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的演進

1、 字型與書體

所謂“字型”，是指文字的形狀，即文字的組織構造以至它所屬的大型別、總風格。例如說某字是像什麼形、指什麼事，某字是什麼形、什麼聲；或看它是屬於“篆”、“隸”、“草”、“真”、“行”的哪一種？

漢字的形狀，千差萬別。其構成受下列因素的影響：（1）時代；（2）用途，如鼎彝、碑版、書冊、信札等；（3）工具，如筆、刀等；（4）方法，如筆寫、刀刻、範鑄等；（5）寫者、刻者；（6）地區。

組織構造的變化，包括：（1）各組成部分的不同，也可以說各單體或偏旁的不同，例如“草頭”的不同寫法，酬、酧等；（2）各區域性的安排以及筆劃數量的不同，例如，“明”字的“日”和“月”的左右不同安排，紋、紊，雷、靁等。

書寫風格的變化，包括：（1）筆劃轉折軌跡的不同，即圓轉或方折等差別。例如：秦《泰山刻石》與秦詔版的不同。（2）點畫姿態的不同。（3）表現字跡的條件不同，即用途、工具、方法的差別。例如，筆寫與刊刻的不同，範鑄與刻寫的不同，像呂不韋戟上的“詔事”二字與戟上其他字不同。（4）書寫習慣的不同，例如時代、地區、寫者等等各有特點。

字型命名的角度也各有不同。例如：（A）甲骨文、金文（鐘鼎文）、篆書、分書（隸書）、楷書（真書）。（B）啟功先生認為：兼包構造和風格的大型別，可以說有四種，即篆、隸、草、真。其他如行書是草、真的混合物，各種花體字只是各類字的變態或說裝飾體而已。（C）宋高宗趙構說字型有五種：篆、隸、真、行、草。

文獻方面，對於字型名稱，最為糾纏。常見名同實不同，甚至互相矛盾。

（1） 秦以前沒有字型分類，亦無“篆”、“隸”等名稱。“六書”不是字型名稱，其內容“象形、指事、形聲、會意、轉註、假借”六事，實為“造字規律”——“造字之本”，或者叫“識字訣竅”，而不是有六種字型。

（2） 秦代的篆是規矩的、標準的“正體”，隸是徒隸用的、不標準的“俗體”。

（3） 漢代以降的字型變化，各有專門名稱。例如草書、八分等名，都是漢代才有的。

（4） 同一名稱，常有不同內容。例如“隸”，在秦漢和晉以下各有不同內容。

（5） 同一內容，又常有不同名稱。例如，漢碑上的字，或成為“隸”，或成為“八分”。

（6） 名稱的興起，通常落後於字型的產生和流行。例如周代的一種字，原來並無專名，到秦代才追認為“大篆”。

字型的各種專門名稱，實自秦代才有的。而且，各種名稱初起時，常是一般的名稱，或說是“諢號”，進一步演進才成為某種字型的專名。《書斷》捲上曾用父子關係比喻字型的演進關係。藉此比喻加以說明：

例如，自秦定篆為標準字型後，以“篆”為中心，對於它所從出得古代字，便叫做“大篆”。正像祖父成為大父、祖母成為大母一樣。而對於次於“篆”的新體字，給它一個卑稱為“隸”。然後，回過頭來，給當時的“篆”加上一個“小”字，曰“小篆”，以資區別或對稱。

又如，有了新草體後，才給就草體加“章”字，回頭再給新草體加一“今”字，曰“今草”，以資區別或對稱。

漢魏之際有了新興的隸書，即“新俗體”，才把兩漢、曹魏碑版上那種舊隸體字成為“八分”，把“隸”這一名稱讓給新俗體。但仍嫌混淆，於是給它定一些新名稱為“真”、或“正”、或“楷”、或“今體隸書“。

所謂“書體”是指某一書家、某一流派的藝術風格。常常以著名書法家的姓命名，例如，真書（楷書）的歐、顏、柳、趙各體等等。惟宋代秦檜創立的“印刷體”真書（楷書）叫做“宋體”，被漢字印刷物廣泛地沿用至今；另有宋徽宗趙佶創立一種“真書（楷書）體”叫做“瘦金體”。書體多指它們在一大型別中的小分別。此外，流行於唐代“館閣”，以及宋、明的翰林院和科舉考場的書風叫做“館閣體”，清代沿襲叫做“臺閣體”。

