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農民起義界，張獻忠有三個與眾不同的特點，第一個特點是脾氣極壞，是超出了天際的那種壞。普通人脾氣壞點也就頂多在嗓門上表示表示，但是張獻忠的壞脾氣風格就很不一樣了，簡單來說就是拿起屠刀立地成魔！所以眾多史料在記述張獻忠的時候，最常用到的一個字就是“殺”。

比如，《明史紀事本末》說他“暴豪嗜殺”，《明季北略》說他“天性好殺”。最形象的要數《明史》，說他是“一日不殺人，輒悒悒不樂。”

甚至連當時入川的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也湊這個熱鬧，他們雖然在成都受到大西陣營的優待，但在寫《聖教入川記》時仍然瞎說了不少大實話，說“獻忠性情殘暴，稍有不順，狂怒隨之，或刑或殺，視人命如草芥”。

其它諸如“獻忠殺人無算”、“虐殺僧道”之類的話，《聖教入川記》中也出現了許多次。更珍貴的是，這書還記下了張獻忠對自己亂殺人行為的解釋，他說：“吾殺若輩，實救若輩於世上諸苦。雖殺之，實愛之也。”也就是說在他自己看來，殺人對他而言是積德行善做好事！這種混淆善惡的無恥之言，讓虔誠的傳教士們也不能忍了，他們大膽猜測張獻忠存在神經方面的疾病，簡稱“有神經病”。

在我們大家的通常印象裡，農民起義一般乾的都是以有道伐無道的正義之舉，但這樣一個殺人成癮的張獻忠顯然是例外。更例外的是，張獻忠作為明末農民軍陣營中“無道流”的旗幟性人物，還偏偏是眾多大佬中混得時間最長的人。在大佬們先後嗝屁的佇列裡，張獻忠搶到了最後的位置。

這就是張獻忠在明末農民起義界的第二個特點：混得最久。

跟張獻忠長達十八年的漫長造反生涯相比，明末農民軍第一任盟主王嘉胤只混了短短的三四年，就被曹文詔幹掉了。第二任盟主王自用也就混了五六年，便死在了鄧玘軍的箭下。第三任盟主高迎祥在掘焚皇陵時已經混了七八年，但不久的一年後他將在崇禎的注視下死於千刀萬剮，所以也快混到頭了。而那位被吹上天的李自成雖然混了十七年，但他的嗝屁時間還是比張獻忠早了兩年。

甚至在1647年張獻忠戰死之後，他的三個養子又作為領軍人物繼續混了十幾年。比如，原大西國撫南將軍劉文秀混到了1658年，原大西國平東將軍孫可望混到了1660年，原大西國安西將軍李定國混到了1662年。

雖然在李自成的餘部中，也有劉體仁、郝永忠等人撐了十多年門面，但若把張獻忠集團稱作明末農民起義界的常青樹，高迎祥、羅汝才等其他大佬應該是說不出反對意見的。

講到這，就自然會發現張獻忠在明末農民起義界還應當有第三個特點，那就是能力出眾。

自己特能混，手下們也特能混，沒點出眾的能力是不可能辦到的。最為難得的是，張獻忠殘殺了那麼多手無寸鐵的無辜之人，最後還能落個北上抗清戰死沙場的英雄般結局，實在是比敗亡途中被民兵所殺的李自成要幸運很多。

關於張獻忠的才能，當時身在四川的西方傳教士們在《聖教入川記》中，給了他一個非常類似“治世能臣、亂世奸雄”的評價，說他“智識宏深、決斷過人”，“其才足以治國”，但又因為他“有神經病”而嗜殺，所以“不足以為人主”。

有能力、有智謀的張獻忠，是怎麼走上嗜殺的不歸路的呢？

現代有人調查了他少年時的經歷，推測他可能因為成長中遭遇過太多的挫敗，因此形成了一種“反社會型人格”。而這個“反社會型人格”一點也不高階大氣上檔次，因為它在今天世界衛生組織的疾病分類中，被歸到了神經病一類。這與當年傳教士們根據親身見聞所得出的結論基本一致。

在24歲參加農民起義軍之前，張獻忠自幼時以來有條不紊地遭遇了一個接一個的挫敗。首先是家境很差，母親很早就去世了，幼年的張獻忠跟著做小販的父親四處奔波，他父親奔走外鄉所遭受的欺凌，大都也在他心裡落下了一份。甚至在一次父親遭遇欺辱時，小小張獻忠立下誓言：“我復來時，盡殺爾等，方洩我恨！”可見用極端手段反抗報復的思想，很早就在這個孩童心裡紮了根。

