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考古學試圖挖掘被湮沒的“媒介”之意義，卻在挖掘前現代“媒介”時遇到了方法論問題：在用現代術語分析前現代時，如何避免把現代的觀念強加給前現代？比較極端的做法是，在論述過程中嚴格區分狹義上的現代電子技術和廣義上的中介概念。更容易被接受的做法是，在描述前現代時使用“文化技藝”術語。

媒介考古學試圖挖掘被湮沒的“媒介”之意義，卻在挖掘前現代“媒介”時遇到了方法論問題：在用現代術語分析前現代時，如何避免把現代的觀念強加給前現代？比較極端的做法是，在論述過程中嚴格區分狹義上的現代電子技術和廣義上的中介概念。更容易被接受的做法是，在描述前現代時使用“文化技藝”術語。

近年來，媒介考古學（media archaeology）逐漸成為國內文化研究、傳播與媒介研究等人文學術領域的關鍵詞之一。作為一個跨學科的學術場域，媒介考古學並沒有一個統一的學術綱領，只是一種鬆散的方法論取徑。總體而言，媒介考古學反對把技術演化看作直線進步的過程，主張重新發掘演化中的中斷乃至退化；反對編年史式的歷史書寫方式，主張直面媒介史中的斷裂與非線性軌跡。媒介考古學並非對逸聞軼事的考據癖，而是從另類的、未完成的物件中尋繹種種可能性，這些脫離連續歷史程序的可能性可以預示未來媒介發展的可能性。學界通常將電影考古學（archaeology of cinema）、以基德勒（Fredirch Kittler）為代表的媒介物質性研究和以齊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為代表的媒介變體分析作為媒介考古學的三種基本理論資源。同時，媒介考古學內部已開始反思其理論正規化，爭論的焦點之一在於：“媒介”一般特指現代傳播媒介，在前現代（premodern）並不存在，那麼對之前不存在的概念進行“考古”的學術取徑是否合法？這是事關學科合法性的關鍵問題。

前現代媒介觀念存在爭議

生活在現代社會的人們，會不假思索地把報紙、廣播、電視、網路等理解為傳播媒介，但史料卻表明，直到19世紀人們才開始有將報紙理解為一種媒介的想法。也就是說，儘管面向大眾的“小報”可以追溯到1529年，但彼時並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傳媒觀念，不會像我們今天理解電視、網路那樣理解報紙乃至羊皮紙、石刻等。

至少在16—18世紀這一段時間裡，把印刷品當作傳播媒介的觀念雖然可能存在，但沒有流行開來。雖然維爾金斯（John Wilkins）在《論象形文字和哲學語言》（An Essay towards a Real Character， and a Philosophical Language）（1668）中提出，口語、文字是兩種不同技術形態的溝通手段，已十分接近將口語和文字作為傳播工具的現代媒介觀念，但這僅為個案。彼時的人們更多用“技藝”（art，不僅指詩歌、音樂等fine art，而且包括語藝、邏輯和辯證法）來形容口語、文字乃至報紙等表達形式。比如，活躍於18世紀中後期的孔多賽仰賴“技藝”這一術語描述印刷的影響，把印刷形容為一種將知識之光灑遍世界的“技藝”。

從詞源上看，拉丁詞medium早已有之，可以指中間（middle）、中位數（median）、手段（means）、居間調節者（mediator）乃至“在之間”（inbetweenness）。然而，這一概念要麼形容中介物（可包括空氣、媒人和虛空等），要麼表示心靈性、宗教性的中介關係，與現代意義上資訊儲存、處理和傳輸之介質的媒介觀念相去甚遠。為避免將現代媒介觀念生搬硬套到前現代，在關於媒介性的歷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 of mediality）中，會區分狹義上的現代電子技術（media sensu stricto）和廣義上的中介（media sensu lato）。

媒介考古學代表學者之一恩斯特（Wolfgang Ernst）提出，要將“媒介”術語嚴格限定在現代電子技術上，中世紀根本沒有媒介。不過，這一提議沒有得到普遍讚譽。一種反對的觀點是，將中世紀視為無媒介性的時期，只會強化中世紀史和現代史的分裂。可站在媒介考古學的立場上看，媒介考古學本身就強調前現代和現代的斷裂與差異。另一些人的反對意見更為切中要害，他們認為中世紀史和早期現代史研究不需要爭奪“媒介”術語的使用權，因為媒介史研究者當然可以用自己發展出的媒介概念回看以前的歷史，當然要用新的概念工具從事歷史研究，而不是隻用過去的語言講話。比如，為強調傳播媒介的物質性，基德勒就曾總結出兩種理解書寫媒介（medium of writing）的方式：一種將之理解為由各種各樣書寫形式組成的意義符號系統（文字）；另一種將之理解為作用在物質基質（material substrate）上的資訊儲存與傳遞過程。也就是說，只要在使用“媒介”術語前對術語的內涵加以規定，完全可以用來研究前現代的“媒介”。

