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城秧歌

秧歌是流行於中國北方民間的一種歌舞形式，因地域特色不同而形態各異。就陝西而言，在陝北是“扭秧歌”，在長安是“跳秧歌”，在韓城則是“唱秧歌”。韓城秧歌，是陝西“關中秧歌”中最古老、最豐富、最獨特的一種融民歌、說唱、舞蹈為一體，並向戲曲衍化、具有戲曲雛形的說唱形式，俗稱“對對戲”。它表演形式獨特、曲調婉轉、曲目豐富，內容包羅永珍，是反映人們歷代生活的“百科全書”，是千百年來韓城人民在生產生活中積澱的藝術瑰寶。

韓城秧歌歷史悠久，如同許多民間藝術一樣，淵源已難細考。關於其起源有不同的說法：一說源於後唐宮廷，如秧歌《綵樓配》中之表段子：“正月十五君民樂，唐朝發明唱秧歌，天子耍醜耍得好，正宮娘娘把頭包”。另一說源於清代著名文士吳錫麟的《新年雜詠抄》。其中說，秧歌是由宋代的“村田樂” 衍化而來。秧歌即插秧之歌。再一說源於宋元雜劇。從音樂發展、表演程式的角度考察，韓城秧歌明顯受到宋元雜劇的影響。在表演時，唱則不舞，舞則不唱；擊樂伴奏時，唱時不敲，敲時不唱。其演唱部分的“正曲”，類似宋、元雜劇的“正劇”；而丑角的說唱部分，則更像宋、元雜劇的“散段”。它的唱腔音樂屬曲牌聯套，頗似“諸宮調”的套曲。從“醜”、“包頭”的稱謂上講，也像從宋元雜劇沿襲而來。不難看出，從音樂到表演，在韓城秧歌中都能找見宋元雜劇雛形的影子，總能看到從曲藝向戲曲發展的蛛絲馬跡。韓城秧歌是民間藝人把民歌形態的秧歌和元雜劇“嫁接”而產生的曲藝形式，鄉土化的特色並不能完全遮住它的發展脈絡。

韓城秧歌從明清到民國是定型至鼎盛發展的時期。明代中葉有“朝半陝，陝半韓”之說，極言韓城人在朝做官者非常之多。據傳，一些韓城文人學士在浙江、四川、雲貴做官，身邊的傭人還鄉後，把南方的秧歌小調帶回韓城，促進了南北民間小調的交融，給韓城秧歌注入了新鮮血液。明清時期的韓城經濟繁榮，文化昌盛。也正是在這個時期，與元雜劇“嫁接”而形成的韓城秧歌也進入了它的定型、鼎盛年月。清人陸又嘉在《燕九竹枝詞》中寫道：“早春戲館換新裝，半雜秧歌侑客餳”。秧歌從田間地頭堂而皇之進入了“戲館”，和戲曲分庭抗禮。據韓城秧歌世家劉錦軒先生所著《韓城秧歌簡史》記載，韓城秧歌在清朝光緒年間進入了它的鼎盛時期。光緒二年，韓城秧歌藝人韓敏卿帶領秧歌班子進京演出，名動京師。從此，皇宮專設“秧歌教習”， 在宮中教演韓城秧歌。光緒二十五年，韓城知縣吉冠英為了接待清廷派來的欽差張啟華，專門舉辦了一次韓城秧歌大會演，名角薈萃，盛況空前。演出從三月初三開始歷時十天，有一百五十位藝人登臺表演，展示了韓城秧歌迷人的魅力和精湛的藝術。這兩次演出成為韓城秧歌發展史上的兩大盛事。

