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獻忠和李自成等明末農民領袖，通常被明朝、清朝政府稱作“流寇”，即他們幾乎“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四處流動，故被稱作“流賊”或者“流寇”，當然這種稱呼是一種蔑視的稱呼，顯示了居高臨下的態度。那麼張獻忠的這種流動作戰方法或者“流寇主義”有沒有積極意義呢？

張獻忠

我們可以從張獻忠的作戰案例以及當時官方對其作戰特點的評價可以看出這種流動作戰的優點。崇禎八年（1635年），張獻忠率軍聯合闖王高迎祥等人襲擊鳳陽時，便是長途奔襲，趁明軍不備而攻擊得手。當然，這也是得益於張獻忠有著裝備精良的騎兵部隊，張獻忠的騎兵部隊每人配備兩到三匹馬，保證了馬匹長途奔襲的能力。

鳳陽城

那麼明朝官員是如何看待和評價張獻忠的這種流寇主義的呢？明朝戶部主事張縉彥這樣評價張獻忠：“賊之得勢在流，而賊之失勢在止。” 張縉彥認為“流賊”要得勢必須得流動起來，一旦停止不動，就會被消滅了。他還引用了很多其他農民起義領袖的案例來證明自己的觀點，王嘉胤、神一元等農民起義領袖就是因為“守而不去”導致失敗，而其他的老回回、過天星等人在當時還算成功，所以張縉彥認為他們之所以成功就是因為“流而不居”。

其實，從常理推斷，張縉彥的這種說法也非常有道理，當時張獻忠、李自成等農民起義領袖相對於明朝來說還是處於下風，這種時候如果不採取流動作戰，而是採取攻下一個城市就死守的策略，恐怕會被明軍包圍進而消滅。而如果採取流動作戰的方式，明軍就會疲於奔命，這樣牽制和消耗的官軍數量就會十分龐大，明朝朝廷的軍費開支也會直線上升，最終導致經濟的崩潰。

而且，流動作戰還可以找到明軍防守的薄弱點，利用特定區域的兵力優勢，集中消滅明軍的有生力量，這也是農民軍成功的一個主要原因。但是，流動作戰並非沒有其負面的影響，如果農民軍一直處在流動作戰的狀態，必然不能得到百姓們的真心支援。所以，在流動作戰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之後還是要注重根據地的建設。

明末農民戰爭形勢圖

李自成從1643年佔領襄陽之後就開始注重根據地的建設，在佔領的湖北、河南和陝西等地建立政權，設定地方官員，對轄區內的百姓進行管理，也為軍隊的開銷找到了穩定的收入來源，是一舉多得的措施。而正是李自成採取了注重河南、陝西等根據地的策略，才有了他之後的勢如破竹，軍隊實力不斷增加，政治影響力也直線上升。

所以，整體來看，張獻忠的部隊確實存在一定的“流寇主義”，在起義初期，流寇主義指導下的流動作戰給部隊帶來不少好處，可以避敵鋒芒，攻敵不備，但是當軍隊發展到一定的體量之後，這種流動作戰就不能夠完全支撐部隊的發展了，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重視根據地的發展，只有有了穩固的大後方，軍隊才能夠得到源源不斷的兵源和糧餉補充。流動作戰和根據地是相輔相成的。

參考文獻：《張獻忠傳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