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2日，奧地利首都維也納街頭。2022年1月1日，奧地利有望成為歐洲第5個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此舉遭到天主教以及右翼政黨的反對。 （新華社/圖）

一個普通的房間，擺放著一張簡易的鐵架子床，旁邊鋪著淡雅花布的桌子上擺放著一隻玻璃杯，藥品要等待醫生注射……

這是全球“死亡產業鏈”的一個環節。支持者讚揚其充滿了科學、法治與人道主義，反對者則指責它是貪婪、沒人性的“殺人工廠”。

“輔助自殺”還是“預防自殺”

2021年10月，愛珍（Tonchin）決定從東京飛往蘇黎世一探安樂死的究竟。這一幕，讓她又一次猶豫不決：母親已處於肝癌晚期，正經歷著發熱、嘔吐、腹痛以及不能正常進食的痛苦。

“很想打一針就永遠地睡過去了。”愛珍的母親多次表達實施安樂死的願望。但發病期一過，她的母親又流露出安詳的笑容。

重症給愛珍的母親帶來痛苦，“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東亞儒家傳統思想觀念則為愛珍帶來精神的折磨。

多年來，安樂死合法化問題一直困擾著世界各國，不同國家有著不同的立法，這直接導致瑞士等開放型安樂死國家的相關產業欣欣向榮。

愛珍說，她透過網際網路搜尋引擎很容易就查到了至少20家瑞士安樂死服務商。其中，一家名為“解脫”（Exit）的機構引起了她的注意，尤其它的客戶包括104歲的澳大利亞生態學家大衛·古道爾（David Goodall）。

不過，對愛珍及其母親影響更大的是日本NHK電視臺播出的《她選擇了安樂死》。這部紀錄片講述的是日本女子小島美奈子記錄在身患絕症時的抉擇，以及遠赴瑞士尋求安樂死的全過程。

小島美奈子成長在一個單親家庭，她一生沒有談過戀愛。48歲那一年，小島美奈子在體檢時查出患有罕見病多系統萎縮症。

不久，她開始出現語言功能退化，肌肉開始萎縮，只能依靠輪椅行動，幾次自殺都以失敗告終。最終，美奈子選擇遠赴瑞士實施安樂死。

“我現在真的感到很幸福，真的特別感謝你們。”2018年11月的一天，小島美奈子在姐姐的陪同下按動了輸液管的開關，攝像機也記錄了她久違了的笑容。

這部紀錄片又一次拉開了跨國安樂死的冰山一角。日本是全球最早進入老齡化，也是老齡化程度最嚴重的國家之一。2019年，該國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為3588萬，佔總人口的28。4%。

臨終關懷一直是日本經濟和社會的重要領域，但日本法律不允許“協助自殺”。面對日漸增長的需求以及法律不允許安樂死的現實，瑞士的安樂宕機構一直尋求在日本社會“擴大業務”，它們的官網或社交媒體賬號上甚至設有日文客服專區。

在全球，瑞士是為數不多的允許為外國公民實施安樂死的國家。不過，也只有“解脫”（Exit）和“尊嚴”（Dignitas）等少數幾家瑞士安樂宕機構被允許對外國人開放。

但上述兩家安樂宕機構都否認是“輔助自殺機構”。恰恰相反，它們反而自稱肩負著“預防自殺”的使命。

“尊嚴”（Dignitas）還在官網上登載著這樣一個故事：一名身患多發性硬化症（MS）的德國患者，向該組織傳送電子郵件尋求安樂死。1小時內，“尊嚴”的工作人員就回覆信函，推薦她與一名富有止疼經驗的德國醫生聯絡。

後來，這名德國患者得到了及時的救助，“幸虧沒有直接去瑞士，求死時卻得到了一條活路”。

一項統計顯示，只有14%向安樂宕機構求助的人會馬上付諸行動。愛珍也注意到，每當母親病情發作時，只能依靠止疼針進入昏沉狀態。昏睡前，她會明確表達尋求安樂死的願望。醒來後，她卻又對安樂死一事隻字不提。

