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表示，亡國和亡天下不一樣。

每當讀到近代史，總會迎面撲來一種屈辱感。

忍不住站在道德制高點，去審判晚清政府的賣國行徑：你們難道不知道恥辱麼？不怕萬世罵名？也不怕列祖列宗的唾棄？

慈禧肯定會輕蔑地回答我：不怕。一切都得從利益說起。

一個市場主體在做理性權衡的時候，機會成本的首要考慮的因素，

晚清

政府也是如此。被列強胖揍了一頓，究竟是死戰到底還是城下之盟，這不是一個道德問題，而是理性抉擇。

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清政府選擇了我們今天看來是喪權辱國的城下之盟，其實對清政府來說是利益最大化、損失最小化的最優選擇。

從邏輯上來說，不平等條約根本不存在。

如果清政府覺得不平等，完全可以繼續再戰，哪怕打到國困民窮都可以，因為民間一直不乏自發的抗擊侵略者的事蹟，比如廣州三元里人民的戰鬥、太平天國運動、臺灣人民的反抗以及義和團運動等等。

但清政府認為自己選擇割地賠款這種喪權辱國的行為，要比自己所放棄的國家和百姓利益要更重要。

經過一番算計，可以看出，對清政府來說，這些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其實是平等的。用老百姓的血汗錢來繼續維持自己的統治，這筆買賣很划算。

花一筆錢就可以繼續苟延殘喘、吃香喝辣，有何不可？反正有四萬萬韭菜可以收割。

同樣是面對喪權辱國的威脅，我們看看俄國皇帝尼古拉二世的反應。在1904年的日俄戰爭中，俄國敗了。

日本說：我要30億賠款。

尼古拉二世說：要錢沒有，不服再打！

隨後，日本認慫，得到俄國在中國東三省的利益後，便不敢再提別的要求。

俄國的主力部隊在歐洲戰場，國內起義頻發、革命不斷，面對新崛起而且佔盡地理優勢的日本，俄國鞭長莫及。

經過權衡，大方地吐出自己在中國東三省的利益，反正是中國買單，自己本錢還在；而日本一提出要俄國出血的時候，尼古拉二世斷然拒絕。

同樣是被侵略，清政府認為割地賠款是平等的，尼古拉二世認為割地賠款是不平等的。都是各自深思熟慮的結果，而並不是“迫不得已”。

清政府這種商人式的算計，在中法戰爭中體現

得

更加淋漓盡致。

1885年，清軍已經取得了對法軍的勝利，但清政府再次“跪舔”，主動拉攏法國人，簽訂了《中法新約》，承認法國人才是越南的老大。

這對清政府來說，其實還是一筆劃算的買賣：趕緊把越南這個燙手的山芋扔出去，好好搞國內建設才是真的，同年，清政府在臺灣設省。

在我們眼裡痛心疾首的民族大義，在清政府眼裡不過是一筆交易而已；在我們眼裡的喪權辱國，在清政府眼中只是鞏固政權的手段。

我們今天的人應當而且必須認為列強和清政府簽訂的條約是不平等的，因為我們如果遇到類似的事情，一定會奮起反抗，保家衛國是我們考慮的第一件事。因為，主權在民。

而清政府首要關心只是自己家族利益，皇權永固才是第一位，民眾只是奴才而已。

梁啟超在《少年中國說》中一針見血指出：

“夫古昔之中國者，雖有國之名，而未成國之形也。或為家族之國，或為酋長之國，或為諸侯封建之國，或為一王專制之國······且我中國疇昔，豈嘗有國家哉？不過有朝廷耳······朝也者，一家之私產也。國也者，人民之公產也。”

條約背後只有權衡利弊，和軍事實力、道德沒有直接的關係。我們在1919年的時候，內憂外患的程度不比清政府嚴重，而我們的外交使節毅然決然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

所以，我們不必義憤填膺，不必為清政府的自私交易感到屈辱甚至同情，那正中下懷。清政府也正是這樣為自己辯護的：不是我想賣國，而是敵人太狡猾。

清政府巴不得我們對他們心生憐憫，這樣他們可以降低自己內心的罪惡感。

同理，幽雲十六州也根本沒那麼重要，只是兩宋政府為自己的無能找的一個藉口罷了。

首發於 2021-06-26 18：11

加餐：

“我們”是怎麼被塑造的？

臧洪式的忠義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