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玉器的輯錄大致可以追溯至19世紀末，見錄於清代吳大澂 《古玉圖考》。至遲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石峁多有玉器出土的情況已為人們所知。1976年，考古工作者踏查石峁遺址並開始徵集玉器、陶器等文物，調查成果公佈後，學界就石峁玉器的年代、性質和來源等問題展開熱烈的討論。

經過多年的探索，特別是2012年以來石峁遺址持續的大規模考古工作使得人們對石峁文化玉器的認識最終明晰起來。石峁文化玉器的器類有牙璋、斧、鉞、鏟、多孔刀、璧環、牙璧、璜、人頭像及玉蠶、玉鷹、虎頭等動物造型，以大型片狀玉器牙璋、多孔刀、鏟及璧環、人頭像等為其特色器類。

牙璋起源地點一直是學界爭論的焦點。石峁遺址考古發掘出土數量較多的牙璋，根據地層關係推斷其處於龍山晚期與二里頭文化早期之間，是黃河中上游地區發現時代最早的牙璋。學界目前多傾向認為石峁文化牙璋的年代較早，中原乃至江漢地區牙璋的出現，是受到了石峁文化的影響。

新華遺址玉器坑

石峁玉器多為片狀器，少數為採用圓雕工藝的動物造型。崇尚扁薄，切割平齊、邊稜鋒利，片切割技法十分成熟，大型片狀器物中央打窪。器物剖切改制現象普遍，許多玉刀、鉞、鏟由同類器物對剖改制或其他體厚的器類剖片而成，如玉琮等被剖切為方形片狀器。一方面反映出玉器作為稀有資源被重複利用，另一方面也表現出石峁先民高超的玉器製作工藝以及對玉料的嫻熟把控。

就出土狀況而言，石峁玉器多出自石砌城垣及重要城防設施的牆體或倒塌堆積、墓葬、祭壇等3種遺蹟中。其中，“藏玉於牆”的特殊現象，改變了之前學界普遍認為石峁玉器全部來自墓葬的認識，為玉器提供了新的埋藏背景與意義。外城東門和皇城臺門址一帶的石牆內埋葬玉器的現象尤為引人關注。這些玉器或發現於牆體倒塌堆積之中，或發現於石塊砌築的牆體之內。根據其出土狀況分析，這些玉鏟、玉璜、玉鉞等器物應是城牆修建過程中有意嵌入牆體的。

《竹書紀年》記載“桀傾宮，飾瑤臺，作瓊室，立玉門”。《晏子春秋》也有“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棄德行，為璇室、玉門”的記載。石峁遺址所見將玉器置於牆體之內的現象，符合上古文獻或神話中提到的玉門、瑤臺、璇門的相關記載。作為石峁人在信仰層面驅鬼辟邪觀念催生的精神武器，石峁外城東門址所見殺戮奠基及牆體藏玉現象，極大地滿足了神話中辟邪的心理寄託及“宗教中心”的向心功能，也成為其凝聚周邊中小型聚落的核心手段。

屬於石峁文化的新華遺址曾發現一座長方形坑K1，其內出土36件玉器，分6排豎直插立，有刃部的器物刃部朝下埋入土中，無刃部者其薄面朝下，器型有鉞、鏟、刀、斧、環、璋等。K1不能排除作為玉器窖藏的可能性，抑或已承擔了祭祀的功能並被賦予了特殊含義。

崇玉用玉是石峁文化圈最突出的特徵之一。石峁文化玉器的玉料主要以蛇紋石、透閃石為主。其中蛇紋石玉器多呈墨綠色和灰綠色，尤其以茶褐色帶黑點為典型特徵，在陽光的照射下，這種玉器會顯出濃煙色，厚處則呈黑色。透閃石、陽起石玉器多呈黃綠色，裡面泛著像山水畫一樣的黃斑。

石峁玉器的年代，除了根據器物本身形態進行斷代之外，更多依靠於考古發掘中的地層關係及測年手段，共同構成了分期的標準。石峁玉器的年代可分為早晚兩期，早期屬於龍山時代的晚期，晚期已經進入了夏代的紀年範疇，所以早晚兩期玉器的器形和工藝略有差別。

從玉器的風格上，我們能夠看到不同地區文化交流的影子。比如牙璋，在山東地區和中原腹地都能看到，時代上略有早晚，後石家河文化及再晚一些的三星堆遺址，也發現有牙璋。石峁的鷹形玉笄和石家河的非常相似，還包括虎頭的造型，顯示出受到多元文化影響，甚至有些玉琮還帶有良渚文化的風格。

石峁文化玉器以其數量龐大，器類獨特和玉質迥然成為世界範圍內玉器研究者關注的焦點，它在中國古玉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已逐漸凸顯，我們可以認為石峁文化玉器是繼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作為用玉中心衰落之後，與齊家文化、石家河文化鼎足而立的一處重要的史前用玉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