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格拉斯哥白銀行創立以來。十五年間，商業競已加倍。蘇格蘭的商業自兩公立銀行，蘇格蘭銀行和皇家銀行，在愛丁堡創立以來，就不只增加了四倍。……說蘇格蘭這個時期的工商業大有進步，並且說銀行之設立就是它們增進的一個大原因，總不見得錯誤。”

斯密在這裡以銀行創造流通手段的實效來為銀行券制度辯護

：

如果說這種制度創造瞭如此巨大的工商業的增長，那麼冒點紙幣可能導致的風險也是值得的。為了把這道理說得更透徹些，斯密把眼光放得更長遠些，對

1707

年英格蘭與蘇格蘭合併前後的情況進行比較研究，發現”未合併前，蘇格蘭通用的金銀幣價值合計不下於一百萬鎊，它的鈔票發行很少，在全部通貨中，僅佔極小部分。現在蘇格蘭的全部通貨，估計當不下二百萬鎊，但其中金銀幣大概不過五十萬鎊。

但是，蘇格蘭的金銀幣雖是大減了，它的真實財富，它的繁榮，卻絲毫未受損害。反之，農工商各業的發達，是很明顯的，土地與勞動的年產物的增加，也很明顯。”斯密在這裡用紙幣制度在促進真實財富的增進中的巨大作用來肯定了這種制度，這是他的”真實財富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在斯密之後半個多世紀的銀行學派的主張裡，就滲透了這種論辯的思想。銀行學派代表人物托馬斯·圖克就是立足這個思路反對通貨學派。我們知道，英國是近代銀行業的故鄉，審慎是英國銀行業的基本特徵和風格所在，也是世界各國的榜樣。當時連英國首相皮爾也站在通貨學派之列。皮爾首相以當時發生於美國的”個人財產被毀、政府的信用崩潰、整個美國的商業陷於癱瘓”為例，大加撻伐所謂只要銀行券保持即期的可兌換性則不會對經濟產生負作用的觀點。

皮爾首相問

：

美國的銀行業儘管保持著銀行券的即期可兌換性，那麼美國的商業為什麼還是陷入癱瘓了呢

？

”如果即期的可兌換性是

`

一種制約，那它為什麼沒有在美國起到作用呢

？

”針對首相的這一反問，圖克的回答另闢蹊徑，這卻無意中牽出了另一個問題，即政府紙幣，不能把致府紙幣與銀行券混為一談。”

美國的銀行業與我國的銀行業毫無相似之處。在這些州發行的和流通的紙幣，包括象面值二角五分那樣低的紙幣，具有強制性政府紙幣的最惡劣的特徵。這些州的銀行隨便放款，在許多情況下是把款放給本銀行的董事，不要求提供任何擔保品，而這些銀行的經營者卻得到了州政府的保護。欺詐與愚蠢的結合，達到了銀行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

圖克的這個見解常為人忽視。依筆者之見，既然圖克認定美國當時的商業癱瘓不由銀行券引起，而由極其惡劣的政府紙幣和銀行與政府合謀這兩個原因引起，那麼，正是從這裡開始，圖克把關於貨幣制度之正當性和正義性的追問，由銀行券制度轉向了政府紙幣制度以及政府對銀行的庇護，這開啟了本篇下文的主題。當然，圖克升非無條什地為銀行券制度辯護，他認為在兩種情況下，銀行券會造成巨大危害，一是銀行券發行超過了必要量

；

二是發鈔銀行破產。這兩種情況會導致同一個結果

：

銀行券的即時兌付遭到中止。只有在這兩種情況下，銀行券制度才表現出它的非正義性。

但這種非正義性之產生，原因並不在銀行制度本身，而在政府。圖克說:”政府如此小心地竭力使社會免遭不足值金屬貨幣的損害，卻聽任每一個想從事銀行家職業的冒險家發行偽造的紙幣，這種紙幣既沒有內在價值,對最終的兌換也沒有任何充分的擔保，在很多情況下簡直就是欺詐，遭受欺詐的往往是人數最多而又孤弱無援的階層以及那些最不堪承受損失的人。”