2、 正體與草體、俗體，以及古體

自秦以後，每一時代都有被定為“標準的、規範的”而通行的字型，就叫做“正體”，例如。秦篆，漢隸、唐楷。

所謂“草體”是指某種“正體”的潦草的寫法；所謂“俗體”是指某種“正體”的“非標準”寫法的字型。在漢字字型的演進過程中，不論是“草體”，還是“俗體”都是新興的“新體”字，它們起到過“過渡”的作用，是漢字字型演進中的積極因素。

每一時代，都有“正體”、“新體”和“古體”三種字型。所謂“古體”，即前一代的“正體”成為後一代“古體”；前一代的“新體”，到後一時代常成為“正體”或這說“通行體”。這就是所謂字型“祖孫三代”的演進。

3、 漢字演進的階段

關於漢字演進的階段劃分有“三段論”和“兩段論”等說法，大同小異。

“三段論”：（1）從殷商到兩漢，是字型的發展期，先後有甲骨文、金文和篆書。（2）從東漢到南北朝時字型演進的成熟期，標誌是分書（隸書）的誕生和楷、行、草的定型。（3）隋唐以後，字型發展終結。其後只有各種“書體”的陸續出現，漢字的書法藝術進入繁榮期。

“兩段論”：啟功先生認為：“約五千年來，可分兩個大段，小篆和以前的是篆類時期，漢隸以後至今天的真書是隸類時期。真正的承先啟後的‘中軸’便是秦隸。……今天得見‘秦律簡’的真跡，補足了這一重要的空白，豈非中國文化史、文字史上一件特大可喜的事！”

二、漢字字型種種與名實

1、八體、小篆

把各種字型命以專名，始於秦代。“秦代八體” 《說文敘》說：“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音shu—古代兵器）書，八曰隸書。”

秦始皇以來，見有戈戟款識、頌功刻石、虎符、權量、詔版、印璽、瓦當等，其中大部分的字，確知是小篆，印璽文字應屬“摹印”一類，其餘六體不易實指。“秦文”應從秦二十六年“同文”為限，前後劃分為兩段：前段字型很複雜；六國“不與秦文合”的，只是不與後段通用的“標準體”，即小篆相合而已。

秦人不但不再通行那些“不合者”，還積極用字書如《倉頡篇》等來推廣小篆。“秦八體”實有四大方面：一是小篆前的古體，即大篆；二是同文後的正體，即小篆；三是新興的“以趍（qu-同“趨”）約易”的俗體，即隸書；四是其他不同用途的字型。

秦代正體，或說“主流”是篆書。“篆”至少有兩個基本含義：形狀是圓的，用於莊嚴鄭重的場合。所以，凡不合這種風格的“約易”字型，便被加上“隸”的卑稱。

2、籀文、大篆

籀文最可靠的樣本，要屬《說文》重文中注出的225個字。此外石鼓文也常被指為籀文，但論證不夠充分。“籀文”的名稱是從《史籀篇》署名而來，是《史籀篇》中的字樣。因此，“籀文”是大篆這一體的諢稱或別名亦無不可。

那麼，為何只有225個字呢？這是因為，只有與小篆組織構造不同的古文、籀文才列為“古、籀”。相同者，就已經列入“小篆”了。籀文有什麼特點？王國維先生作過分析：“象形像事之意”——圖畫性，“規旋矩折之意”——線條的、變化圖案的符號性。“推其體勢，實上承石鼓文，下啟秦刻石，與篆文極近。”這在兩週銅器中就有。指石鼓文為籀文是唐人開始的。論證不足。《史籀篇》應該是中國歷史上最古的一部字書。但是，今天很難說那225個字以外，哪些字是籀文，哪些字不是了

3、 古文

“古文”，廣義的，小篆以前的文字；狹義的，指秦以前寫本的書籍中的字，特別是秦以前所寫的經書的字。

《說文》中所出古文共510字，是古文經中與小篆組織構造不同的字，與籀文同例，

都是小篆不能包括的異體字。與籀文相比較，古文的異體字較多，沒有籀文要求的嚴格。

打個比喻，大篆是小篆的生父，得以列入“八體”。古文經中的字則是小篆的伯父、叔父，甚至是某代祖輩。由於與當時的“正體字”小篆不是嫡親關係，沒有地位，終致“絕矣”。所以，廣義的古文包括“秦書八體”的大篆，而“秦書八體”的大篆，則是指那些《史籀篇》中的字而言。

4、 科斗書

“科斗書”、“鳥蟲書”、“蟲書”，是同體異名。應該是先有“蟲”，次有“鳥蟲”，後有“科斗”。“科斗”亦作“蝌蚪”，字型之名，始於漢末。是漢末和魏晉人因古代書冊寫本的字型筆劃像科斗之蟲而得名。實際上，是篆類手寫體的傳統風格，溯源可以直到商代。

