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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生豪故居

三十一年前的三月初，我在當月刊行的《新文學史料》上，讀到宋清如先生整理發表的《朱生豪致宋清如書信》專輯，這是朱宋戀愛時（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七年）的通訊，一總多少封，我未記數，但我讀到一九三五年間的書信時，有兩封特別引起了我的興趣，把個中的片段抄錄在牛皮紙面兒的筆記本上，收在抽屜裡。此後數次搬家遷居，都未丟，隨我至今。

片段一是講詩的。我每遇到有人詰難新詩如何，舊體詩又如何時，總會想到朱生豪對新詩、舊詩的見解，拿出筆記本來看看。我覺得這是個永遠糾纏不清的問題，寫現代詩的人瞧不起舊體詩，以為思想、情感陳腐，鍛鑄不出新銳的詩境；服膺舊體詩的呢，覺得從唐朝的格律詩算起，此道已行了千餘年，雖然自新文化運動以來，舊體詩的不振已成文壇共識，但值此傳統文化復興之際，吾輩敢不奮起以踵之乎？

說這話的倘屬年輕而正耽溺舊詩的，看上去總像個有幾分暮氣的小老頭似的。

嗐，還是來看看朱生豪是怎麼說的吧。

朱生豪與宋清如

“我壓根兒看不起詩，尤其看不起舊詩……律詩絕句這一類貨色，頂多是一種玩意兒，吟吟風月，還可以賣弄一些小聰明，真要把國家大事之類弄進去，總脫不了濫調，新鮮的思想是無論如何裝不進這麼一個狹套裡的，你說是不是？”

朱生豪是我家鄉不世的文學天才。

朱生豪作此信時二十三歲。所說“我壓根兒看不起詩”，是負氣的話，不可當真，因為他就讀之江大學時，是“之江詩社”公認的才子，詩友們認為生豪作新詩的詩才，更勝於古詩詞。

講到古詩詞，朱生豪當然的是一位上乘的作手，人或比之於李商隱、姜白石。因此，他說的那一句“新鮮的思想是無論如何裝不進這麼一個狹套裡的”，實在也是他的由衷之言，識見遠高出於一般把低吟高哦舊詩當作日課的詩人了。

我不懂詩，更不懂舊體詩，這個話題，咱就此撂開。

陽光滿地

片段二：這是朱生豪第一次去常熟探望暑期在家的宋清如，兩天裡，遊虞山、看了言子墓（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擅文學和禮樂），去燕谷園登賞詩閣，在數百年的白皮松下徘徊，此外吃鴨面，嘗菱藕，都和家鄉嘉興有著若斷若連的感和思。返回上海後，在寄居世界書局同事家的亭子間裡，朱生豪寫下了近八千字的長信給清如，他說：

“常熟和我鄉比起來，自然更是個人文之區。以詩人而論，嘉興只有個朱竹垞可以和你們的錢牧齋一較旗鼓，此外便無人了。就是至今你到吾鄉去，除了幾個垂垂老者外，很難找出一打半風雅的人來；嘉興報紙副刊的編輯，大概屬於商人階級或淺薄少年之流，名士一名詞在嘉興完全是絕響的。子女們出外讀書，大多是讀工程化學或者無線電什麼之類，讀文學是很奇怪的。確實的，嘉興學生的國文程度，皆不過爾爾的多，因為書香人家不甚多，有的也已衰微，或者改業從商了。常熟也許士流階級比商人階級更佔勢力，嘉興則全是商人的社會，因此也許精神方面要比前者整飭一點，略為刻苦勤勉一點。此外則因為同屬於吳語區域，一切風俗都沒有什麼兩樣。”

信中所說的“垂垂老者”，排在首位的應是前清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翰林院編修盛沅和曾主地方報筆政的譚天風了。盛沅字萍旨，晚號剩叟。精楷書。學術著作有《江南水道》、《宗孟廬行水考》等行世。譚天風名新潤，以字行。他是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的尊人。詩人，南社社員。有《彎弧廬詩稿》（柳亞子序）未刊。彎弧廬者，是譚因腦梗後言語不清，取嘉興人戲稱此種病患為“彎葫蘆”的諧音，作他的書齋齋名（見葛劍雄《譚其驤前傳》）。譚氏嘉興望族，坊間有“先有譚家墳，後有嘉興城”之諺。

盛譚二先生都在一九三五年赴修文。

是年，在嘉興社會上尚具影響的風雅之士，當推陶元鏞、孟豪、陳澹如等數人。陶、孟、陳，以孟最年長，時年六十三歲；陳最年輕，五十初度；而陶居中，離耳順還差個三四年頭。民國年代的國民，在年壽的尺度上，尤其是士紳階層，依然沿襲著古風，男子一過五十，便稱“翁”稱“叟”，出門拄杖，杖頭上刻銘文：“世道多不平，攜君緩緩行。”

