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標題：《上海“紅幫裁縫”和培羅蒙西服店，你知道“培羅蒙”三字的真正含義嗎？》

原創：李瑊

培羅蒙是舊上海最有名的西服店之一，以其精湛高超的工藝，熱忱周到的服務，在上海服裝界贏得了很高的地位和聲譽。培羅蒙的創辦者許達昌、第一嫡傳大弟子戴祖貽，及其合作者、亦同為上海服裝界著名人士的顧天雲等人，是中國“紅幫裁縫”的傑出代表。他們穿針引線，縫紉經緯，一心一意地傳承著傳統民族工藝，鍛造著服飾藝術精品，淋漓盡致地體現了純粹、極致的“工匠精神”。他們以自己的執著堅韌、虔敬謙誠的精神氣質，書寫了中國服裝史上濃墨重彩的篇章。

1937年，位於靜安寺路284—286號的培羅蒙西服店

許達昌、顧天雲、戴祖貽都是寧波籍人士。寧波人在近代上海成衣業，以及後來的西服業中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因為成衣業是甬人特別擅長的行業，早在清朝初年，慈溪縣成衣行手工業者就在北京設立了浙慈會館。上海開埠後，“洋廣衣業”漸趨發展，來自寧波及所屬鄞縣、奉化、定海、慈溪、鎮海、象山六邑的裁縫是洋裝裁縫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六邑寧幫”（或稱“寧幫洋廣衣業”“寧幫裁縫”）也因此成為上海西服制作業中的主要幫派。咸豐五年（1855），“寧幫裁縫”建立了行會組織，即“北長生”關帝聖王殿。《鄞縣通志》中也說：“自海通以還，工人知墨守舊習不足與人相競爭，於是舍舊謀新，漸趨歐化。若成衣，若土木，若銅鐵，若機械，若繪圖（俗曰打樣）等，東南兩鄉業此者孔多。成衣、土木名之曰紅幫裁縫、紅幫作頭。”

由此可見，“寧幫裁縫”即甬籍裁縫的發展趨向與“紅幫裁縫”的演變同源同流。因此，關於“紅幫裁縫”名稱的來歷，還有一種說法，是與寧波人有關的。因寧波奉化籍裁縫人數眾多，技藝高超，實力不可小覷，其開設的西服店在“寧幫洋廣衣業”，同時也在上海西服業界具有顯著的影響和重要的地位。為了與“寧幫衣業”中的其他幫派相區別，他們自稱或被人稱為“奉幫裁縫”；同時，原來以上海籍裁縫為主的“洋廣衣業”稱“本幫”，一般被視為專制中式服裝的裁縫。而在寧波方言中，“奉”與“紅”基本同音，於是“奉幫”即被稱作“紅幫”，“奉幫裁縫”超越了“奉化”的地域範圍，成為所有西服制作者的統稱。

1945年，許達昌與戴祖貽（右）合影

許達昌在王順昌西服店學成滿師後，自己在南市老西門開設了一家工場。開始時，他只能做“包袱生意”，拎著包袱到處兜攬生意。上海開埠初期，很多“紅幫裁縫”還沒有自己獨立經營的店面，他們以國外傳入的服裝圖冊作為樣本，拎著一個小包袱，裡面裝著做生意的所有家當，專門到外國輪船上兜攬加工洋服的生意，所以人們形象地稱之為“拎包裁縫”。

1919年前後，許達昌先在四川北路開店，後又在南京路新世界開了一爿店，掛的招牌都是“許達昌西服店”。後幾經搬遷，1933年前後，許達昌與湖州絲商蔡履新合夥在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735號重新開辦了一家西服店，正式掛出了“培羅蒙”的招牌。

1935年，許達昌和蔡履新，以及蔡氏的一個朋友邵寶華，三人又合夥在靜安寺路284—286號跑馬廳對面開了一家雙開間新店。

新的店鋪由時代公司負責裝修，採用最新式的西式裝潢風格，大玻璃窗，正中雙扇門，底樓是陳列室、營業部、裁剪及試衣間。一進門，兩個大玻璃櫥窗並立左右，用以陳列貨品，貨架櫃檯分佈其中，顧客挑選比對，一目瞭然，方便快捷；二樓是工場，八九臺縫紉機日夜忙個不停，6塊大小不一的工作板，排列有序，最大的一塊可容納6人同時操作，裁剪、縫紉、熨燙、鎖眼，各道工序，有條不紊。三樓用以自住，是許達昌的居室。

不到一年，蔡履新、邵寶華二位在霞飛路開了自己的西服店，培羅蒙則由許達昌個人經營，生意也日趨興旺。許達昌以超凡的技藝、優質的產品，終使培羅蒙聲譽鵲起，口碑相傳，得以執國內西服業之牛耳。

“培羅蒙”三字為行楷大字，挺拔飽滿，遒勁有力，牌匾表面鍍鉻，高高懸掛，非常惹人注目。上海是舊中國最為“洋化”的城市，培羅蒙店名中有一個“羅”字，有人據此猜測是不是與羅宋人（舊時上海對俄國人的稱謂，RUSSIAN的音譯）有關。所以，這個洋化的店名對培羅蒙的生意是有著推波助瀾作用的。