5、 鳥蟲書、蟲書

所謂鳥蟲書，實際上也是篆類手寫體的別名。因其筆劃既像鳥又像蟲。

6、 隸書、左書、史書

“隸書”、“左書”、“史書”和“八分”，都是同體的異名。

隸書是徒隸的字，是“以趍約易”的“俗體字”。《書斷》中引蔡邕《聖皇篇》：“程邈刪古立隸文”，字型是約定俗成，一個人不可能創造一種字型，但一人編集一種字型，以及創始一種風格或流派，則是可能的。姑且沿用程邈之名。這種隸，當是那些有硬方折的或比較潦草的字型。方折散開的筆劃，寫起來比圓轉勾連的方便，而圓轉勾連中的許多細節也容易省略。再加上潦草隨便，這當是“俗”處，不標準處。最初由篆變隸，可能就是從這裡開始的。《秦律》簡，就是秦代標準的隸書。

一種字型不會是一個朝代突然創造的，漢代日常通行的正體字，像華山碑、熹平石經一類的字，必然有前代的基礎，至多是有所加工整理罷了。所以無論是硬方折軌跡的俗體，還是“長、鬥、蟲、苛”的俗體（【注】“馬”字頭，下加“人”字，為“長”；“鬥”字帶“單人”旁，寫作“什”； “中”字下邊彎曲的作為“蟲”，而篆字之“蟲”字不作“中”字下邊彎曲；以“止、可”為“苛”），對篆而言，都是隸書。

至於左書，又作佐書，在“新莽六書”中“左書”，就是漢的隸書。“左”或“佐”的取義，其實佐之為職名，即“助理”之義。這在隸書的用途上固然是有此作用，但隸書之隸，是由於徒隸；佐書之佐，是書佐之“佐”。按漢代書佐地位很低，所以“新莽俗書”命以佐名，正如“秦俗書”命以“隸”名一樣。

所謂“史書”，即隸書。古代的史，實是天子諸侯的文化奴僕。往上可以升為大官，往下不過是王侯的隨身侍役。漢代一般衙門的某些小官吏叫做史和令史，天子的史與古代一樣仍叫太史。所以太史公司馬遷說：“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說明史的書與佐的書是同一性質。

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律簡，墓主是秦時的司法官吏，所寫是獄頌內容，那字，自然是最標準的秦隸字型，基本上和西漢簡牘中的字型沒有什麼特大的區別。可見秦隸實是篆到隸中間極其重要的轉折點。

從大汶口瓦器上一些類似文字的符號，到後世還沿用的古文、小篆，筆劃都是以線條為主，筆劃軌跡以圓勢為主。而秦代粗刻的詔版漸有直筆劃、方轉折的刻法。秦律更是點畫不避方扁，筆劃軌跡以方為主。這種寫法，沿襲到今天，因此，啟功先生說：“不妨以‘篆類’來稱秦隸以前你的字型，以‘隸類’來稱秦隸以後的字型。即至今天所用的楷書、以至宋體字，仍是隸類演進過來的。”

7、 八分

“八分”這個名詞是漢末才有的。《唐六典》卷十說：“四曰八分，謂石經碑闋所用。”知八分這一諢號。到魏漢之際，字型出現了一種新風格：其筆劃更輕便，漢碑中的字的所謂“蠶頭雁尾”都沒有了。這些字就是後來真書的雛形。這是當時新俗體、新隸書，因為正式碑版上並不見這類字。既有新隸書，於是舊隸書必須給予異名或升格，才能有所區別，故稱之為為“八分”。八分者，即八成的古體或雅體，也可說是“準雅體”或“準古體”。漢時篆和篆以前的字型是古體或雅體，隸是通用的正體，草和新隸體是俗體。蔡文姬所說：“割程隸八成去二分，割李篆二分去八分。”不宜理解為篆和隸若干數量，而且無法去“割”。實乃說明八成古體或雅體，二分俗體而已。

唐張懷瓘《書斷》捲上說，因“八”字有“相背”之義，便把八分解作字有“八字分散”之勢，是毫無根據的。難道因“五”字有交午之義，便可解《五經》為“交叉線”嗎？！可以用“八字分散”或“八字相背”等來比喻或形容漢碑字型，但與漢末人“八分、二分”的命義是不相符的。《書斷》還因王愔的話，以為“字方八分”的尺度概念，更無根據。即是加上尊號，受禪二碑的字，每字長寬都遠遠超過80釐米，何況漢尺還小於今尺呢！