韓城秧歌表演風格獨特，極富魅力，別具一格。其一，有固定的表演程式。從表演形式看，韓城秧歌的特色十分顯著，形成了以唱為主，說、表、舞兼而有之的藝術特色，體現了戲曲雛形及其發展趨向。韓城秧歌之所以迷人，也許正因為它在藝術表演上的“四不象”。韓城秧歌一般遵循開場—正劇—退場的程式進行。開場部分又有幾個層次，首先丑角登臺“拜場”，即唱一支“四六曲”表示自謙；“拜場”過後是說表，即丑角說表段子，或傳統段子或即興創作。丑角的精彩說表，構成韓城秧歌的一大特色。說表段子很象數來寶，和近年間形成的陝西快書也頗有血緣關係。說表下來是“請場”，即丑角請包頭上場，包頭唱“開門調”亮相。下來是“數花”，即丑角數說（褒貶）包頭。數花下來是“推接”，即由丑角唱“四六曲”表示推讓，包頭唱“四六開門曲”表示承接。至此，開場部分結束。正曲是一出秧歌的核心部分，一般由丑角、包頭用套曲聯唱的形式，表演一段簡單的劇情。一男一女的套曲聯唱伴以舞蹈，很象二人轉。而有些正曲部分則是演故事的小戲曲，頗似如今的戲曲小品。優美的唱腔和瀟灑的舞姿使得正曲成為韓城秧歌最吸引人的部分。退場是一出秧歌的結束部分，由包頭與丑角唱“四六曲”，以示自謙。如“一把扇子七根柴，鷂子翻身滾下來，咱二人不是捆柴的手，後場請出行家來”。這一組藝人下場，下一組藝人登場。這樣，一晚上往往有六七組，甚或十多組藝人登臺亮相，不同的說表，不同的歌舞，甚至還會有不同的小戲和觀眾見面，整個場面猶如現代的歌舞晚會，豐富多彩，品味齊全，極受歡迎。其二，唱腔優美舞姿巧媚。韓城秧歌大多以二、三人上場演出，也有四人角色上場的，但以二人居多，故有“對對戲”、“秧歌戲”之稱。節目以短小精悍、活潑樸素見長，歌腔優美婉轉，舞蹈歡快矯健。角色一般將丑角叫“耍醜的”，將旦角稱“包頭”，也有以男女區別角色，還有像現代小戲中的以姓名定角色。包頭以妖、巧、俏、媚為特點，動作嫵媚，婀娜多姿；丑角則以剛健悍勇見長，跺腳蹬腿，步態瀟灑。閃、扭、轉、跑、搖、擺、跳；慢放緊收，大中套小，巧始剛歸，下震上繞，相於急中，態於唱道。二人剛柔兼濟，對比強烈，其舞蹈圖案變化豐富，層次清晰，熱烈而不紊亂，細膩而不平寂。其三，道具服飾簡單輕便。唱秧歌時沒有絃樂伴奏，只用打擊樂器，而打擊樂器中還少用鼓、板，多用大鑼、大鑔和馬鑼三件。大鑔、馬鑼承奏主要節奏，大鑼則在進行中乘虛而入，增強了節奏效果，聽來滿是趣味。這種打擊樂伴奏，多用於“走場”和唱完一段之後，少數是用於演唱空隙之間的。演出時，丑角畫白鼻樑，著便裝，腰繫百褶裙，頭戴草帽圈，手執花扇或菸袋。旦角塗脂抹粉，畫眉貼鬢，紅襖綠褲，手執花扇或手帕。道具的巧妙運用，形成了韓城秧歌的一大特色。正所謂：“扇子能扇風，遮面又傳情，喜怒巧用扇，性情不一般，菸袋可作笛子吹，也可作馬鞭用，既可作各種兵器，又可當杖、拐、傘用”。 其四，曲目豐富，曲調多樣。涵蓋內容包羅永珍，諸如歷史傳奇、神話傳說、民俗風情、民間故事等。現共挖掘整理出127折，出版96折。百餘種的曲調風格多樣，富於變化。其中既有說唱性的敘事體，又有民歌形態的單曲音樂，還有戲曲化了的曲牌聯套的音樂結構。主要有《十繡》、《十二將》、《十字句》、《開門調》、《四六曲》、《望江樓》等。韓城秧歌不僅重唱而且重“表”，這種表的因素，也滲透到曲調中來，形成了有說有唱、說中有唱的特點。韓城秧歌的唱腔還大量運用方言襯字、襯詞和襯句來增強其表現的內容，也形成了韓城秧歌別緻的音樂特色。

