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錢鍾書》，湯晏著，文化發展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360頁，58。00元

《錢鍾書》2019年1月出版於文化發展出版社，之前以各色名目出版：《民國第一才子錢鍾書》（2001年12月，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代才子錢鍾書》

（2005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千古文章未盡才：錢鍾書》

（2013年3月，龍門書局）

。

作傳的人對傳主的生平並沒用功考索，老愛另出手眼，東拉西扯地比附別人的軼事，以擴張篇幅，或出奇制勝。如他自鳴得意的“是找出了在英國史上一年內有三位君王的名字及其年代”“談到美國作家厄普代克（John Updike）與錢鍾書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之類。再就是“不憚其煩地老遠一次次來信問”傳主的遺孀，偏聽偏信。譬如第五章：“錢鍾書於1935年8月13日，偕新娘楊絳離開上海，到倫敦已是8月底。楊絳致湯晏函（2000年4月30日）。這個啟程日期是楊絳先生告訴我的，很驚奇的是過了六十五年後她尚能記得。”空口無憑，單文孤證，如何就認定“她記得”？這位“正途出身”的作者，露出“史學方法”上基本訓練的缺乏，教人“驚奇”。《申報》1935年8月6日《中英庚款會考選留英生今日放洋乘凱森號輪首途》，9月14日《我留英學生十三日抵倫敦》。亦見同時的《中央日報》《新聞報》《時事新報》《民報》以及《清華校友通訊》。錢先生當時也自記“海行匝月”

（《賃廡臥病裁詩排悶》）

。楊絳自己七十多歲本來就昭告天下“我健忘症與年俱增”

（《錢鍾書手不釋卷》）

，連自己父親的死日也記不住

（詳見我2018年8月29日發表在《南方都市報》上的《楊絳的記憶力》）

。儘管作傳者繁文縟引，猶不厭供給者之心（汪榮祖《槐聚心史·弁言》：“楊先生說，錢鍾書傳頗令她失望，她提供的資料未善加利用”云云）。

作者於錢鍾書著作“黯淡地缺乏興趣”，只要看他的自招

（第十章）

：“錢鍾書說過研究作者生平，就是不研究作者作品的‘防空洞’（2000年7月20日楊絳與湯晏書）。誠哉斯言！筆者即是一例，不過俟這部傳記寫完，倘假吾歲月，也許有一天會走出‘防空洞’。”按“研究作者生平就是不研究作者作品的‘防空洞’”不通，“不”準是“躲避”的誤憶——“考訂作者的傳記，往往是躲避研究作品本身的防空洞”

（劉夢溪《七十述學》第十章引錄錢先生復書）

。

徒手入市而欲百物為我有，不得不出於竊。聊舉犖犖大者。

例一

李洪巖《智者的心路歷程——錢鍾書生平與學術》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2002年5月）

第一章：

錢祖耆有四個兒子，兩個女兒，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排行老三。錢基博是一位學問淹貫的鴻文大儒。他在清光緒十三年丁亥二月二日，與胞弟錢基厚孿生於無錫城連元街吳氏住宅。鄭逸梅《藝林散葉》第1968條：“梁溪錢孫卿與錢基博為孿生兄弟，面貌相類，初識者幾難辨別。”

湯晏《錢鍾書》第一章：

錢福炯［sic。］共生四子二女。長子錢基成（子蘭）、次子基治（仁卿）、老三老四錢基博（子泉）與錢基厚（孫卿）。女二錢素琴和錢月琴。基治先歿。錢基博乃是錢鍾書的父親，是一位學淹貫博的鴻文大儒。基博生於光緒十三年農曆二月二日，與孟子同生日，他與弟弟基厚是雙胞胎。據鄭逸梅《藝林散葉》中說：“梁溪錢基博、基厚，為攣生兄弟，面貌相類，初識者幾難辨別。”

按“學淹貫博”這個詞兒是湯晏獨家創造，用錢先生的話，“稍改頭換面，未能掩盜襲之跡，徒成瘡疣耳”。同類如第二章把李洪巖的“父親之苦心，躍然紙上”抄作“做父親的一片拳拳之心，躍然紙上”。對“文德”或“學術道德規範”，湯晏心裡透明白，你看他的嚴厲正經

（第三章）

：“孔慶茂《錢鍾書傳》的資料來源自夏志清的《重會錢鍾書紀實》，但孔慶茂未註明出處，這是孔不老實的地方。但夏志清弄錯了，孔也跟著弄錯了，很不應該。”——白克明《評〈錢鍾書與楊絳〉》早已道及。

