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時期，如果說蘇聯是一個指揮社會義主陣營的巨大中樞，那麼東歐諸國就是守護這一中樞的鐵層防彈衣。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結束後，

隨著雅爾塔體系的確立，東歐諸國先後建立起人民民主制度，並被納入蘇聯的勢力範圍。

東歐諸國跟隨蘇聯的一大好處，便是其經濟實力的迅速提升。例如匈牙利曾被戲稱為“300萬乞丐的國家”、保加利亞是落後農業國，等等。蘇聯到來後，這些面貌發生改觀。

在蘇美兩極對抗博弈的年代，經濟上的成果也往往會被用於軍事領域。東歐諸國的巨大成就，展現出蘇聯模式優越性的一面，也給蘇聯政權帶來諸多利益。因此，蘇聯也在東歐進行軍事部署，形成駐德叢集、駐波叢集、駐捷叢集、駐匈叢集這四大駐東歐軍事力量。冷戰高峰期，駐東歐蘇軍總兵力高達56。5萬，且多數部隊齊裝滿員，裝備精良。

這些軍隊在給鐵幕西側構成巨大壓力的同時，也穩定了蘇聯對東歐的控制。

而蘇聯在維持龐大武裝力量的同時，也在經濟上加強對東歐的影響力。成立於40年代後期的經互會組織，長期對蘇東各國的經濟生產進行協調分配。東歐國家的諸多產品，都需要蘇聯來提供。所以波蘭人、東德人曾開玩笑說：“不怕蘇聯坦克，就怕蘇聯關閉石油通道”。

總之，蘇聯依靠強大的軍隊，再輔之以計劃指令式的經濟手段，將東歐諸國牢牢掌控在手中，構建起令北約生畏的蘇東華約陣營。

然而，當1989年劇變發生時，駐紮在東歐的蘇軍部隊們，卻並沒能及時止損、力挽狂瀾。

而由於蘇聯軍隊不出手、蘇聯政權不干預，劇變就如同暴風驟雨般席捲整個東歐。

原本深受蘇聯影響的國家們，一個接著一個發生政權更迭，繼而令蘇聯喪失了在東歐的勢力範圍，在客觀上加快了蘇聯的解體。那麼，在東歐劇變的過程中，蘇聯為何不干預？當地的蘇軍部隊們又在幹什麼呢？這可從以下幾方面說。

第一，戈爾巴喬夫“裁軍”政策，削弱了蘇軍對東歐的控制力。

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臺後，伴隨著“新思維”等變革的開展，蘇聯在軍事領域也進行大範圍收縮。1987年，戈爾巴喬夫在聯大上宣佈分批從東歐、阿富汗、蒙古國撤軍。到1989年東歐劇變前夕，駐東歐蘇軍數量已經縮減至40餘萬，並且數量還在持續減少之中。而東歐劇變，實質上在全盤打亂蘇聯撤軍計劃的同時，也略微削弱了蘇軍對東歐的控制力。

第二，戈爾巴喬夫“不以武力干涉”政策，讓蘇軍亂了方向。

戈爾巴喬夫上臺後，就一改以往蘇聯領導人對東歐的政策。一方面，他宣佈削弱蘇聯對東歐的控制，給東歐“鬆綁”；另一方面，他卻又試圖把“改革新思維”強加給東歐各國。當劇變蔓延後，他又在蘇美馬耳他會晤上宣稱“蘇聯不以武力干涉東歐事變的方向”。而這種自相矛盾的方法，也導致駐紮的東歐的蘇軍被捆住手腳，無所適從，更難以阻止事態發展。

第三，蘇聯忙於解決自身問題，已無暇顧及東歐。

東歐劇變時，蘇聯國內也事端百出。在政治上，蘇聯各地分離勢力抬頭。1988年，亞阿兩國圍繞“納卡”歸屬問題大打出手，1989年，第比利斯也爆發變亂。1989~1990年，諸多加盟國未能完成徵兵任務，出現“兵役危機”。在經濟上，蘇聯的社會生產自80年代末期便陷入停滯、倒退的局面。嚴峻的時局，迫使蘇聯減少對東歐的干預，甚至為此向西方妥協。

第四，西方幕後操縱，阻止蘇聯的干預。

東歐劇變，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西方“和平演變”的“傑作”。在這一歷史程序中，以西德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不斷以經濟手段，阻撓蘇聯對東歐事態的介入。例如，西德以150億馬克等大量援助，促使蘇聯在兩德統一問題上讓步。而其他西方國家也以提供援助為籌碼，向蘇聯發難。在此情況下，蘇聯自然在東歐問題上處處妥協，最終失去對東歐秩序的控制。

也就是說，東歐劇變之所以爆發，既有蘇聯模式積弊未能及時革除的原因，又有戈爾巴喬夫的妥協和路線錯誤，同時也有西方的滲透和暗中的戰略操縱，並且還有蘇聯80年代後期大裁軍這一客觀巧合原因混雜在其中。總體上看，東歐劇變，既是意料之外，卻又是情理之中。

而東歐劇變的後果，就是導致蘇聯徹底失去“鐵層防彈衣”，最終使其於1991年徹底解體。

參考資料：《蘇聯軍隊的瓦解》、《東歐劇變的根源和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