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糖紙不見了。

這是個大事情，比我後來糊里糊塗親了一個姑娘，還要大。

真的不見了。

我翻遍了窯裡的角角落落，甚至連炕洞都翻了，但就是尋不著。午飯時，母親做了我最愛吃的攪團，喊了三聲，我都沒言傳，一個人躲在炕背後小聲抽泣。

她在灶房見我沒反應，就來窯裡尋我，問我咋圪就在這兒，我由於太傷心，以致有些哽咽。

“我，我，我……的糖，糖紙不見了。”

“就這麼個事，我以為天塌了。”

“好，好，好多糖紙，可好看了。”

“到灶房給你端攪團去！啥大不了的事，糖紙我塞到灶火燒了。”

母親用近乎冷酷的表情和聲音命令我，我不敢再“牛”了，乖乖地站起來，就在她轉身出窯門的一瞬，藉著從窯背上下來的日光，我清楚地看見，母親眼角掛著一滴不易為人察覺的淚珠。

窯院生活用時光的子彈，在那一刻擊中了我。

當時雖然年幼，可是母子連心啊，母親的淚眼很快讓糖紙事件平息了。

我爺是隨她母親，也就是我曾祖母，從武功一帶逃難到北山的。曾祖母在當地另嫁了一個耿姓男人，生下我碎爺和兩個姑婆，後來就有了我們這一大家子人。

我爺從血統上說是底下人，（渭河平原）性格不像北山人那樣綿軟，而是帶著幾分大地方人的硬氣。

他念過高小，識文斷字，加上愛看書好學習，等拔節節一樣，抽成大小夥時，已是南北塬上有名的才子了。後來，他硬是憑著一支筆桿子把自己戳成了縣城所在鎮的黨委秘書。按鄉里人的說法，我爺將來肯定要當官的，屋裡其他人也就能跟著沾點光，然而，鄉里人到底是鄉里人，清澈的邏輯裡沒有沙子，也忘了我爺的來處。

他最後還是回到村裡，當了一輩子有文化的農民。據曉知本家族歷史的大伯說，我爺跟領導鬧翻了，拍了人家桌子，炒了領導的魷魚。聽了這段往事的人都唏噓不已，怪我爺，“精鉤子攆狼呢，你膽大得很，人還是慫些好，保險。”慫些，就不是我爺了。唉，他老人家在地裡一晃快20年了。

受爺的影響，父輩出過三個大學生，我爸的奮鬥史最為坎坷。

他揹著我婆烙的“黑鍋盔”，步行到60裡外的常中唸了三年高中。應屆沒考上，補習，家裡條件不允許，就回村裡當了農民。說起這事，他沒有特別的感情流露，表情淡然，欲說還休……

我爸先後幹過隊長，當過會計。村裡上了年齡的人給我說：“你爸那時候黑瘦黑瘦的，做起農活來卻頂兩個人，總是不惜力氣。”這話我信，我爸身上有我爺的那股子犟勁兒，後來由於在村裡的好口碑，他被推薦當了民辦教師。

我爸這人平時話少，不愛說過去的事，還是我媽在教導我時，才揭開了那段“黑暗歲月”的面紗。那時，改革開放沒幾年，農村人普遍窮，但活得很真實，一年四季都有快樂的事，春天捋洋槐花，挖小蒜；夏天去溝裡鳧水，逮螃蟹；秋天打棗，尋軟柿子，冬天圍炕掀花花。最美的還是過年，過年能吃上肉，一家人團聚，沒有比這更令人盼望的事了。雪花漫天飛舞，裝飾著村莊，也裝飾著父親的夢。

睡到半夜，一骨碌爬起來，坐在黑暗中發呆。

這是我媽給我講的。

“你爸披著被子，就那麼瓷瓷地坐著，就著外邊的雪光，只見他把頭髮搔得像雞窩，一雙眼窩緊緊地盯著窗外的窯背”。

我笑著說：“我爸像冬夜裡的一匹狼”，我媽罵了一句“瓜娃子”。

“你爸在想問題呢，他準備考彬縣師範，考上了就能轉正，工資就漲了。”

我能想象當時那個冬日裡的溫暖畫面。我爸夢見了一道數學題的解法，立即翻身坐起，披被思索，捨不得點亮煤油燈，就在黑暗中坐著。等思路打開了，就趕緊點著背牆上的油燈，奮筆演算。