例二

李洪巖第二章：

關公若進了《說唐》，他的青龍偃月刀只有八十斤重，怎敵得李元霸那一對八百斤重的錘頭子？李元霸若進入《西遊記》，怎敵得孫悟空那一萬三千斤的金箍棒？假如來個“關公戰秦瓊”，那勝負又當如何？在這些疑問與納悶中，已倏然閃動著錢鍾書後來“以解頤資解詁”的某些治學特色。

湯晏第二章：

若關公進《說唐》，他的青龍偃月刀只有八十斤重，怎能敵得過李元霸那一對八百斤重的錘頭子呢？但是假如李元霸進了《西遊記》裡，又怎能敵得過孫悟空那一萬三千斤的金箍棒？假如來個“關公戰秦瓊”，那勝負又當如何？這種三隅之反的思索均可窺日後錢鍾書“以解頤資解詁”的治學特色。

按“假如”以前都取材自楊絳《記錢鍾書與圍城》，真所謂“雖欲不用，山川其舍諸”者。“以解頤資解詁”是李洪巖對錢先生的“解頤正復資解詁也”

（《管錐編·全晉文》卷論戴逵《放達為非道論》）

的理解或解釋

（詳見第十六章）

。“史家之文”“惟恐出之於己”是“文史通義”，不必置喙，可為什麼要蹈襲人家的議論呢？湯書初名《錢鍾書新傳》，2000年在《純文學》月刊連載前十章。當年忽蒙王敬羲先生贈閱《純文學》月刊，我寫信致謝，順便指摘湯晏的抄襲和錯誤；王先生於2000年5月號刊出我的信（有脫文），並每月快遞《錢鍾書新傳》校樣命我讎訂。而湯晏若罔知聞，還照舊寫錯錢先生爺爺的名字。

例三

陳致《余英時教授訪談錄》

（《明報月刊》2007年9月號）

：

錢賓四師收到錢鍾書一封兩頁的親筆信，信上說，蘇州即將慶祝兩千五百年建城紀念，準備舉行大會。“有關方面”託他寫信“先容”，後面將有正式邀請函。賓四師並沒有回信。後來楊絳還寫了一篇回憶文章，提及此事，對於賓四師置之不理，似有微詞。其實賓四師此時對錢基博、鍾書父子好像也有些心理不平衡。起因是楊絳寫過一篇文章稱頌錢鍾書的絕世天才，其中引了一個例子。1931年賓四師的名著《國學概論》上原有錢基博先生的序，而且“有所針砭”。賓四師在自序中還特別向“子泉宗老”致謝。但楊文第一次揭露：這篇序竟是錢鍾書代筆。這事很快傳到賓四師耳中，他的感覺可想而知。他原以為“子泉宗老”對他的著作很鄭重嚴肅，不料竟不肯親自下筆，委之年甫弱冠的兒子。所以後來臺北聯經的《全集》本《國學概論》中便不再收錢基博的序了，連帶著自序中謝“子泉宗老”的話當然也刪掉了。此事至今尚未受人注意，我覺得應該把事實說出來。

湯晏第二章：

楊絳寫了一篇文章《錢鍾書與圍城》大致是說錢鍾書寫文章早年就寫得很好，是一個大才子，他早年曾為他父親捉刀為錢穆的一本書寫序言，此即《國學概論》。楊絳的文章後來錢穆看到了，他當然不太高興，他本來認為錢基博會鄭重其事為他這本書寫序言的，結果沒有想到自己不寫，交給年未弱冠的兒子代筆。錢穆為人小氣得很，他對《國學概論》序言的具體反應有二：一、1983年是蘇州兩千五百年開城週年紀念，準備大事慶祝，錢鍾書受有關方面所託，親筆寫一信給錢穆，並說容後當有正式邀請函等雲，錢穆沒有回信，置之不理。二、臺北聯經出版社出版錢穆全集，全集裡有《國學概論》但沒有錢基博的序言，在他自序裡申謝“子泉宗老”的字句也沒有了。此一儒林掌故知者不多，茲錄於此聊博一粲也。

