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凌越 經濟觀察網 收錄於話題#午間閱讀113個

對於布羅茨基來說，年少時在聖彼得堡的經歷彌足珍貴，他寧願將它像一個完美的夢境一樣守護著，而不讓“重返”的雜質對它造成可能的絲毫傷害。

那麼，從威尼斯遠眺聖彼得堡恰是一個合適的距離，因為威尼斯猶如聖彼得堡這個夢境的拓片，布羅茨基恍然置身於和聖彼得堡相似的環境，可以遠距離地談論聖彼得堡，可以和老友一起回憶它的種種細節，卻不會毀壞那個美妙又纖弱的夢。

本 文 約 7749 字

閱 讀 大 概 需 要 20 min

作者 | 凌越

photo | 圖蟲創意

“這座城市沒有資格成為一個博物館，因為它自己就是一件藝術品，是我們這個物種所創作的最偉大的傑作。”這句話出自布羅茨基1989年年底出版的自傳性散文《水印》，這部作品是布羅茨基為他所鍾愛的城市威尼斯創作的一部文字肖像，《水印》的文字有著濃郁的詩意的敏感，可謂從方方面面道盡了布羅茨基對這座城市的熱愛。和布羅茨基別的書一樣，這本柔情之書也為他贏得了許多讀者，其中有一位讀者身份有點特殊，她叫伊蓮娜·亞科維奇，在1990年代初期她是俄羅斯文化部長葉夫根尼·西多羅夫的新聞秘書。

透過布羅茨基的老朋友萊茵，亞科維奇和身在紐約的詩人取得聯絡，並在電話交談中提出是否可以給布羅茨基拍一部紀錄片，布羅茨基客客氣氣地答道：“啊，看看吧……”顯然，是要拒絕。但亞科維奇沒有放棄這個念頭，在去布羅茨基朋友萊茵處取材料時，又向萊茵提出這一建議，萊茵顯然興致頗高，而且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萊茵的參與，使得這一設想成為可能。他們甚至沒有懷疑過布羅茨基自己是否同意，“而直接討論起該在哪兒拍攝。我們一致決定，就定在威尼斯——那裡很美，而且布羅茨基還寫了一部隨筆集《水印》，這就是現成的紀錄片指令碼嘛。”是啊，布羅茨基怎麼會拒絕在自己最喜歡的城市，一邊漫步著欣賞威尼斯絕美的風景，一邊和自己的老朋友回憶往事呢？

不出所料，1993年11月，“我們與布羅茨基在威尼斯拍攝紀錄片，一起度過了整整一個星期”。這部紀錄片名叫《與布羅茨基一起漫步》，片子拍的很順利，也頗為成功，在1995年5月24日（布羅茨基最後一個生日）獲得了首屆“電視太空“職業電視獎。《與布羅茨基漫步威尼斯》一書是那次拍攝過程的完整文字資料彙編，既包括布羅茨基在紀錄片中的談話記錄，也包括攝影機關閉之後，錄音機錄下的內容。也就是說，這是布羅茨基未曾公佈過的最後的談話，其重要價值自不待言。

紀錄片拍攝地威尼斯美輪美奐的風景給紀錄片本身增添了浪漫的情調，但是亞科維奇很清楚這不是重點，重點在於布羅茨基對於威尼斯的親近感，會使他在漫步中更加輕鬆自在，更願意開口說話——說什麼呢？說什麼都好，這可是這位享譽世界的詩人離開故國二十一年後第一次在攝像機前用俄語談論他所熱愛的文學、音樂和藝術。當然在拍攝過程中，亞科維奇也會很巧妙地將話題轉向俄羅斯當下的政治，以及布羅茨基過去的經歷。儘管亞科維奇對這些興趣要大一些，但她也需要尊重這位詩人驕傲的個性，在伴隨漫步的漫談中，話題變得非常開放，而愉悅的談話氣氛則會產生更多有趣的話題和觀點。