其次是求學闖禍，父親千辛萬苦把小張獻忠送入學堂讀書，結果他反而把同學當成發洩暴力的物件，據說還打死了一個學生，導致張家賠了個傾家蕩產，最終不僅書讀不下去，還被父親趕出家門。

最後是事業不順，張獻忠離家之後從事過的工作包括捕快、邊兵和囚犯，結果當鋪快被開除，當邊兵被構陷，所以去做了囚犯。囚犯工作做完之後，正趕上府谷山賊王嘉胤由幹綁票轉型幹起義，張獻忠於是前去入夥，從此一干就是十八年。

在這十八年造反生涯中，與高李合夥攻入中都鳳陽、掘焚朱明皇陵，堪稱是張獻忠的一大光輝時刻。以張獻忠狡黠多詐的性格，在鳳陽皇宮跟李自成鬧得那點小嫌隙，並不可能是他脫離高李、獨闖江淮的全部原因，其後的事情也足以證明這一點。

江淮地區位於今天安徽和江蘇兩省的中部，張獻忠曾先後率部五次進入安徽，第一次就是崇禎八年（1635年）一月攻鳳陽的這一次。隨後高張李在鳳陽分開，高迎祥、李自成率部向西返回河南，而張獻忠則一路向南闖蕩江淮，但最後他們殊途同歸在三月時又聚到陝西。

箇中原因的關鍵自然是洪承疇，洪總督新官上任成為征剿農民軍的前線總指揮後，最初的計劃是調動所有能調動的兵力，齊入河南圍剿聚集在那裡的農民軍主力。但是洪承疇人尚未來得及出陝西，農民軍就在滎陽大會勝利閉幕後攻入鳳陽，掘了皇帝家的祖墳。

朝代還在祖墳沒了這種事，在明朝之前是毫無先例的。皇帝還坐在龍椅上管著事，皇帝的祖宗就被粗暴地從地下請出來這種事，在崇禎之前也是毫無先例的。當然，這種過於匪夷所思的事情如何處理，在洪承疇之前的歷朝臣僚中也無人有此經驗，他作為下屬的內心體驗是極度崩潰的，他揹負著六個月內滅賊的考核壓力，唯一能自救的方式就是拼命工作。

崇禎八年（1635年）三月初一，洪承疇抵達了河南汝寧府（府治在今汝南縣）。鑑於鳳陽附近農民軍已分路西進河南、南下江淮的動向，以及官軍已經大部進入河南或者雲集河南周邊的態勢，洪承疇調整部署將目標指向從鳳陽回軍河南的高迎祥、李自成，打算幹掉他們為崇禎報掘焚皇陵之仇，順帶穩一穩自己在崇禎心目中的能臣形象。

高迎祥、李自成的返豫路線是從太和（今屬阜陽）走歸德（今為商丘），分路從洪承疇的頭上闖入了豫東的夏邑、寧陵等地，與在那裡的羅汝才、九條龍等部會合，然後一路向西橫穿整個河南。

農民軍的這條入陝路線，避過了官軍重兵集結的鄂豫陝交界地帶，而且在行動的發起時間上又比洪承疇早了一個月。因此，各路官軍尚未來得及執行洪承疇所調整的部署，高李等部就已走出河南取道終南山，進入了官軍兵力幾乎被抽空的陝西中北部，跑到富平、寧州一帶故地重遊，洪承疇的復仇計劃宣告失敗。

與此同時，從鳳陽南下闖蕩江淮的張獻忠，在先後攻擊巢縣、舒城、廬江、廬州、潛山、太湖、宿松等地後，已經從皖南取道霍山、英山轉入湖廣，與在那裡的馬守應匯成一股。於是，作為掘焚皇陵的兇手之一，洪承疇又將復仇的目標指向了張獻忠，打算進兵湖北剿殺這股農民軍。

可是張獻忠在麻城會和馬守應後並未停留，而是也一路向西取道商州進入陝西，到達鳳翔與高迎祥等部會師。至此，洪承疇履新以來聚兵河南、進剿湖北的計劃，在短時間內全部失敗了。更為棘手的是，六個月內滅賊的期限已經過去近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