按這鈔胥可真老實賣力，連“未受人注意”也效顰學步作“知者不多”。余英時此說，王培軍《錢穆何以不復錢鍾書的信》

（《上海書評》2012年9月23日）

已有辯駁。代父寫序的事，錢先生登時就驚襮時人耳目

（常風《和錢鍾書同學的日子》，《山西文學》2000年9月號）

，恆時必津津樂道

（如1983年1月15日復黎活仁書，見《聯合報》1999年1月7日黎活仁《懷念錢鍾書先生》）

。

例四

李洪巖第二章：

在序文中，錢鍾書將曾國藩、翁同龢、李慈銘、王闓運、譚獻五家的日記予以綜合比較，進而探究各家治學為人的異同，認為曾國藩的日記連篇累牘，語簡不詳，知人論世，未克眾喻，過於簡樸。而翁同龢的才學與德性原本不如曾國藩，又慍於群小，蹙蹙靡騁，但由於久管樞要，為帝王之師，因此對內廷之供奉、宮壺之禁約，以及親貴之庸、人才之濫，也能旨婉詞隱，時有反映，可補史書之缺。王闓運的日記則支晦無俚，多記博塞奸進之事，不足滿足學人之望。李慈銘多文為富，其日記洋洋大觀，故實紛羅，文詞耀豔，卻不免徵逐酒色，奔走公卿，成為書中疵累。李氏承繼浙西之學餘緒，尊崇東漢鄭玄、許慎，訶禁西漢今文之學，認為那不過是供一二心思才智之士自便空疏的無用之學。譚獻雖為浙江人，卻顛倒於江蘇常州莊存與的今文經學，並信奉古文經學的六經皆史之說，推崇章學誠的《文史通義》，以為能洞究六經之原。李慈銘則瞧不起章學誠，並喜歡罵人。譚獻則於古人褒多貶少，微詞申旨，未嘗逸口。就文筆而論，李、譚二人雖同歸雅令，但李則祈向齊梁，慮周藻密；譚卻志尚魏晉，辭隱情繁。最後，錢鍾書不無得意地對徐彥寬的學問發了一番議論，明褒暗貶，又假謙真傲地說自己以“蹇產之思，赴筆來會，不能自休；生本南人，或尚存牖中窺日之風。丈人哂之邪？抑許之邪？”真是得意得很，令人想起寫《滕王閣詩序》的詩人王勃。

湯晏第二章：

在序文裡，錢鍾書將曾國藩、翁同龢、李慈銘、王闓運、譚獻五家的日記予以綜合比較，進而探究各家治學為人的異同，並乾淨利落批評一番，評得頭頭是道。他認為曾國藩的日記連篇累牘，語簡不詳，知人論世，未克眾喻，過於簡樸。而翁同龢的才學與德性原本不如曾國藩，又慍於群小，蹙蹙靡騁，但由於久管樞要，為帝王之師，因此內廷之供奉、宮壺之禁約，以及親貴之庸、人才之濫，也能旨婉詞隱，時有反映，可補史書之缺。王闓運的日記則支晦無俚，多記博塞奸進之事，不足滿足學人之望。李慈銘多文為富，其日記洋洋大觀，故實紛羅，文詞耀豔，卻不免在人品上徵逐酒色，奔走公卿，成為書中疵累。譚獻雖浙江人，卻顛倒於江蘇常州莊存與的今文經學，並信奉古文經學的六經皆史之說，推崇章學誠的《文史通義》，以為能洞究六經之原。最後，錢鍾書在序文裡對徐彥寬的學問發了一番議論，明褒暗貶，又假謙真傲地說自己以“蹇產之思，赴筆來會，不能自休；生本南人，或尚存牖中窺日之風。丈人哂之邪？抑許之邪？”錢鍾書筆下真意氣風發。

按在講究智慧財產權的當下，此等放肆地把抄書當著作，我一時上記不起第二個例。又按錢先生“暗貶”徐彥寬沒有？好像沒有。“宮壺”是“宮壼”之訛。

例五

李洪巖第三章：

此外，他還抄錄自己創作的若干首舊詩給羅家倫欣賞，這些舊詩是：《園遊偕鍾英同作》、《得石遺老人書並〈人日思家懷人〉詩，敬簡一首。老人囑：少讀書多作詩》、《小極》（以上作於1932年春）、《秋杪雜詩》五首（作於1932年秋）、《車赴海淀道中作》、《重遊虎邱》、《頌陀表丈見拙詩題一首奉答》（以上作於1933年春）。這些詩大都發表過，說明錢鍾書本人當時對之是頗感得意的。他在這些詩最後附言中說：“志希夫子詩伯［etc。］”。

湯晏第三章：

另外他又抄了早兩年在清華讀書時所作的十首舊詩，一併寄給羅家倫。這些舊詩是《園遊偕鍾英同作》、《得石遺老人書並人日思家懷人詩》、《小極》（以上作於1932年春）、《秋杪雜詩》五首（作於1932年秋）、《車赴海淀道中作》、《重遊虎邱》、《頌陀表丈見拙詩題一首奉答》（以上作於1933年春）。他在這些詩後附言中說：“志希夫子詩伯［etc。］。”這一組詩，他在清華四年級時寫就，均曾先後在《清華週刊》及《國風》上發表過。

