鋪墊了劇情又深刻諷刺了官場上與不作為。

在傳統的戲曲劇目中，此類寓教於樂的好戲實有不少。丑角往往起到了畫龍點睛作用，不僅滿足了觀眾審美趣味，同時也起到了對社會問題的刻畫作用，有很好警示和教育意義。

醜行中的演員能帶給大家歡聲笑語，又能借角色詼諧幽默說出民眾心聲，為這一行當藝術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這些“面醜心美”的角色，應當受到人們尊愛；這些“醜中見美”的劇目更應該被重視，讓丑角發出更耀眼藝術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