瑞士法律禁止“主動安樂死”，要求必須在當事人完全自願的情形下才能實施“醫療協助自殺”，俗稱安樂死，即由醫生開處方、備藥劑，患者自願自行服用或開啟含有致死藥物注射的開關。

從“富人的特權”到“滑坡效應”

上世紀80年代，安樂死運營機構在瑞士如雨後春筍般地冒出來，這包括解脫（Exit）、尊嚴（Dignitas）、精神永生（Eternal Spirit）等馳名全球的老牌安樂宕機構。

赴瑞士的“安樂死旅行者”數量逐年攀升。1998年至2013年，僅英國就有244人到瑞士實施安樂死。2018年，在瑞士提契諾州，僅“解脫”（Exit）一家安樂宕機構就協助905人實施了安樂死。如今，每年都有超過1000人透過“協助自殺”結束生命，加入安樂宕機構的成員人數也在迅速增加。

多數安樂宕機構都公開標榜“非營利”。不過，安樂死的費用頗為高昂，至少需要10萬瑞郎（約合人民幣68萬元），通常還要先成為這些安樂宕機構的會員，每年至少還得繳納80瑞郎的年費。一些瑞士安樂宕機構會對支付能力不足的人提供折扣或免費服務。

“去瑞士協助自殺只適合那些有錢人，有尊嚴地死去是富人的特權。”瑞士資訊網站（SWI）援引葡萄牙人安娜的話。

“非營利”只是為了打一個擦邊球。據1942年出臺並實施至今的瑞士刑法規定，為了個人私利而唆使他人自殺或協助自殺均屬違法行為。如果並非出於個人或團體利益驅使而協助他人結束生命，就不會受到法律制裁。

對安樂死的批評聲中，就有對安樂宕機構將“生死商業化”的不滿。從東京飛抵蘇黎世機場後，愛珍就遇到了迎面而來的“安樂死掮客”。那些安樂死的推銷者時常穿著黑禮服，遊走於醫院的門診樓、住院區以及養老院等老人經常出現的地方，並公開灌輸“安樂死是一種有尊嚴的死法”。

近年來，為了降低安樂死的運營成本，一些瑞士安樂宕機構還將遊輪開往客戶所在國家附近的公海上，進行集中安樂死服務。相較於遠赴瑞士或者遊輪等高昂的安樂死成本，一種自行網購藥品、專人遠端指導的“全球化網路安樂死”也悄然出現。

歐盟的一項研究還發現，安樂死運營者不再侷限於那些身體被疾病困擾的老年人群，它在重度精神病、患有自殺傾向的人群中也開始發展“客戶”。

安樂死被質疑遭到了濫用，這被稱為“滑坡效應”（slippery slope），歐洲已發生多起爭議性安樂死事件。2012年，雙胞胎馬克和艾迪·佛貝森（Marc and Eddy Verbessem）在得知將失去視力後，以“無法忍受見不到對方”為由獲准安樂死。

兩年後，時年44歲的內森·韋浩斯特（Nathan Verhelst）因為變性手術失敗而申請安樂死，並獲得透過。2015年，年近24歲的比利時姑娘艾米麗（Emily）因為抑鬱症而獲准安樂死，更是引起輿論譁然。

“荷蘭、比利時的法律允許一些原本還可以再活許多年的病人，以‘心理疾病’‘厭倦生命’‘感到孤獨’等莫名其妙的理由接受安樂死，這是很危險的。”荷蘭倫理學專家西奧·布林（Theo Boer）原本是一名安樂死的支持者，並從2005年起擔任荷蘭安樂死審查委員會的成員。