其實坐在黑暗中的他不像一匹狼，更像一個獵人，蟄伏在命運的森林之外。

考上在意料之中，他再次踏上了求學之路。

那年我剛出生，在父親畢業前的那年冬天，妹妹也來到了人世，不幸的是，我媽因計劃生育被辭（ci讀一聲）回來了。

僅靠我爸一個人的工資難以維持一大家子人的生活，雖然分了家，但他作為兄長，還須照顧弟妹們的婚嫁和生活。

在我遙遠的記憶裡，爸媽經常為錢吵架，甚至動手，嚇得我和妹妹躲在被窩裡，不敢出來。有一次，在叔父結婚那一年吧，我爸揹著我媽取了一個月工資，給叔父定了婚，為此，他們又發生了一次“戰爭”，這次鬧得比較厲害，我媽帶著我和妹妹去舅舅家住了很長一段時間。

誰都不怪？要怪，就怪那時我們太窮了。後來，姑姑給我說過一件她們小時候的事，至今印象深刻。70年代吧，我爺早晚飯吃的是小灶，白麵饃饃就蘿蔔菜，而屋裡其他人吃的卻是黑饃，饞得幾個孩子流口水。孩子們貼炕而立，伸出舌頭舔掉口水，傻傻地盯著看盤子裡剩下的半個白饃饃，爺眼窩一睜，吆喝一聲，他們就跑開了。我一直在想，爺真的如此心硬？或許這是他的教子良方吧，不管咋樣，還是人窮呀！

正是窮，才把父親逼上了奮鬥之路。轉正後，他本可以過幾年安逸生活了，但那不是他的性格。教小學，教中學，上教院，賽教，給學校寫材料，不斷地折騰，終於在1990年，因為一篇上報縣局的稿子被調到了縣教育局督導室。

可是我媽卻高興不起來，她失業五年了，縣城生活成本高，還不如待在村裡呢，這是她當時的想法。

令我們意外驚喜的是，我爸調到縣城半年後，解決了我媽的工作問題，雖然還是民辦教師，總比沒有工作強。關鍵是我和妹妹進城的夢想，可以實現了。

距離我記事後的第一次進城，已兩年過去了，回想初到縣城的情景，至今猶覺得有趣，那是大人無法理解的兒童世界。

剛下班車，我就被高樓大廈吸引了，眼睛直勾勾地在樓群間遊蕩，我媽拉著我的胳膊厲聲喊道：“走，趕緊走，別人笑話呢。”我極不情願地被連拉帶拽著走到了中街，這是縣城最繁華的街道。人多得像螞蟻，卻沒一個認識的人。走著走著，我又不動彈了，俯身拾了幾片好看的糖紙。當時我媽走在前面，沒覺察我的“丟人”之舉。那幾片糖紙躺在春天的水泥路上，微風輕輕一吹，上下左右翻飛，真像故鄉田野上色彩繽紛的蝴蝶。我幼小的心被牽動著，也在上下左右曼舞，那一刻我彷彿出走了自己，變成了輕盈美麗的糖紙。拾糖紙，也有小小的虛榮心作祟，回村裡可以向夥伴們炫耀一番。

後來就有了“糖紙事件”，一個兒童的神秘夢幻就這樣被大人輕易撕碎了。

剛到縣城，我們沒地方住，多虧文教局照顧，才在影劇院的一間職工宿舍安下了家。提起這裡，有一個人從記憶深處走來。她叫小梅，姓啥不知道，年紀與我媽相仿。據說，小梅原來是縣劇團的演員，精神受了刺激，才成了人們眼中的“瓜小梅”。可在我看來，她一點也不瓜，甚至比大多數人都聰明。音樂一響，小梅就在劇院門口舞起來，舞姿還真是好看，奇怪的是，臉上冷若冰霜。現在想來，她的“瘋後餘生”是以梅的態度來過的。

掙到了圍觀者的毛毛錢，她的嘴角才浮起一絲笑意，但又很快消失。我曾多次目睹過，她躲在劇院牆角數錢的情景。那時我騎坐在離她不遠的牆上，小梅每次數完錢身體都會微微地戰慄一下，當時我不懂，回去問父親，他什麼也沒說。

一年後臘月的某一天晚上，我爸回來得很晚。迷迷糊糊中我聽見他給我媽說，“欠了一年的工資終於發了，將近2000呢，這下能買得起彩電了！”一聽到“彩電”兩個字，我就靈醒了。這時候，我目睹了一個男人數錢時的戰慄。

18寸黃河牌彩電，1930塊錢，花了父親將近一年的工資。買回電視時，我們已經搬到縣高中大院。（還是文教局的安排）

一排廈房，從西向東數第二間便是我的新家。門前有一個小花園，裡面的臘梅樹是很多年後舊地重遊時才認識的。只記得它披雪綻放的樣子美極了。再往前走是一池碧水。圓形堤岸上栽著幾株柳樹。