“文化技藝”調解前現代媒介研究紛爭

恩斯特將“媒介”術語嚴格限定在現代電子技術上的提議，雖然過於激進而難以被採納，卻並非毫無意義。這能夠提醒研究者注意，許多與媒介相關的觀念如資訊、傳播等，同現代意義上的資訊、傳播觀念完全不同。比如，中世紀的“資訊”是指將形式賦予質料；中世紀修辭學、政治學和神學經常討論“communicatio”（英文communication對應的拉丁文），但並不指符號互動、對話或認同。如果在不加規定的情況下，用現代人的慣用語彙描述前現代，勢必引起混亂。

為避免在研究前現代時使用“媒介”術語引起偏差，媒介考古學從德國媒介理論引入了“文化技藝”術語，用來特指前現代的“媒介”。鑑於某種文化技藝實踐，無論在邏輯上還是時序上，都必定先在於相應的定型觀念。比如，繪畫實踐先在於美術，印刷實踐先在於大眾傳播觀念。那麼，採用“文化技藝”術語，不僅可以有效避免直接使用後發的“媒介”術語帶來的論述上的麻煩，更重要的是可以更恰當地形容媒介考古學的主要研究物件：非定型、非常規的文化實踐。我們試舉一則中世紀的案例進一步說明這一點。

1453年，為更好解釋神秘的神學，庫斯（Nicholas of Cusa）在《論上帝之像》（De visione Dei）的前言提出了一個實驗：第一步，將一個聖像（religious icon）掛在牆上，三個僧侶從前方和側面對其進行觀看；第二步，讓他們一邊盯著聖像的眼睛，一邊繞半圓走動；第三步，讓他們討論這次實驗的體驗。這套新的觀畫方式只是歷史上的短暫一頁，沒能成為後世的模範或常規實踐，也未能獲得固定的概念稱謂，我們暫且稱其為“庫斯實驗”。顯然，同樣是看聖像的實踐，庫斯實驗與站在最佳視角觀看的觀畫實踐不同。佔據最佳視角的觀畫實踐是一種常規實踐，其預設是，如果站在不佳的視角，就無法準確領略到畫的內容。最佳視角式觀畫實踐的焦點在於畫上的內容。而庫斯實驗並不關心聖像上畫了什麼，他讓僧侶在繞半圓走動的過程中盯著聖像的眼睛，很可能是認識到佔據最佳視角的觀畫實踐很容易讓觀者僅停留在畫的表面，而難以“超越”畫面進入“上帝”之域。換一套觀畫方式，即施展一種新的文化技藝，這種新的實踐方式讓僧侶們時刻凝視聖像之眼，同時也為聖像之眼所凝視，從而使觀看者與“上帝”間構成了相互凝視的關係。如此一來，庫斯實驗成為“超越”畫面的實踐。

在當時，庫斯實驗是一種非常規的觀畫方式：聖像還是同一個聖像，可不再是最佳視角的焦點，而是融入獨特的集體觀看實踐；從歷史來看，這樣的實踐也從未成為常規的宗教活動。然而，正是非定型、非常規乃至失敗的技藝實踐，刺激著技藝的變體乃至生成新的實踐方式，從而使那些留名青史的技藝得以可能。“庫斯實驗”等被湮沒的嘗試，恰可被稱為媒介考古學意義上的“文化技藝”。

“文化技藝”開拓前現代媒介研究新視角

媒介考古學試圖挖掘被湮沒的“媒介”之意義，卻在挖掘前現代“媒介”時遇到了方法論問題：在用現代術語分析前現代時，如何避免把現代的觀念強加給前現代？比較極端的做法是，在論述過程中嚴格區分狹義上的現代電子技術和廣義上的中介概念。更容易被接受的做法是，在描述前現代時使用“文化技藝”術語。

形形色色的文化技藝實踐未必構成歷史事件，甚至未必定型或常規化，卻可能無意中開啟了現代媒介技術之門。這些被媒介正史遺忘的文化技藝，正是有待媒介考古學開掘的寶藏。我們或許可以從中建構出一條另類的媒介史，一條充滿中斷與跳躍的文化技藝演進之路。引入“文化技藝”術語對前現代進行媒介考古學研究，可以讓我們更清晰地看到：如今異彩紛呈的媒介技術如何生髮於歷史中的另類實踐。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專案“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德國媒介哲學研究”（19CXW014）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青島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歡迎關注中國社會科學網微信公眾號 cssn_cn，獲取更多學術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