按《小極》《重遊虎邱》《頌陀表丈見拙詩題一首奉答》胥未嘗“發表過”，《車赴海淀道中作》隨《上家大人論駢文流變書》刊於《光華大學半月刊》。李洪巖“大都發表過”不算錯，湯晏改抄成“均曾發表過”則大誤。又按“得石遺”云云題中的“敬簡一首”四字不可略簡。“在清華讀書時所作”“在清華四年級時寫就”，好個臃腫之筆。

例六

李洪巖第三章：

《不夠知己》包括了吳宓的剪影小傳。這篇吳宓小傳（Mr。 Wu Mi， A Scholar and a Gentleman）原本登在《週報》第七卷第四號（1934年1月25日出版），後由林語堂譯成中文，刊登於《人間世》半月刊第二期的《今人志》專欄。文章用開玩笑的語氣，若嘲若諷，在戲笑中維持著公正，明貶暗褒，用心本是善的，說吳宓“腦袋形似一顆炸彈”，“一對眼睛亮晶晶的像兩粒炙光的煤球”等等。吳宓對此不免有些生氣，而錢鍾書卻公開在《人間世》第二十九期（1935年6月5日出版）讚美溫氏“那支生龍活虎之筆”。不過，溫源寧的文章發表之初並沒有署名，許多人從文風上推測，一致認為是錢鍾書手筆，結果錢鍾書只好出來辯白，作了一首風趣、典雅而又裝扮出謙遜模樣的七言詩：“褚先生莫誤司遷，大作家原在那邊；文苑儒林公分有，淋漓難得筆如椽。”詩後有小注：“或有謂予為雨僧師作英文傳者，師知其非，聊引《盧氏雜記》王維語解嘲。”

湯晏第四章：

《不夠知己》中有一篇吳宓的剪影小傳（Profile），英文名Mr。 Wu Mi， A Scholar and a Gentleman，原載《週報》第七卷第四期（1934年1月25日）“Intimate Portraits”（親密寫真）專欄，後來由林語堂譯成中文，刊在《人間世》第二期“今人志”專欄。溫源寧的文章是滑稽式的玩笑，用錢鍾書的話“知嘲若諷，同樣地在譏諷中不失公平”。溫源寧說吳宓的“腦袋形似一顆炸彈”，而他的“一對眼睛亮晶晶的像兩粒炙光的煤球”，又說“世上有一種人，永遠不知所謂年少氣盛是怎麼一回事。雨生就是其中一個。雖然已年滿四十，他看起來總在三十與百歲之間，他待人寬，待己卻甚嚴”。他的立論“是人文主義者，雅典主義者；但是性癖上卻是徹頭徹尾底一個浪漫主義者”。吳宓“為人坦白無偽，所以此點人人都已看出，只有他自己看不見”。這篇小傳原文未署名，故此文一出，外界盛傳這篇剪影出自錢鍾書手筆，因為文筆、格調和語氣太像了。錢鍾書半為闢謠，半為解嘲，寫了首很風趣的小詩來辯白。詩云［etc。］詩裡有和典故，非注真明，故詩後錢鍾書附一個小注［etc。］。

按湯晏擴張李洪巖的“等等”為“又說”云云，表示他抄書時還偶或核對原文。世苟有作《抄襲之藝術》者，斯焉取斯。註釋或敷衍李洪巖的“文風”作“文筆、格調和語氣”，則顯示他“文風”的“滑稽”。再像湯晏第三章的“最後一條，錢鍾書對湯顯祖《牡丹亭》的影射作了索隱探求”於李洪巖第三章的“最後，他對《牡丹亭》的影射之事進行了索隱”為應聲之蟲；第五章的“雖然沒有那麼調皮，但旁徵博引則一。在錢氏所有的散文中好像唯有這一篇談到他內心的想法，用現代術語來說算是感性的文章”是李洪巖第五章“與他另外的短文小品相比，顯得不夠俏皮，並帶有幾絲寫實成分”的正仿和演義。“Intimate Portraits（親密寫真）專欄”則是襲用錢先生《不夠知己》的“當初這許多文章在《週報》‘親切寫真’欄（Intimate Portraits）中發表時”。不巧或不幸得緊，“Intimate Portraits”欄當初名“Unedited Biographies”（人物誌稿），“Mr。 Wu Mi （吳宓）， A Scholar And A Gentleman”是發表在“Unedited Biographies”欄裡的。又按“半為闢謠，半為解嘲”八字是稗販“不老實”的孔慶茂《錢鍾書傳》第三章。託七綴缽，補百衲衣，鈔胥之伎倆止此耳。用張治《錢鍾書研究述評》

