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哲學》是黑格爾晚年的一部著作，他將

必然性

引入歷史觀中，不再把歷史看作純粹由偶爾事件堆積而成的記憶；在黑格爾看來，歷史是“自由”精神沿著必然性的軌道持續進展的過程；為了說明這種必然性，他在書中舉了一個著名的例子。

歷史事件重複發生，呈現出必然性

以往，人們認為

凱撒

的成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在都拉基烏姆戰役中，他幾乎就要戰死沙場了，只因幸運女神的眷顧才得以生還；當時的西塞羅與布魯圖都認為只要除掉凱撒這個幸運兒，就可以援救奄奄一息的共和國，將其從獨裁官的壓迫下解放出來。於是，布魯圖發起了刺殺凱撒的行動，雖然

他成功殺死了凱撒，但沒能阻止共和國的滅亡

——另一個自稱“凱撒”的人——屋大維不僅清洗了共和主義者，而且還消滅其他兩名巨頭，建立起了羅馬帝國。

黑格爾指出，歷史在這段時間裡出現了重複，羅馬誕生了“前三巨頭”與“後三巨頭”，並且出現兩場內戰，由兩名獨裁者取得勝利。因此，黑格爾寫道：

“假如一種政治革命兩次發生的時候，人們就把它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了。也就是這樣，拿破崙遭到了兩次失敗，波旁王室遭到兩次放逐。經過重演以後，起初看起來只是一種偶然的事情，便變做真實和正當的事情了。”

黑格爾用歷史事件重複上演的例子來說明了歷史必然性問題

：當拿破崙在

1814年

第一次戰敗的時候，多少還有些偶然性；而到了

1815年，他在滑鐵盧之戰中再度落敗之後，人們已經普遍相信拿破崙帝國的瓦解是必然結果了。同樣的，波旁王朝雖然實現了復辟，但在“七月革命”中第二次被推翻之後，波旁王室退出歷史舞臺也已經是必然的事情了。

在黑格爾看來，羅馬從共和制轉向帝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程序，並不由凱撒或屋大維的個人意志來左右的——“

要知道羅馬共和國所以滅亡，並不是由於凱撒降生這件偶然事故——這種滅亡自有它的必然性。

”——羅馬的社會發展已經突破了奴隸制的框架，國家大事都由比較知名的公民根據權力和財富來決定，共和制早已虛有其表；財產權的糾紛引發了

土地改革，又導致了內戰。為了結束令人痛苦的內戰，羅馬人只得把希望寄託於“

獨夫

的意志”，渴望一位最大的獨裁者出現，以便平息各個黨派的糾紛，讓國家獲得可貴的安寧——所以，兩次內戰都由獨夫勝出而告終，帝制是羅馬人選擇的必然結果——當然，這是在所以最壞的選擇中挑了最不壞的一個。

馬克思對黑格爾歷史理論的發揮

黑格爾關於歷史事件重複兩次出現的理論對馬克思產生很大的影響。在《路易·波拿巴的

霧月

十八日》中，馬克思進一步發揮了黑格爾的思想，並且對其進行了改造，他寫道：

“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

馬克思認為黑格爾忽略了這樣的問題——羅馬的第一場內戰以凱撒獲勝而告終，而凱撒在接近稱帝的時候被刺殺，上演了

悲劇

；第二場內戰則以屋大維的勝利來結束，與之前不同，這次屋大維雖然成功建立了帝制，但在他死後，羅馬並未更加穩定與光明，反而進入

提比略、卡利古拉和尼祿

等多位暴君的輪番統治黑暗時期，塔西佗把這段時期稱為“

充滿了災難的歷史

”——有恐怖的戰爭、激烈的內訌，四位皇帝被殺，三次內戰爆發以及更多的對外戰爭，簡直比共和國末期的兩次內戰更加痛苦，正劇演成了

笑劇

。

為什麼歷史事件第二次發生時會從嚴肅的悲劇變成荒唐的笑劇呢？

這是因為人們誤以為能夠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能夠重現先輩的偉業而不必顧及現實的狀況；這種是一種極端的自負，人們自以為能夠憑一己之力為歷史的發展指明方向，結果反而陷入唯心史觀的荒謬之中，最終自食惡果。

路易·波拿巴想要重演歷史

1848年，法國爆發二月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

，重新建立共和制。而此時的路易·波拿巴正在為了恢復帝制而密謀策劃，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法國出現了一幅復古的漫畫：人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為他們效勞，借用它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的一幕。”