這小半兒是因為風雅裝的。杖者，文明棍也，阿Q嘴裡的“哭喪棒”，唬人；大半兒不裝，不裝是那會兒國人的年壽平均才四十上下。

數人裡頭，陶元鏞最風雅。元鏞號慧斧，別署懷蘇亭長。他是清光緒四年（1878）生人，附貢生。世居子城腳下州東灣。地境清幽，有鳳凰崗、清軍館、五柳莊諸名勝，美譽“城市山林”。五柳莊即陶氏，是王江涇“雁湖陶”徙城的一支，宋元以來的奕奕世族。辛亥鼎革不二年，元鏞遊宦，官黃岩縣知事。後從浙江菸酒稅局嘉興分局長任上解職，一度去上海淞滬商埠局充當秘書。案牘勞形，長官呵斥。不耐。腳筋都扳牢。歸去來兮，胡不歸？歸歸歸！拎起手杖便走，回家鄉養望去！賦閒。百無聊賴，傷今懷古，發為歌詩——州東雜詠。由詩而想到居鄰的蘇小小墓，墓早塌，幾成平地，殘碑斷碣，荒草飛蓬，小小孤魂遊蕩無依。於是，他做了一件響動全城的事：重建蘇小小墓。

蘇小小，晉之歌妓。一說南齊錢塘人。宋郭茂倩《樂府詩集》載“蘇小小歌”雲：“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這是一首殉情的絕命詩。西陵，西之高阜也；松柏下，墳冢也。我個人這樣的讀解，可省卻西陵是蕭山抑或杭州的西泠的纏夾。小小獻藝在嘉興，殞命在嘉興，墓葬也在嘉興，是真實的。徐志平先生著文《解讀古詩文，尋蹤蘇小小》考證詳確，茲不贅。

窗外

陶元鏞堆土勒石重建蘇小小墓，墓前設條石桌凳，並手植女貞樹，凌冬青翠不凋，供邑人來此徘徊憑弔。

重建墓仍舊址，在子城東側水濱（州東灣北），原賢娼弄底知名牙科來稱山家院內。文革中，墓掘毀。

據至元《嘉禾志》記“……今墓正在嘉興縣前西南，墳高三丈，有大井在其側。舊生雙桃於上”云云。

所說“嘉興縣前西南”，即嘉興縣衙前西南，縣衙所在地後為五十年代初興建的工人文化宮，方位合榫，墓址仍可得其大概（今建國南路商城牌樓左近）。

宋代，子城城樓上有懷蘇亭，亭下瞰小小長眠地。

慧斧先生之別號“懷蘇亭長”，蓋亦緣由於此。

蘇小小廢塋的復舊觀，是慧斧先生本著縉紳應當為地方做事的旨趣，踵繼歷史人文，不使名跡湮滅，亦算得上是一項不朽的文化功業了（就看今之後人將會如何）。

朱生豪對家鄉的耆舊名彥，哪怕是帶點兒餿味的，並不排斥鄙薄，他的關注點也不在這上頭。他是新思想、新文化的一派，事功在世界文學之林。

一九三五年，生豪和供職的世界書局簽訂了翻譯莎士比亞戲劇（全集）的合同，次年在上海完成了第一部譯作《暴風雨》，他告訴宋清如，比起梁實秋來，他的譯文是要漂亮得多。自信。不佻。

（巧了，恃才傲物的汪曾祺先生，生前聽某位青年作家談梁實秋散文其實不咋的，汪先生表示贊同，瞪直眼，跟上一句：“還雅舍吶。”四個字，帶著齒音，是從牙縫裡擠出來的）。

一種獨具個人秉賦的文化背景下，朱生豪對所謂的嘉興文人，特別是報紙副刊的編輯不滿意、瞧不上眼，是挺自然的。所說“很難找出一打半風雅的人來”，我今稱之為“微諷”，是“一打半”專屬滬諺，一打為十二個，英語dozen之音譯。蓋一打半者，兩兩相加為十八，非實數，乃諷其量寡而稀也。

我家鄉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文化生態究竟如何，不好說。但就報紙而言，雜牌報刊不算，正式的兩張：官辦的《嘉區民國日報》和商辦的《嘉興商報》，對開四版，日銷千把份。副刊有“綠洲”、“鴛湖”、“瓶山”。我曾見到“綠洲”副刊上署名“東生”的漫畫，題材多商儈與市井小市民的生存狀態，頗可發噱。文章如小說、散文、詩詞等，大扺不脫鴛鴦蝴蝶路數，看完，似水花一現。