關於“培羅蒙”店名的來歷，也有多種說法。據稱，店名的含義是：“培”代表有高超的縫製技術，“羅”代表服裝，“蒙”是顧客，意思是以超群的技藝為顧客竭誠服務。但據戴祖貽的回憶，許達昌有一個兄弟在天津派拉蒙影片公司供職，因此，“培羅蒙”的得名可能與此有些關聯。“培羅蒙”的真正意義是：“培”是加倍努力；“羅”，即羅紗，就是做衣服的材料；“蒙”是多蒙光顧之義，英文招牌是BAROMON。許達昌獨資經營培羅蒙後，在店名前面又增加了一個字母“H”，代表“許氏”，寫為“H。BAROMON”。

1934年夏，也就是許達昌在靜安寺路開店，正式打出培羅蒙牌子不久，時年只有13歲的戴祖貽來到培羅蒙當學徒，成為店裡第一大弟子。許達昌一生共有二十多位徒弟，戴祖貽是許達昌最為賞識的學生，也是日後許達昌最為得力的幫手。

一般來說，上海店鋪學徒分為“學店堂”和“學工場”兩種。“學店堂”重在習得店堂裡接人待客的規矩，“學工場”則是學習各項專業技能，服裝業的“學工場”就是具體學習縫紉、裁剪、熨燙等工藝技術。

學徒拜師要有薦頭人，即擔保人。薦頭人要對其保薦者的言行、人品實行擔保。學徒進店之前，要簽訂拜師協議；拜師之日和滿師之時，須宴請送禮；出師後，還要在不拿薪水的情況下，在店裡繼續工作半年或一年，稱為“幫師”。“幫師”結束後，由本號引薦，其他店鋪才能錄用這位滿師學徒。學徒期內的學徒大多沒有固定的工資，店主只提供食宿及少量的必需日用品。培羅蒙每月發給學徒8角月規錢，用來理髮和購買一些簡單的生活用品。店裡的伙食由一家包飯作（即小飯店）承包，一日三餐都由他們送來。如果有人外出，比如需要去購買鈕釦之類的西服輔料，就須從培羅蒙出發，經派克路、北京路到外灘，再走到虹口東熙華德路（EastSewardRoad，今東長治路），一來一回，至少需要2個多小時。中飯時肯定不能及時趕回，因此可向賬房先生領取2角伙食費來買飯吃。

由於縫製西服的難度較大，較之其他行業，學徒們更得苦練基本功，如在熱水裡撈針、牛皮上拔針，以提高速度和力度。3年滿師後，西服店的學徒一般都能掌握量、算、裁、縫等基本技藝。學徒期間，店鋪還有許多不成文的規定，如3年內不能回家探親，也不讓家人前來看望。這種與家庭親人隔離的“封閉式”教育，目的是要使學生集中精神，專心致志學習本領。

1945年，抗戰勝利後，戴祖貽被提升為襄理，店內的一些事多由其負責。當時，店裡已有近20個師傅，三四個學徒。每逢新年，許達昌一般都要給職員們分送紅包，以示關心和獎勵；正月初一到初三，不管是師父，還是長工、學徒，都會放假3天。初一那天，員工們依照慣例，都要到許先生家拜年賀歲；許達昌也要擺開酒筵，招待來客，併發送紅包、糖果等，大家歡聚一堂，共賀新年。

1948年，許達昌去香港，重新開創事業，在香港成立了“培羅蒙有限公司”（H。BAROMONLTD），上海培羅蒙店則留下一些人員留守。許達昌勤奮努力，善於經營，所制西裝精緻美觀，深為顧客稱許，香港培羅蒙因此名揚海內外。在香港，培羅蒙還是被公認為最高階的西服店，客人也多是社會名流，如董浩雲、包玉剛、李嘉誠、邵逸夫、陳廷驊、榮智健、何鴻燊等人。因此，穿著培羅蒙西裝成為一種身份的象徵。

20世紀50年代，香港報紙曾刊載過一篇採訪當年上海西服名店王順泰西服店小開的文章。這位小開提及，在老上海，培羅蒙做的西服確實比他們的好，所以被稱為“大阿哥”。《上海指南》曾有記載：“上海制西裝，以華人經營的而論，要以南京東路幾家首屈一指了。像三公司的西裝部，王順泰、榮昌祥、王順昌等數家，選料精究，裁式入時。”可見，王順泰西服店也是當時滬上西服業中的名店。培羅蒙能被同行稱讚，表明培羅蒙的手藝確實值得稱道。

1949年年底，戴祖貽奉師父之命，到香港一同管理業務。隨後，因為培羅蒙又在日本開了分店，戴祖貽於1951年離開香港，代表師父到日本管理東京培羅蒙店。1970年，許達昌因為年紀和身體的原因，無力再兼顧東京培羅蒙的店務，所以將東京培羅蒙店正式轉讓給戴祖貽，由其全權經營。戴祖貽直到20世紀90年代在日本退休，以後經常來往於上海、東京兩地，安享晚年。

許達昌在87歲高齡時退休。美國著名的《財富》（FORTUNE）雜誌1981年9月刊（Vol。104No。6）曾登載文章，稱譽許達昌為全球八大著名傑出裁剪大師之一，整個亞洲只有他一個人獲此殊榮。

許達昌於1991年3月14日在香港去世，享年97歲。戴祖貽去香港幫著料理後事，也儲存了業師的部分資料，並將其中的部分資料捐獻給了寧波的寧波幫博物館。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