圖克這段話的後半段體現出異常強烈的正義性，旗幟鮮明地指出，銀行家濫發的銀行券是極不道德的欺詐，而受害最大的是普通民眾。也正是由此點擴充套件開去，他認為美國的銀行家固然不可信任，但如果由政府發行紙幣，那是更惡劣的。他的政策觀點是

：

反對在皮爾首相手上透過的旨在讓銀行券具有

100%

的貴金屬準備的《銀行特許狀法》，而主張在部分準備制度下，經由銀行家的理性的限定創造更多的流通工具，這種創造行為應在政府的立法和監督下進行。如此做，才是立足於現實的正義，而非通貨學派那樣，只有烏托邦式的正義。

馬克恩以他獨特的眼光發現了，並以獨特的方式揭開了銀行券促進工商業資本增值的秘訣。如果說上述亞當

·斯密對銀行券所做的是歷史事實的考察，圖克所做的是對現實法令的剖析，那麼馬克思所做的是一種嚴密的理論思辨。馬克思說

：

”銀行家的不斷處在公眾手中並作為流通手段執行職能的銀行券數額，除了紙張和印刷以外，無須他花費分文。這是對他自己簽發的流通債券（匯票

）

，但它們會為他帶來貨幣，因而會成為使它的資本增值的手段。”

把金融從人類權利意識視角上定義為”增值期待”，在此又一次得到證實

：

銀行家發出銀行券，其目的決不是單純地為流通中增加交易工具，在這種表象之下，總是隱含著一種增值衝動，也就是說，貨幣在任何情況下都有把自己變成資本、尋機增值的傾向。正是因為這個傾向是內在的，是貨幣的天性，那麼在不受外在約束的情況下，銀行家總是想冒險去過度創造銀行券。

銀行券制度可能的非正義性正隱含在貨幣的”自然地傾向於把自己變為資本以求增值”的天性之中。同時，馬克思更看到了銀行券在現實的創造與運轉中包含的非正義因素。比如銀行的黃金準備並不多，資本中的一大部分是由政府發行的公債構成的，而這部分卻與黃金等同起來，共同在起風險準備的作用。但這是自欺欺人的，因為公債的品質和穩定性根本是無法與黃金相比的。

但為什麼銀行心照不宣地樂意這麼做呢

？

因為一則可以為自己過度創造銀行券的衝動找到一個虛弱的基礎，二則可以用這個辦法把政府與自己銀行的命運捆綁在一起。而對於持票人來說，既然這個銀行與政府緊密結合，那它的保證性應該更強一些。持票人的這種安全幻覺事實上擴大了銀行的膽量。以英格蘭銀行來說，它所開出的銀行券數量儘管嚴重過度，黃金準備顯得過少，保證力很弱，但是卻少有人想到持票到英格蘭銀行兌取黃金。它的銀行券就和紙幣一樣，在市面上不斷地被轉手，而且為所有人所相信和最樂意接受。

只有當社會普遍地出現不信任狀況（英格蘭銀行歷史上確實也遇到過幾次）時，英格蘭銀行捉襟見肘的信用保證窘況才顯露出來，卻不為--般人所知，政府立即伸出一隻”看得見的手”幫助它運動來所需要的黃金，化險為夷。從這個情況看，英格蘭銀行長期秘密地保持著一個極不正義的原則,享有著不公平競爭的巨大權益。英格蘭銀行事實上重心是在經營信用，而不是經營信用的保證質物。

馬克思說

：

”在大多數國家裡，發行銀行券的主要銀行，作為國家銀行和私人銀行之間的奇特混合物，事實上有國家的信用作為後盾，它們的銀行券在不同程度上是合法的支付手段

；

因為在這裡可以明顯看到的是，銀行家經營的是信用本身，而銀行券不過是流通的信用符號。”

這個發現，甚為重要，因為現代紙幣制度正是從這種混合物中卵生出來的

：

政府擺脫了麻煩的黃金，也擺脫了麻煩的作為創造貨幣的銀行，而自己單打獨鬥地發行法令貨幣。真正的紙幣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