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蝟大概多少元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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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迪斯對林肯的評價是“堅定而不任性，正直而不自以為是，正義而不說教。”連續三組排比都是為了凸顯如何將貌似矛盾的品格融於一體。

英國哲學家以賽亞·伯林有一則有關狐狸和刺蝟的譬喻廣為人知：“狐狸知曉許多事，刺蝟只專注於一件大事。”這句話用來形容兩類人：狐狸比喻那種心思靈活，遇事應變能力強的人；刺蝟則代表那種做事一根筋，卻能持之以恆，堅韌不拔的型別。歷史上的名人偉人，身上大多都可以找到狐狸或者刺蝟的影子，但真正偉大的人卻常常能把這兩種看似矛盾的品格集於一身，美國曆史學家約翰·加迪斯在《論大戰略》（On Grand Strategy）中對這種同時具有兩種品格的人推崇備至，加迪斯認為歷史的大轉型期，需要的正是能同時駕馭這兩種品格的人。

On Grand Strategy

林肯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就是大轉型期中一隻有狐性的刺蝟。

廢奴前夜

美國南北戰爭是林肯面臨的最大挑戰，南北戰爭中林肯廢奴則是他終身的成就，為後世垂範。如果梳理一下林肯如何打贏內戰，避免了國家的分裂，又是如何最終廢除奴隸制，解除了美國建國以來最大的不公平，不難發現，“目標堅定，手段靈活”是他在轉型期中成就大事業的不二法門。

美國內戰爆發前的1859年，是值得關注的一年。在當年的一次拍賣上，黑奴的人均價格超過700美元，以此計算，整個南方600萬黑奴總資產價值約40億美元。黑奴相比土地而言，是更好的資產。美國南方的土地優劣不一，且不是那麼容易流轉，黑奴則不同，因此圍繞黑奴的交易非常熱絡。一年之後，1860年的另一次拍賣，黑奴的人均價格超過了1000美元，有一陣子“黑奴熱”像淘金潮一樣，不斷推高黑奴的資產價格，甚至黑奴的孩子（家生子）的價錢也水漲船高，體現出當時的人要麼對南方奴隸制度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不會被廢除非常有信心，要麼就是背後有巨大的金融驅動力。

黑奴制是美國獨立之後遺留的最大的政治包袱。為了贏得創始十三個州的聯盟，美國開國元勳用維持現狀和擱置爭議的方式避免正面應對非正義的黑奴制度，把解決黑奴制度扔給了後人。黑奴被界定為人加資產。作為人，他們按照五分之三的比例計入各州的人口，作為計算各州眾議員名額的基數（每個州按照人口的多寡確定眾議員的人數），同時美國憲法也把奴隸作為一項財產，給予保護。

這種做法是一種典型的對南方的妥協，黑奴人口打折計入總人口，保證了南方以人口計算的選舉總統的選舉人票數和眾議員人數，足以在美國建國早期的聯邦政治中抗衡北方。對黑奴作為資產予以憲法保護，則確保了南方農場主的經濟利益。

這種平衡在1860年前後被打破，北方吸收了超過200萬來自愛爾蘭和德國的移民。打破了南北人口比，也就是打破了政治平衡。在美國拓邊的西進運動中，南北方的政治博弈聚焦在奴隸制的存廢問題上，南方竭盡全力發展新領地為蓄奴州，因為他們擔心如果自由州的數量顯著增加，在聯邦參議院裡的南北政治平衡也會被打破。

工業革命後以英國引領的全球化讓美國北方越來越不能失去南方。南方的棉花為英國的機器棉紡工業提供了最重要的原材料，也是美國出口的大宗。同時，北方的工業化程序剛剛開始，需要進口大量的英國工業品，比如說鋪設鐵路的鋼軌和火車的機車。南北經濟，一個出超，一個入超，整合起來恰恰保證了美國經濟整體的國際收支平衡。南方如果獨立，北方將陷入支付危機。

這就是林肯就任美國總統之後面臨的棘手局面。南方為了維持奴隸制，不惜以退出聯邦作為要挾，因為在南方莊園主看來，於公於私，如果廢奴是大勢所趨，他們都將是受損害的一方——政治天平倒向北方，經濟上則是最重要的資產清零，甚至債務累累，因為以黑奴作為抵押的借款比比皆是。

南北戰爭可能避免麼？聯邦政府可能用贖買的方式來解放黑奴麼？不可能！美國政府當年的預算只有6500萬美元，以1859年黑奴的資產價格計算，聯邦政府62年不吃不喝省吃儉用才能負擔。