但他日漸悲觀地發現，安樂死在歐洲已變得“非常流行”，甚至成為癌症病人治療過程中一項“內定模式”，一種“時髦的死亡方式”，一些國家的政府和社會也因此忽略長期居家護理的重要性以及提高醫療資源供給的責任。

“一旦瓶子中的‘妖怪’被釋放出來，就很難再把它收回去了。”2014年，西奧·布林憂心忡忡地退出了荷蘭安樂死審查委員會。

歐洲興起“拋棄文化”？

對安樂死最激烈的反對聲來自宗教界。在社交媒體上，不少穆斯林明確表示反對安樂死，他們認為自行結束生命的人將會“下地獄”。

“支援安樂死，是當今歐洲文化的悲劇之一……在這種拋棄文化的集體潛意識中，老人、身患絕症的病人以及不想要的胎兒都是可以拋棄的。”2021年10月，羅馬教皇方濟各（Pope Francis）也開腔批評歐洲盛行“拋棄文化”。

在羅馬教會、歐洲右翼政黨看來，不少國家都面臨著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沉重醫療負擔，這導致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接受安樂死合法化。

2021年3月，西班牙議會下院以202票贊成、140票反對、2票棄權的結果通過了安樂死法案。在此之前，協助他人自殺在西班牙最高可判10年有期徒刑。

近年來，支援安樂死的國家日漸增多。截至2021年11月，全球有荷蘭、瑞士、比利時、西班牙、加拿大和哥倫比亞等國家允許安樂死。2022年1月1日，奧地利有望成為歐洲第5個將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

對安樂死實施，上述國家都有著較為嚴格的法律程式。西班牙法律規定，只有在“遭受嚴重且無法治癒的疾病或嚴重的慢性病導致無法自理”時，才可以申請安樂死。並且，申請者必須是西班牙籍成年人，若非西班牙國籍，必須在過去12個月內連續居住在該國境內。

歷史上，英國一度走在安樂死支援國家的前列。1935年，它就成立了全球第一家自願安樂死合法化委員會，並在醫學實踐中對無法救助的病人進行過“無痛苦治療”。

如今，安樂死在英國依舊頗具爭議。2016年夏天，英國廣播公司（BBC）播出了紀錄片《如何死亡：西蒙的選擇》，它講述的是57歲身患絕症的西蒙選擇安樂死的過程。

西蒙的勇敢與不幸，至今仍讓很多英國人潸然淚下，也掀起了英國社會就安樂死合法化的廣泛爭論。在此前的2015年9月，英國下議院曾以118票贊成、330票反對否決了安樂死合法化議案。

英國議會多次就安樂死進行討論，預計仍需要數年才能透過法案。

義大利也走在安樂死合法化的邊緣地帶。2019年9月，義大利憲法法院作出裁定，如果一個人因為承受著“難以忍受的痛苦”而想要結束生命時，他人協助其死亡並不構成犯罪。

這項有利於安樂死的裁定緣起於一場意外。據義大利《共和國報》報道，2014年6月13日，名為安東尼亞尼（Fabiano Antoniani）的音樂製作人在歸家途中發生車禍，導致其雙眼失明和脊髓損傷，手腳也無法活動，需要他人協助才能進食。

安東尼亞尼說，車禍讓他“身心痛苦”。但他在義大利無法獲得安樂死，2017年2月，安東尼亞尼在瑞士“尊嚴”旗下的一家診所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不久，協助並陪同他前往瑞士的安樂死支持者卡帕託（Marco Cappato）受到義大利檢察機關的指控。

一旦指控成立，卡帕託將面臨最高12年的監禁。最終，義大利憲法法院對其作出了無罪判決。2021年8月，一項安樂死合法化的倡議得到75萬名義大利人的署名支援，已超過就相關議題進行公投所需的50萬人門檻。2022年，義大利有望就安樂死合法化議題進行公投。

不過，90％以上的義大利人都信奉天主教。在天主教的傳統教義中，安樂死通常被認為是不可接受的。同樣，在天主教信徒佔多數的波蘭、愛爾蘭、德國等國家，安樂死合法化的程序也是一波三折。