（《古代文學前沿與評論》2021年8月第六輯）

對湯書的考語，“充斥滿篇的是人云亦云的轉述和見證”。

例七

李洪巖第四章：

光華大學的前身原是聖約翰大學。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時，聖約翰大學學生舉行抗議，懸半旗追悼死難同胞，該校美籍校長橫加壓制，惹怒全校師生，於是奮然脫離，在愛國民族資本家資助下於上海另起爐灶，故名光華大學。據錢鍾書當時的朋友回憶，著名學者張壽鏞、朱公謹、廖世承曾任該校校長，朱經農、張歆海、容啟兆曾任副校長。在該校擔任過教授或教師的還有童斐、蔣維喬、吳梅、嚴思椿、吳澤霖、呂思勉、胡適、徐志摩、羅隆基、王造時、樓桐孫、余上沅、顏任光、張江樹、胡剛復、謝霖、陸鼎揆、楊蔭溥、戴靄廬、胡慶治、何德奎、周煦良、曹未風、徐燕謀、沈昭文等人（蘇公雋《光華大學的誕生和變遷》，常熟《文史資料輯存》第四輯，1963年8月）。

湯晏第四章：

光華大學是上海較大的一所私立大學，原來是從聖約翰大學分出來的。緣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聖約翰學生抗議，懸半旗追悼死難人士，但該校洋人校長出來干涉，因此一部分師生憤而離校，由富商支援，乃另外成立了一個新大學，要光復中華，故名光華大學（請參閱蘇公雋《光華大學的誕生和變遷》，《常熟文史資料》第四輯，1963年8月）。很多著名學者和教授來光華教書：計有張壽鏞、朱公瑾、廖世承、朱經農、呂思勉、胡剛復和徐燕謀。胡適和徐志摩也在該校教過。

按徐燕謀在光華只是個講師，也不“著名”——在國立師範學院還是講師。抄書者給一連串的人名攪得眼花，不辨李洪巖的“教授或教師”。至於把《文史資料輯存》漫與作《常熟文史資料》，也許不值一提。

例八

孟令玲《錢鍾書的宋詩選注》

（田蕙蘭等編《錢鍾書楊絳研究資料》輯入）

：

錢氏的博雅舉世皆知，如果套一句殷海光的話“看腳註就可以盤‘老底’，大概就可以盤出一點錢氏的“老底”了。

湯晏第十一章：

看腳註就可以盤“老底”（殷海光語），則看《宋詩選注》的腳註，就可以盤出錢鍾書的一點“老底”了。

按作傳者的“老底”一目瞭然，不勞“盤”。

例九

湯晏第十三章敘述《圍城》兩種續書一大篇，全複製自施康強的兩篇文章

（《錢鍾書圍城續集》和《圍城大結局》，羅思編《寫在錢鍾書邊上》輯入）

。文長不錄。

例十

湯晏“附錄五錢鍾書訪哈佛”一篇，節抄自高峰楓《錢鍾書致方誌彤英文信兩通》

（《上海書評》2010年12月19日）

。

湯晏不客氣或無禮貌地利用他人創穫的史料，如第三章的張申府《民族自救的一方案》

（李洪巖第三章）

，第七章的鈕先銘《記錢鍾書夫婦》

（李洪巖和我編的《錢鍾書評論》）

，第九章的鄭朝宗《憶錢鍾書》

（牟曉朋和我編的《記錢鍾書先生》）

，其例不勝舉。第二章兩用《錢鍾書書札書鈔》，故意將作者名羅厚（我的筆名）斬除。湯晏如知“巫奇”是李洪巖的筆名，準不會讓他反覆出現在頭兩章裡，以便追隨第七章刪掉初刊本標示的“李洪巖《錢鍾書與近代學人》”。整本書，關涉錢鍾書的文獻，作者獨自採獲的只有一篇可資譚助的陳若曦小說《城裡城外》

（第十二章）

——宗璞《東藏記》的祖師，洵所謂“一本書不論多糟，總有些好處”也。

至於偶爾自出機杼，而敘事的剌謬，如第七章寫錢先生去滇入湘緣於“被解聘”（又兩番出現於自序——這書重複的話說了不知多少），議論的悠謬，如第四章稱錢先生“對石遺老人奉之若神明”，端宜別撰一文駁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