編輯中有舊式文人張春波，此君裹足本鄉土，好古，慣於句讀，不善使用標點符號。

我今撰此文，畢竟離那個年代太遠，許多人事未曾親歷，還是來引據兩位前輩的詩與文，聊以為窺豹一斑吧。

宋清如抄錄朱生豪《譯者自序》

一位孟豪孟夫子，原名應鰲，字紫舫，清末優貢生。大畫家蒲作英歸葬嘉興，便是孟夫子和另一位遺老在西麗橋頭主持的，夫子憐蒲貧。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國事日益蜩螗，而此時的嘉興商界，不少人麻麻木木，趁著觀蓮節的來臨，偕同一班浮浪子弟，去南湖租燈船，在湖上徵歌選色，呼盧喝雉，通宵達旦地作樂。

孟夫子看不下去了，情不能遏，奮其老臂，擊掌賦《荷花誕夕望南湖燈船有感》詩：“忍聽江淮烽火驚，殺人盈野復盈城。南湖一片昇平象，燈船熊熊徹夜明。”

夫子的慨然作色，於此可以想見。而在這銷蝕人心魂的狂歡永夜裡，是歷來缺不了所謂“無冕之王”的撥火吹焰。

另一位，是我家在善因橋時的相鄰黎先生。黎先生太太姚晗，小學教師，和先母同事。我家因此和黎家有往來。黎先生抗戰勝利後，曾任《民國日報》總編輯。擅刀筆，早年就讀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巴金摯友編輯出版家靳以是黎先生學長。

先母每次去看望姚老師，回來總要說一聲：“老舉頭又在寫東寫西了。”先母說的“老舉頭”是嘉興方言，指年老人，稍含不敬。

一九四九年後，黎先生苟全，閒置在家，收取一點房租度日。他不廢筆，但所寫已非新聞。他不停地寫，忘卻年衰（圖自保，寫檢舉揭發材料）。寫累了，去家門邊站一會，探出半個白髮蒼蒼的頭，緩緩左右擺動，觀望小街上過往的人。張三李四都不搭白。他的內心是荒寂的。

朱生豪故居一隅

黎先生每每看到有被他刀筆得罪過的熟人，正從善因橋或五福堂那邊過來，頭趕緊縮回，掩上門。

由於黎先生的長身蝦腰、白髮、臉瘦窄、高顴、鼻子奇大，加上自嘆將死的一副愁容，我因此對他的懼見熟人（過去的上司、同僚）、站在門邊趕緊縮回頭去的印象殊深。

晚年撰長篇筆記《忘我最好》，文中多揭民國時期嘉興官商軍警及文教方面的諸種黑暗和醜行醜態。對附庸風雅之輩，也多有涉及，凡屬隱私不論鉅細，一概運用他的如刀之筆，以披露為快，全不顧及別人顏面。這是他“將死”心態的驅使，題篇首詞曰“文白教，風吹花梢，雨打芭蕉，未了也得了。我去也，笑罵由人，一語奉告，忘我最好”。

《忘我最好》第一回“出奇制勝”，講清末民初，嘉興有八個紈絝，結金蘭交，人稱“八老”，橫行市上，路人側目。其中李老三李艾伯，徐老四徐樸誠，姚老八（忘其名）三人最出名。李老三是個官二代，其父曾任江蘇某知縣，貪墨，宦囊甚豐。卸任返鄉後，本想安享暮年，不料其子全不把乃翁貪汙得來的錢財當錢財，糾集一班文場中人，拍曲唱戲之外，“終日吃喝玩樂，揮霍浪用。並且往往別出心裁，比如到蘇州去玩，對於一家新建戲院，欣賞其房屋，即挽人將戲院買下來，僱匠人拆下運到嘉興，在鉏家橋東（雙魁巷斜對面）照原樣建起嘉興第一個戲院——文明戲院（文明戲院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改為滄州書場，八十年代舊城改造時折除）。又比如到上海玩時，曾把一元鈔票共千元以上，在大世界屋頂撒下，看行人拾搶，以資玩樂。更為出奇的，花錢僱妓女七十餘人，去戲院酒館遊樂，說是做‘一夜皇帝’，擁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妃。最後在杜家埭（今斜西街）建造一座走馬堂樓，屋未竣工，已將父產蕩然無遺矣。”

這位官二代的行狀，我也曾聽老先生們茶敘時講過，李老三最終的結局：淪為遊丐，卻因細皮白肉受不了被人棒喝捱打的罪，某年寒冬，身上赤膊裹一件破爛的繡花綢長衫，凍死在南門街頭，是謂“路倒”。

黎先生筆下的李艾伯，也略通文墨，比較朱生豪所說的“淺薄少年之流”，更令人不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