林肯因此只有一個目標，對此他異常堅定，那就是確保聯邦不瓦解，確保南方不獨立。

林肯其人

馬克思稱林肯是“勞動階層一心一意（為民謀福利）的兒子”。和許多同時代的人相比，他沒有煊赫的家室，也不是開國元勳的子侄，出生在肯塔基州的一個貧苦家庭。他沒有受過正規的高等教育，18歲開始做過各種不同的職業，最終成為一名土地測繪員。

在政治上，林肯也不是年紀輕輕就獨佔鰲頭的那種，甚至可以說他是一步一個腳印在政壇穩紮穩打的典型。25歲他競選伊利諾伊州的州議員成功，連任三屆，經過州內政治的洗禮，他開始積累起進軍全國政壇的雄心。37歲的時候，他經過幾次競選失敗，終於當選聯邦參議員，進入首都華盛頓的全國政壇。1960年，他成功當選美國總統，此時他51歲。

加迪斯在《論大戰略》裡認為一個優秀的領導者需要駕馭三大重要元素：規模、空間和時間。

John Lewis Gaddis/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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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就是恰當的比例，也就是處事懂得拿捏分寸，不驚慌，不自滿，有韌性，有應對。空間，是期望與外部環境交匯的地方，也就是理想面對現實的場景，需要有大局觀，有靈活度，敢於取捨。時間，強調的則是把握好恰當的時機，有等待的耐心。

這三點，需要經驗的積累與現實生活的錘鍊。對複雜生命體的研究發現，混亂中往往能湧現出秩序，尤其在生命體不斷的湧現和變異過程中，反而能形成適應新環境的能力。人也是如此，能夠適應新環境的能力就是韌性，就人而言，有韌性比僵化的思想更容易適應未知的環境。

林肯有基層的磨練，有失敗的經驗，從小事做起，在政治上並不謀求晉升的速度，有足夠的耐心等待自己爭取下一個政治目標的時機。機會來臨的時候，他的政治野心也會增長，但從來不會跳出可控的範圍。在任何時候，他都保持低調，懂得韜光養晦。

林肯很懂得Humility（謙遜）與Humiliate（羞辱）的區別，兩個英文詞都源自同一個拉丁語詞根，也就是“接地氣的”，根植於土地的。追根溯源，謙遜的本意是紮根土地，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會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因為平等，因為和別人一樣接地氣，所以才會謙遜，才會知道自己的平凡和不足，才不會自以為是。羞辱則是因為脫離了生長的環境，開始離地飄升，缺乏地氣，與平民百姓的距離越來越遠，自滿自大，最終則可能落得被羞辱的結局。

美國曆史上第六任總統約翰·昆西·亞當斯（小亞當斯）是林肯最好的對比。小亞當斯是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的長子，也是美國建國創始人二代中的佼佼者，是一個從小就被培養要成為美國總統的人。小亞斯和他父親一樣，只做了一任總統，而且得位不當（利用程式，雖然輸掉了選舉人票，因為競選者沒有人贏得多數票，小亞當斯用幕後手段，經由眾議院選舉當選）。下臺之後，亞當斯競選麻省眾議員獲勝，算是自降一等，然後才真正深入基層，才真正在政治上有所建樹。這也是美國曆史上絕無僅有的一例，卸任總統會選擇競選政治影響力要低得多的聯邦眾議員。對於亞當斯來說，這是他的救贖。

小亞當斯煊赫的家世給了他宏大的期望，這種期望激勵他，推動他，也成為他縈繞不去的夢魘。在關鍵時刻，也就是1825年大選時，選舉人團投票99：84，他的競爭對手傑克遜領先的時候，他失去了“常識”，沒有大方地認輸，卻利用規則漏洞和幕後操控攫取了總統之位，不僅任上少有建樹，而且在四年之後被灰溜溜地攆下臺。他之所以後半生在眾議員位子上做了二十年，就是因為那兒接地氣，那兒能讓他找回並運用“常識”。

林肯與小亞當斯的對比，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不斷在摸爬滾打中積累的經驗（也就是在邊緣混亂中形成的韌性），比那些無知者無畏要強，因為無知者面對挫折的衝擊會無知所措；同樣，豐富經驗的人也比含著“金勺子出生”的人要更能適應未知的環境，因為他們不會自以為是。