“安樂死是醫學技術的必要領域”？

在德國，安樂死屬於最具爭議的法律與社會話題之一。二戰後，安樂死合法化問題更是在左與右之間至少5次搖擺。

1952年，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第一刑事審判庭在判決中表示，幫助自殺行為不受刑事處罰。8年後，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又作出一項新的判定，照顧者面對其負有照顧義務的人具有絕對的救助義務。同時，德國《刑法典》第13條和第323c條也規定，當行為人實施自殺行為，在其喪失行為能力與意識的時候，他人具有救助義務。

按照這項判例，在病人自殺的過程中，如果親屬、醫生給予了幫助和支援，例如提供了毒劑，可以不受刑事處罰。但是，當病人自己注射毒針導致其喪失行為能力與意識的時候，醫生卻又必須對自殺者履行救助的義務。

兩項判決相互矛盾，讓安樂死相關參與者左右為難，不得不謹慎行事。直到1984年，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又作出一項新判定：自己願意負責並且是由於自己行為而給自己帶來的危害不屬於傷害罪和殺人罪的行為構成。

這意味著，行為人自己安排的、自己實現的、自己促進的自殺行為，對於他人而言不構成殺人罪或傷害罪。

1984年的新判定也為安樂死打開了綠燈，德國安樂死行業開始悄然興起。但是，德國聯邦議院在2015年12月又通過了刑法第217條，禁止商業性安樂死。

一時，安樂死服務機構在德國迅速銷聲匿跡，醫生也不敢輕易為病人提供安樂死諮詢，執意進行安樂死的絕症患者只能前往瑞士等鄰國。

那些沒有行動能力或經濟實力進行出國安樂死的病人，就只能請求親人幫助實施自殺。按照德國的法律規定，儘管這不必承擔刑事責任，但是，誰又願意在臨別之際讓親人揹負“殺人”的精神負擔？

刑法第217條禁止商業性安樂死，又一次在德國社會引起廣泛爭議。據民調機構Emnid的統計，49%的受訪者表示支援“協助死亡”合法化，也有41%的受訪者表示反對。

2020年3月，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宣佈，廢除刑法第217條禁止商業性安樂死的條款。

“一個人決定自殺雖然很令人惋惜，但必須被接受。”德國憲法法院院長安德烈亞斯·沃斯庫勒（Andreas Vosskuhle）在宣佈廢除刑法第217條時說，自殺是“受保護的基本權利”。

多年來，當德國人激辯安樂死合法化問題時，總是難以迴避一個揮之不去的歷史陰影：在納粹統治時期，有數十萬人被定義為“無價值的生命”，以“安樂死”的名義被殘酷地殺害。

“從1939年開始，大約30萬名德國人在‘安樂死’的名義下遭到謀殺。”慕尼黑大學的醫學史專家霍恩多夫（Gerrit Hohendorf）透露。

他還在其專著《以死亡解脫痛苦》中寫道，安樂死（Euthanasia）源於希臘文Euthanatos，原本指“幸福地死去”，蘇格拉底、柏拉圖等古希臘哲學家都支援安樂死，英國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也曾寫道，“長壽是生物醫學的崇高目標目的，安樂死是醫學技術的必要領域。”

當前，僅次於日本和義大利，德國的老齡化程度在全球排名第三，65歲以上老人佔8315萬總人口的21。1%。德國所在的歐盟也整體步入了“超高齡社會”，據歐洲統計局公佈的資料，2019年，歐盟27國65歲以上老齡人口達9050萬，佔總人口的20。3%。2050年，這一數字將達到29。4%。

老齡化、少子化以及帶來的“孤獨死”現象正迅速成為歐洲社會的新常態，也促使人們改變著對安樂死的傳統觀念。

南方週末特約撰稿 康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