1848年—1851年的法國彷彿就要重演1789年—1799年的歷史了

。法國大革命始於1789年，在

1793年建立起了共和制度，然而到了1799年，拿破崙一世在

霧月

十八日發動政變，建立起獨裁統治，使革命的高潮結束；類似的，法國人在1848年重建共和制度，之後

路易·波拿巴被農民擁戴成為總統，共和派遭受打擊；到了1851年，路易·波拿巴

發動政變成功，政治嗅覺十分敏銳的馬克思隨即於當年寫出了《

路易·波拿巴的

霧月

十八日

》，認為

路易·波拿巴即將模仿拿破崙一世進行稱帝，但他的下場會很悲慘——馬克思在書的末尾寫道：

“如果皇袍終於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麼拿破崙的銅像將從旺多姆圓柱頂上倒塌下來。”

這句預言最遲寫於1852年3月25日——當年

11月，

路易·波拿巴就

被元老院尊為“拿破崙三世”。接著在12月2日宣佈恢復帝國，皇袍真的落在了他的身上。

與拿破崙一世不同，路易·波拿巴在稱帝之後並沒有上演征服歐洲，然後遭遇失敗的悲劇；而是演了一出入侵普魯士，反被普軍擊敗並俘虜的笑劇。

1871年4月12日，隨著第二帝國的倒臺，旺多姆圓柱在巴黎公社的指令下，真的倒塌了——馬克思的預言成為了現實。

人們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

那麼，為什麼路易·波拿巴在重演歷史時，沒有成為悲劇的主角，反而把自己弄成了笑劇中的丑角呢？馬克思認為，那是因為他不知道——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創造的。”

路易·波拿巴生活的時代與拿破崙一世的時代已經完全不一樣了，他們創造歷史的條件存在本質的差別；路易·波拿巴卻完全不顧這種現實條件的不同，依然要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所以他本想成為主角，卻墮落成別人眼中的丑角。

在拿破崙一世的時代，資產階級剛剛推翻封建制度，為了從內戰中掙脫出來，恢復生產秩序，他們選擇拿破崙一世來做自己的代言人，以便向歐洲的各國君主宣戰，為此不惜答應讓拿破崙做皇帝的條件——政治革命結束了，社會革命卻得以延續。拿破崙雖然是皇帝，但他也透過頒佈法典來確認革命的成果，積極與資產階級合作。當他戰敗而被流放之後，在進步人士眼中，

他是一位被舊勢力擊倒的悲劇英雄，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偉大人物，是這個時代的主角。

而在路易·波拿巴生活的時代，資本主義制度已經站穩了腳跟，被推翻的七月王朝是一個由金融資產階級統治的君主國；而新生的共和國則是“

由全體資產階級借人民的名義進行統治

”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只有資產階級共和國這種政體才能確保全體資產階級分享政權，而君主制只能滿足資產階級中的上層金融貴族。正當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為了爭奪共和國而鬥爭的時候，法國社會中占人數最多的小農階級秉持著原始的愛國主義精神，把選票投給了路易·波拿巴，希望他能像伯父拿破崙一世那樣重振法蘭西帝國的雄風。這樣——法國階級鬥爭最終造成了一種局勢和條件，使得一個“

平庸而可笑的人物

”登上了歷史的舞臺。

路易·波拿巴並不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而是小農觀念的寄託者——法國農民被人愚弄，把“平庸而可笑”的路易·波拿巴當做精明強幹的拿破崙一世。結果在路易·波拿巴稱帝之後，他乾的都是復辟的勾當，阻礙歷史發展的潮流。這位天真的皇帝想重演拿破崙一世的劇本，先稱帝、後稱霸，結果在色當會戰中被俘，成為真正的丑角。

因此，

馬克思在這裡發揮了黑格爾的思想，他認為歷史事件之所以兩次出現，除了具有一定的規律性之外，還存在著人們刻意模仿先人階級鬥爭的主觀能動性。

而這種主觀能動性如果是基於唯心史觀，不考慮時代狀況與物質經濟條件，那麼模仿前代階級鬥爭的結果只會是讓自己成為歷史的笑料。階級鬥爭並不是一個隨時可以套用的公式，古羅馬時代的階級鬥爭跟現代肯定不一樣；拿破崙一世時期的階級鬥爭與路易·波拿巴的時代也不一樣，真正關鍵的問題是要弄清楚階級鬥爭所基於的物質經濟基礎。

對此，馬克思號召：“19世紀的革命一定要讓死人去埋葬他們的死人”，新時代的革命運動不能再模仿、重複過去的歷史事件，而是要弄清自己的內容，“它在破除一切對過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開始實現自己的人物的。”當代人不需要模仿古代人，歷史也不需要刻意地重演第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