漢碑字型的特點，在於規矩整齊，所以成為楷法。楷是“標準”、“整齊”，可為“楷模”之意，也是它升為雅體的資格。後來“楷”這一形容詞被當作字型的專名，則是晉代以後的事。所以，漢魏之際八分與舊隸體的分別，只是稱呼不同而已。

關於王次仲創隸問題。晉衛恆《四體書勢》說：“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可知王次仲始傳說中首先把秦隸書加工整齊的人。這位王次仲，是違反了秦始皇的命令而被殺的。後世的隸、八分的內容也隨時代有所發展。羊欣說王洽、王珉“能隸行”，王羲之“善草隸”，王獻之“善隸藁”等，現在看來，他們的字都是今草、真書和行書，只有一少部分是章草，並沒有漢隸的字。可知這時的所謂“隸”，即是真書。北朝、隋代都稱真書為隸，唐人也曾稱八分為真書。

字型自漢魏之際新俗體出現以後，便發生名稱重複的情形，常引起混淆。梁時正書，即是真書，也就是新隸體，與秦隸是名同實異。隸和八分的混淆，重要原因有三：一是“隸”，秦俗書為隸，漢正體為隸，魏晉以後真書為隸，名同實異。二是“楷”，對於寫得風格規矩整齊的字都稱為“楷”，是泛用的形容詞；用“楷書”來稱真書，則是專名，名同實異。三是筆劃的“波勢”，秦俗書無波；漢木簡較工整的有波，較潦草的無波；漢碑某些有波，某些無波。新隸體，即真書，捺筆有波而橫劃無波。若專從波勢或細微的風格上來尋找這兩個名稱的關係，常陷入矛盾。

8、 草書、章草

“草”，本是草創、草率、草稿之義，含有初步、非正式、不成熟的意思、在字型方面，

廣義的，不論時代，凡寫得潦草的字都可算作“草”；狹義的，或說是當作一種專門的字型名稱，則是漢代才有的。漢代的草書，一直當作起草的、非正式的字型，是私用的字型，軍書雖是公文，但迫於機宜，可以不拘。

漢代草書簡牘中的字型，多半是漢隸的架勢。直到漢魏之際以至晉代才有筆劃姿態和真書相似，字與字之間有顧盼甚至有連綴的草字。漢代的草書是舊隸體，即漢隸的快寫體；此後的草書是新隸體，也即真書的快寫體而已。後人為了加以區分，將前者稱為“章草”，後者稱為“今草”。

“章草”，在文獻中最早出現的是張懷瓘《書斷》中引王獻之的話。而所謂衛夫人《筆陣圖》及王羲之《提筆陣圖後》俱有“章草”一名，但二篇俱出偽託，不據。

章草的“章”，有五種說法：

（1） 漢章帝創始說。宋陳思《書苑菁華》引唐蔡希綜《法書論》：“章草興於漢章帝”。

（2） 漢章帝愛好說。《書斷》引唐韋續《纂五十六種書》：“因章帝所好名焉。”

（3） 用於章奏說。《書斷》上記漢北海王受明帝命草書尺牘十首，章帝命杜度草書上事，魏文帝命劉廣通草書上事等等。

（4） 由於史游《急就章》說。

（5） 與“章楷”的章同義，即“章程書”的章。近人多主此說。

在古代以帝王之諡為字型的名稱的，漢前漢後皆無成例，（1）、（2）均不成立。至於《急就》在漢代並不名“章”，（3）亦不成立。

考“章”字古義，有樂章之義，有爰書、罪狀之義。又有章奏、章程之義。還有圖案之義，凡章黼、文章等都屬此義，引申為章明之義，章明亦作彰明。取出這些詞義的共同點，實有“條理”、“法則”、“明顯”的意思。即用作諡法的章字，也是取於這個意義。相反的意義，是雜亂無章。再拿章草與今草比較，章草較為嚴格，今草較為隨便。漢代就草體之得章名，應是它的條理和法則性質比較強烈。這也是章草合乎章程、用於章奏的資格。

無論是舊體或新體草書，到了漢末，已成為滿城爭唱的時調，當時人們對於草書普遍愛好。草書不但成為公開的、合法的字型，而且還成為藝術品，但“親而不尊”，仍不見登於碑版。