堅定的目標，靈活的手段

1861年南北戰爭打響之後，廢奴為什麼不是林肯的第一個決策？難道南北戰爭不就是要解救黑奴於水火之中麼？

不是的，廢奴不是林肯堅持的目標，他的首要目標是維持聯邦的完整。

直到1962年的8月，他仍然公開演說道：“我最重要的目標是拯救聯邦，而不是保留或者摧毀奴隸制。如果我能拯救聯邦卻不用給一個奴隸以自由，我會這麼做。如果我需要給所有奴隸以自由才能拯救聯邦，我也會那麼做……”

他並不是言不由衷，拯救黑奴從來不是他的首要目標。開戰之時，他禁止軍官給被俘的黑奴以自由，因為他希望遵守憲法中對私有財產，包括把黑奴作為私有財產的保護。開戰之際也絕不是廢奴的好時機，因為那會極大地強化敵人，把敵人逼上絕境。

但林肯絕不是不務實的人，當軍隊讓逃脫的黑奴為部隊做後勤支援工作時，他也並沒有反對。

隨著戰爭的進展，戰鬥陷入膠著，北方一直沒有開啟局面，林肯開始意識到，解放黑奴的政策會成為推動戰爭格局改變的那顆多米諾骨牌。北軍已經開始徵召黑奴作為支援，難道戰爭結束之後，還會有人把曾經與自己並肩戰鬥的黑人重新打回成奴隸麼？既然北軍已經取得了一場慘勝，為什麼不借機擴大戰果？這是廢奴最好的時機，因為可以瓦解對方，壯大自己。南方的農場一定會發生騷動，北軍一定會有更多黑奴主動參戰，敵我態勢會因此發生巨大分化。

這就是林肯對時機的判斷，太早廢奴會葬送掉南北戰爭。但是在交戰的過程中，林肯開始清醒意識到，解決美國立國者在建國時面臨兩難困局——要麼解放奴隸，那麼十三個州一定不可能合成一個強大的聯邦；要麼選擇聯邦，那麼就要姑息南方的奴隸制——落在了自己的肩頭。建國者選擇了合作優先，至於存在的內部矛盾（黑奴制），則留給後代來解決。兩代人以後，奴隸制的存廢已經成為聯邦中最大的矛盾，既然已經爆發了內戰，徹底清除奴隸制，也就是清除建國時殘留的大矛盾，大問題，大不義，自然就內化成了內戰的目標之一。換句話說，開戰之後不久，局面演變成打贏戰爭才能挽救聯邦，而廢奴可以幫助打贏戰爭，廢奴也會一勞永逸地解決建國之初就埋下的主要內部矛盾，廢奴與挽救聯邦的目標也就統一了。

那麼會不會違憲呢？在清醒認識了首要目標之後，林肯改變了原先的看法，儘管解放黑奴將是美國曆史上最大的一次沒有補償的對私有財產的侵犯，但戰爭可以把違憲的變成合法的。

1863年1月1日，林肯簽署頒佈《解放黑人奴隸宣言》。他對廢奴時機的選擇，凸顯了他掌握“空間和時間”的嫻熟。空間是理想與現實的碰撞，林肯的經歷告訴我們，經歷了現實的淘洗，不僅讓理想的實現有了具體的步驟，甚至讓理想被忽略的部分也全部展現出來。其實，在美國拓邊的西進過程中，在聯邦裡容納奴隸制的靈活性越來越小，只是為了顧全聯邦的大局，當政者一直在姑息奴隸制的推廣。林肯在內戰開打之後才清醒意識到，在挽救聯邦的內戰中徹底解決奴隸制，也會完成對建國者姑息不正義行為的救贖。

審視歷史，會發現人的自由選擇和歷史的必然性也是一對矛盾。歷史的演進絕不只是某個偶然事件能促發的，比如說薩拉熱窩發生的對奧匈帝國王儲斐迪南大公的刺殺。當然歷史也絕不只是註定，例如大國崛起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雖然大多數以戰爭告終，卻也有和平崛起的案例。關鍵時刻關鍵人物的關鍵選擇，可以左右歷史的發展。但是這種關鍵人物有他的特質。林肯就是擁有這種特質的關鍵人物：他接地氣，有經驗的積累，所以擁有了適應未知的韌性；他堅守目標，並能夠在歷史的程序中把目標看得更為清晰，所以他才會抓住時機，把貫徹自己的首要目標——拯救聯邦——與廢除黑奴制度這一遲到的救贖合二為一；他有足夠的靈活度，他懂得取捨，他會洞察大局而改變，但他為了達成目標始終堅韌不拔。

就像本文開篇已點明的他就是大轉型期中一隻有狐性的刺蝟。（作者為《經濟學人·商論》執行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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