韓城是歷史文化名城、文史之鄉，民間秧歌有著廣闊的生存空間，既有眾多的農民歌手，又有文人參與編撰歌詞，得以“雅俗共賞，古今匯通”。在韓城秧歌的鼎盛時期，秧歌藝人走南闖北，足跡遍佈八百里秦川。秧歌迷把許多光環套在他們心目中的紅藝人身上，為他們起了如雷貫耳的藝名，把藝名還編成順口溜，四處傳唱：“一盆血，盆半血，白菜心，雲遮月，人參苗子世上缺。一斗金，二斗銀，滿山鈴，美死人。邠州梨，玻璃翠，萬人迷，真入味。”這些紅藝人的藝術特點也為秧歌迷所傳誦：“廣才文，貴喜酸，只有懷娃跑得歡”、“滿熬浪，二澇走，保運嗓子難得有”。技藝超群的秧歌藝人成批湧現，是這一民間藝術成熟的標誌。這些秧歌藝人，不僅有即興創作的出色才能，而且有應時創作的光榮傳統。如有反映重大歷史事件的、禁賭禁菸的、逸聞趣事、社會主義建設的。

韓城秧歌其獨特的藝術價值，在中國民間音樂藝術寶庫中佔據一席之地，不少音樂工作者用它的曲調改編的歌曲都曾風靡一時。陝西歌唱家王淑德以《繡花團》唱紅半個中國，其主旋律是以韓城秧歌《十想》調填詞配器。馮健雪的《繡香包》更是以韓城秧歌《十繡》調填詞配器，成為她演唱會上的壓軸曲目。吉喆先生創作的板胡獨奏曲《秦川新歌》也是以韓城秧歌為素材，慷慨激越，悅耳動聽，名噪一時。韓城籍的舞蹈工作者張禎祥以韓城秧歌的舞蹈為素材編寫的舞蹈《扁擔歌》、《女社員》還進入中南海演出。

後因文化大革命及秦腔、蒲劇的衝擊，韓城秧歌開始走下坡路，至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表演已很少見。改革開放後，韓城秧歌被省、地、市文藝工作者挖掘並注入了新的活力，韓城秧歌的傳承、保護、扶植和研究都被提到重要位置。1985年，“韓城秧歌學會”成立，為培養壯大創作、演唱、研究隊伍奠定了基礎。近年來，在各級政府的努力下，韓城秧歌得以重現風采，相繼出版了《韓城秧歌》、《韓城秧歌劇曲目選》兩本書，製作了《韓城秧歌鄉土風情》碟片，韓城秧歌還被錄入《中國民間歌曲整合——-陝西卷》。2007年，韓城秧歌被列入陝西省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2008年被列入國家級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老藝人全格智被列為省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2011年，韓城秧歌研討會舉辦，邀請省內外音樂、舞蹈、戲劇等各界專家齊聚韓城，共商韓城秧歌發展大計，同年召開了韓城秧歌歌詞創作座談會。2012年，由我市政協與市文化館共同編輯整理的《韓城市非物質文化遺產集錦》，對韓城秧歌進行了介紹。2013年，編輯整理了《韓城秧歌集錦》一書，製作《韓城秧歌創作歌曲》碟片。同年，在陝西省非物質文化保護中心的支援下，舉辦了韓城市首屆韓城秧歌大賽，並大獲成功，在全市掀起了一股秧歌熱潮，打造了一批韓城秧歌精品。這一次秧歌盛會，為把韓城秧歌推及陝西、推向全國，重現韓城秧歌的輝煌又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韓城秧歌誕生於民歌和元雜劇的“嫁接”，也許會在新時代的“嫁接”中獲得新生。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我們應該積極探索、創新、發展，讓韓城秧歌這支土生土長的民間藝術之花開得更加嬌豔、光彩奪目，成為韓城民間文化又一束耀眼的光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