9、 餘論

（1） 每一時代（不止是每一朝代），都不止有一種字型。隨各種條件的不同，尤其是手寫的和刊刻、範鑄的，在藝術效果上的差別更為明顯。

（2） 每一時代，字型至少有三大部分：通行的正體字，以前各代的各種古體字，新興的新體字或俗體字，可比喻為“祖孫三代”。前一時期的正體到，後一代就是古體；前一代的新體，到後一代就常成為正體或者說通行體。

（3） 從字型的用途可見字型的地位。秦頌功刻石不用隸字，漢至隋碑刻不用草字，

漢代章奏用草書須經特許。至於鍾繇表啟、谷朗碑等用新隸體，即初期的真書，標誌著這種書體已經成年合法。從晉到唐，真書經過長期使用，證明它在是當時最為方便。成為千年來漢字字型的大宗。其他字型，如今草、行書，到了唐代也都已成年。所以有行書、草書入碑，但新興的狂草仍沒有入碑。

（4） 古代寫者的創作思想中，所崇尚的標準，各有不同。 以圓轉為鄭重的——篆書。以方整為鄭重的——王莽時期的小篆；漢隸比之篆書，本已方折，在碑版上為表尊嚴，更加妝點方整。

以古體為鄭重的——碑銘、墓誌中，碑額和志蓋常用古體。後世的木刻書籍，本文雖是宋體字，而書的外籤常是另一種字；封面，近代或稱扉頁，常用篆、隸、草、真、行等早於宋體的字；序文又常用手寫體，亦是此理。

變態字型

自真書通行以後，篆隸都是古體，在尊崇古體的思想支配下，在一些鄭重用途上，出現幾種變態字型：

第一種是隸真化合體。這種風格源於漢末的新隸體。可見在隸初變真時的情況。此後字型向兩個方向發展，一是愈發嚴格的，即二王、智永，以至歐、虞的真書；另一是仍沿漢末新隸體的路子，如廣武、元悰以來諸石。

第二種是雜摻各種字型的一種混合體。自漢夏承碑在隸書中雜摻篆體為開端。

第三種是用長方條筆劃寫方塊字，橫劃末尾有隸書的波腳，例如，晉爨寶子碑，宋爨龍顏碑等等，但主要部分，都是真書。

以上變態字型，曾引起後世不少爭論。有稱是正書，也有稱是八分。其實，這些碑誌書寫的時代，篆隸真早已過度完成。至多可說是沿用了過渡體，而不是從那時過渡的。尤其是那些雜摻字型，更不過是掉書袋習氣而已。又如，翁方綱、包世臣諸家特別讚歎乾明修孔廟碑和文殊般若經碑，以為是真書的最高藝術標準，實即受到這種又真又隸形狀的迷惑。也有人看到二爨碑的架勢，以為晉宋時代的字只應是那樣，從而認為王羲之《蘭亭序帖》是梁陳以後的人偽造的。都是從這三類變態字型引起的。

真書的體勢姿態，到了唐初，才算俱足完成，這雖然是藝術風格的問題，但從隸到真字型演進的曲折，至此始告結束。

三、漢字拼音化與簡體字

1、漢字拼音化—— 漢字是“形聲兼備”的文字，這和西方完全拼音的文字有很大的差異。

20世紀初，西學東漸，中國“新文化運動”興起，“漢字拼音化”，乃至“取消漢字”的一股思潮不斷興風作浪。清朝末年維新運動主要人物康有為、梁啟超等曾主張文字拼音化，但因維新運動的失敗，拼音化運動也胎死腹中。

1949年後，“漢字拼音化”承前啟後，而“漢語拼音化”與其說是“西化”，不如說是“蘇化”。 “漢字拼音化”發端於“消滅漢字”。理由是“拼音化”才能適應“現代化”。然而，幾十年下來，特別是計算機技術，即“電腦”的發展，漢字的輸入速度，可以遠遠超過英語等拼音語系。尤其是，漢字的多字同音，使得漢字很難完全走上“拼音化”之路。

當下，關於漢字拼音“化”的聲音幾乎聽不到了，說明這個“化”是不可行的。當然，由此而產生的《漢語拼音方案》，對於推廣普通話、漢字注音以及電腦的漢字輸入，還是有用的。

2、簡體字

五四時期，文字簡化運動和白話文運動一起構成新文化運動。許多人提出要提升國人知識水準，就須先提升識字率。主張使用白話文的知識分子絕大部分贊成文字簡化。

漢字簡化運動在中共領導的區域內推廣。解放區報章雜誌使用了既有或創造的簡化字，這些字又稱“解放字”。

20世紀中葉，共和國官方強行推出了漢字的“簡體字”，傳統的漢字真書正體字就成了“繁體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