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國家打擊犯罪的檢察院，放過故意傷害罪的嫌疑人，卻得到民眾一致讚歎，怎麼回事兒呢？

近日，甘肅隴南成縣人民檢察院的一份《不起訴決定書》引起熱議。

據媒體報道：2021年12月18日，石某來到張某家中，對張某女兒進行猥褻，被張某發現後離開。誰知，就在同一天，石某竟又來到張某家中試圖猥褻其女兒，張某隨即對石某進行毆打，先是猛踹其腰部，隨後用家用木把掃帚毆打其腰部、腿部。經甘肅省成縣公安司法鑑定，石某傷情構成輕傷二級，達到刑事追責標準。

公安偵查結束後，本該啟動公訴流程的檢察院——決定對張某某不起訴。

這份決定書一經公佈，網友無不拍手讚歎，稱其“

完全符合大眾的心理期待

”。

這並不是近年來唯一一份被民眾認可、稱讚的《不起訴決定書》：

2019年，貴陽市白雲區人民檢察院對一起涉嫌危險駕駛罪的案件決定不起訴。涉案的張某在案發當晚飲酒後乘坐計程車回家並未親自駕駛車輛。回家後，女兒突發疾病急需送醫就診，張某這才駕駛車輛出行，途中被民警查獲，以危險駕駛罪移送起訴。

同樣是2019年，蘇州市吳江區檢察院對一起涉嫌盜竊的案件決定不起訴。涉案的鄭某年過六十，獨居且無兒女，低保戶。因生活困難，盜竊超市火腿、魚乾等食物充飢。案發後，警方以涉嫌盜竊罪移送起訴。

案由不同，但這三份《不起訴決定書》引起了人們相同的感受——

涉案人的行為論罪當罰，但綜合前因後果，情有可原。

“情有可原”，一個溫情脈脈的詞語，似乎與嚴肅冷峻的刑法不相容。然而，

法諺有云：“法律不強人所難”，意思是，法律不會強迫行為人在難以守法的情形下堅持守法。

所有法律都是人們道德直覺的邏輯化，“正義”歸根到底是從人的內心生髮的感受，當社會大眾普遍認為“罪不當罰”時，法律也不會過度苛責。

這種思想，在刑法中被稱之為“期待可能性”理論。

就像前述案件裡那個網友評論的，

“是個正常人都會去打猥褻者！何況是爸爸！”

目前，我國《刑法》尚未將“期待可能性”定為法定免責事由，但不少條文都體現了其精神核心。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自不必說，最典型的當屬第十六條規定：“行為在客觀上雖然造成了損害結果，但是不是出於故意或過失，而是

由於不能抗拒

或者不能預見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張明楷認為，“由於不能抗拒”這一表述，說的就是缺乏期待可能性的情形。

其實大家回想一下，近些年引起全網大討論的那些案件，關鍵爭議點是不是都能用“期待可能性”概括？

無論是張扣扣殺人案還是於歡辱母殺人案，民眾之所以對犯罪人抱有同情心，皆是因為在某種程度上對他們行兇時內心的痛楚和憤恨感同身受，至少能夠部分理解。

犯罪應當受懲罰是一個問題，應當受多大懲罰是另一個問題。在量刑情節上，犯罪人的主觀惡性是重要影響因素；而期待可能性是考察主觀惡性時的重要影響因素——那些不具期待可能性的犯罪行為人，主觀惡性往往不大。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前述三個案件的《不起訴決定書》中均未明確出現“期待可能性”一詞，檢方的不起訴決定多是從情節輕微、取得刑事諒解、被害人存在過錯、主動認罪認罰等角度作出的。

這是因為復仇雖是能夠被理解的天然情感，但法律的存在給了人們合法復仇的武器。若人人都繞過法律尋求親手實現正義，那麼社會必將陷入“以暴制暴”的混亂之中，因此，刑法不鼓勵私力救濟。

另外，現實生活紛繁複雜，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並非是非此即彼的問題，而是像正當防衛與防衛過當一樣，存在程度差別。這也是為什麼在張扣扣案和於歡案中，儘管輿論普遍對其抱以同情，法律仍然嚴格依法判處他們有罪。

今年六月，刑法學界泰斗級學者張明楷在《人民法院報》發文詳細介紹了期待可能性理論，在結尾時他說：

綜上所述，從期待可能性理論可以看到，刑法也是考慮人性弱點的，它既有嚴厲的一面，也有溫情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