三年時光隨著池水的搖晃，很快就過去了，但那些年發生過的事卻深深地刻進了腦海。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被騙。時間是大年初一，我在大門口放炮。這時，一個小夥走到我跟前，用一番綺麗的說詞把我哄騙到化工廠附近，（後來才知道）搶走了我身上掙到的所有壓歲錢，大概五塊多錢。從此我就對城裡人有了看法了，特別是學校院裡幾個子弟對我的慢侮，在我家裡對我心愛的電視的虐待，尤令我仇恨和反感。現在想來，不過是幾個毛孩子合起來在鄉里娃跟前尋找自己的優越感罷了。

鄉下人要想真正融入縣城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曾一度纏著母親要求回老家去，我媽總是笑著說：“好不容易進城了，要是再回去，叫人拿鉤子都笑了！”我只好繼續做著我矛盾而又複雜的縣城夢了。

倒是那幾年的煙火日常叫人感到無比溫暖和快樂。

我媽在縣城北面的蒿店鄉教書。（代理教師）當時交通不便，我們娘仨上蒿店主要靠父親的永久牌加重腳踏車。在那個“車馬郵件都慢”的時代，普通人能有一輛腳踏車確實令人欣喜。上蒿店的路一半是上坡，老加重前樑上坐著我，後座上我媽抱著妹妹，艱難程度可想而知。特別是父親，我無法想象，那些年蒿店和縣城之間來回跑的日子，他是怎麼熬過來的？

記憶中的父親又黑又瘦，為了這個家，他是在咬牙硬撐呀！可是對於我和妹妹來說那一路充滿了歡樂。我坐在前面，時間長了，大腿和屁股之間的位置就疼得受不了。這時我就請求父親休息一下。若是陽春三月，312國道兩邊的桃花從南向北漸次盛開。粉白的妖嬈之美，撞擊著我未經啟蒙的審美器官。

我和妹妹在田野間瘋跑，跳啊笑啊，追著春風，追著蝴蝶。父親母親坐在路邊聊天，臉上寫滿了幸福。

我一年級在蒿店小學。那是一個不足300人的小學校。在這裡我瘋玩了一年，上三年級時轉到了縣城。一年時間內，我結識了不少小夥伴，他們陪我無數次下溝裡探險，到小溪裡摸螃蟹，而今，他們在哪裡，唉，很多人走著走著就散了！

在我轉學後的很多年，蒿店這個詞一直埋藏在心底，誰一提起，我都會耳朵發燙。

那是一個冬天的早晨，我們裹著厚厚的棉襖出操。太陽還沒完全出來，微光落在操場上，有點美。我去早了，凍得原地轉圈圈，搓手哈氣，白霧瞬間消失。我正迷戀自己哈出的白霧時，遠處的她出現了。她是學校老師的女兒，長得心疼極了。我多少次在心裡念過她的名字。那一刻，晨光灑滿了她圓潤的臉。我不知道自己中了什麼邪，平日裡很慫的一個碎娃，竟然彷彿神鬼附了體，飛奔過去，在她臉上親了一下。

事情很大。小學校人全知道了。後來，我有很長一段時間不敢正面看她，更怕在學校碰見她父親。所幸，三年級時我去了監軍小學唸書。這段叫人臉紅的往事便也就沉入歷史深處了。

我媽也調到了縣城。雖然還是民辦教師，一年掙不了多少錢，還經常拖欠，但我們一家人終於不用再折騰父親了。我爸的老加重也“馬放南山”，終結了它光榮的“南征北戰”的使命。

我媽教書的學校離家較遠，她不會騎腳踏車，每天就靠著雙腳，一走就是三年。當時我們借居在永中院裡，房子是簡陋了些，卻給了我和妹妹快樂的童年。

門口花園裡那株臘梅年年都頂雪開放，那幾年也是父親工作最辛苦的歲月。他常常抱著厚厚一沓稿紙回來，一熬就是幾個通宵，人越發的黑瘦了，將近一米八的漢子，體重不足60公斤。為了這個家，我爸是在咬牙硬撐呀！

我高中畢業那一年，我們終於有了自己的房子，儘管還是一紙合同，我和妹妹也高興得互相擁抱，歡笑跳躍，甚至追著問父親，“爸，咱得是有自己房子了？！”我爸當時沒言傳，沉默著，臉顯得更黑了。我媽過來說，“你爸在想問題呢”。

我上大學後，才知道那時的父親正為房款發愁呢。

再後來，我愛上了寫東西，那幾片糖紙經常出現在夢裡，搖晃著一個家族的時光印記。我們的生活，不也是一片包過糖果的紙嗎？它可能隨時會被風吹走，所以我們必須好好儲存。

作者 | 耿明 | 陝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