眾所周知，布羅茨基曾兩次成為世界新聞的中心人物，一次是1987年，由於其作品“超越時空限制，無論在文學及敏感問題方面，都充分顯示出他廣闊的思想和濃郁的詩意”，布羅茨基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另一次是1964年，年輕的布羅茨基被蘇聯法庭指控“利用黃色詩歌和反蘇作品毒害青年”，以罪名“社會寄生蟲”，被判服苦役五年。這一荒唐的案件，當時在蘇聯內外都引發廣泛的強烈抗議。亞科維奇之所以會和布羅茨基取得聯絡，正是因為她看到了兩份蘇聯政府解禁的布羅茨基檔案材料：一份是1964年至1965年的，涉及在自己國家內部“審判布羅茨基在創作知識分子中引發的各種曲解”。另一份是1987年的，是黨的領導幹部們關於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通訊記錄，他們當時不知道如何對待他的獲獎。

亞科維奇很清楚這兩份檔案的史料價值，而且那也是她和布羅茨基取得聯絡，並動念拍攝紀錄片的緣起，因此在《與布羅茨基漫步威尼斯》第一章以整章篇幅予以詳細介紹。在第一份檔案中，記錄了當時不少蘇聯作家和藝術家——楚科夫斯卡亞、奧爾洛娃、馬爾夏克、肖斯塔科維奇等——對布羅茨基的聲援，把對布羅茨基的審判視作“人所公知的專制宿疾的可悲復發”。引起我特別興趣的是當時如日中天的解凍派代表詩人葉夫圖申科的態度，他認為對布羅茨基的審判散發著法西斯氣息，是對法制的破壞。在所羅門·沃爾科夫所作的《布羅茨基談話錄》中，我們知道，布羅茨基對於葉夫圖申科等詩人左傾的政治態度是頗有微詞的。可能是因為有切膚之痛，和許多優秀詩人在藝術上持較為包容的態度不同，布羅茨基心中有一把嚴厲的政治正確的標尺，換言之，他對所有左派詩人都沒有好感，這其中自然也包括馬雅可夫斯基和聶魯達，對於1960年代在蘇聯很活躍的“解凍派”詩人群體，他只對女詩人阿赫馬杜琳娜評價很高。不過這份檔案顯示，至少在布羅茨基案件上，葉夫圖申科倒是站在了更寬泛的政治正確的這一邊。

在這份檔案中，有一封薩特的信頗為惹眼，是薩特就布羅茨基案件寫給黨的高官米高揚的私人信件，亞科維奇在書中全文錄入，其中提到：“我很想告知您，反蘇報刊利用這個事件展開浩大攻勢，將這個意外事件歸作蘇聯法制的典型案例。他們甚至指責政府敵視知識分子，執行反猶主義。——我們的蘇聯朋友向我們保證，最高執法機關的注意力指向布羅茨基案件純屬偶然，法庭的判決會非常審慎。遺憾的是，時間過去了，我們卻得知此事毫無進展。”正如亞科維奇評論的那樣，這封信的態度十分謙恭，深諳高層政治法則，通曉外交辭令，令我們意外地對薩特油滑的一面有了很直觀的認識。但是薩特畢竟在信的末尾發出了這樣的呼籲：“我們把全部希望寄託在了這些國家上面，請保護一下這位還十分年輕的詩人，他已經是——或者必將成為一位優秀的詩人。”這封信顯然發揮了作用，信寫於1964年8月17日，9月布羅茨基就被釋放了，從流放地阿爾漢格爾斯克回到了列寧格勒。

亞科維奇也摘錄了第二份檔案中的部分內容，總的來說，蘇聯當局對布羅茨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頗為惱火：“西方宣傳部門將布羅茨基描繪成‘在蘇聯遭受媒體迫害的俄羅斯優秀詩人，他被判刑，被關進牢獄，遭受流放，並被迫離開祖國’，與此同時，卻將他的出生地列寧格勒說成是‘極權主義的搖籃’，他本人則是‘暴政與詩歌對立的象徵。’”而黨的公開態度則是保持緘默，等待布羅茨基的諾貝爾獲獎演說。現在我們知道，布羅茨基諾貝爾文學獎受獎演說已成經典，他確實論及了文學和國家（或者說暴政）的關係，但是在更高意義上的：“文學在對國家的態度上時常表現出的憤怒、嘲諷或者冷漠，實質上是永恆、更確切地說是無限對暫時，對有限的反動。”作為一個驕傲的詩人，布羅茨基一直避免將自己的文字變成簡單的控訴的工具，綜觀他的全部文字，你根本找不到他年輕時在蘇聯北方服苦役的記錄——他不屑於那樣做，他不想展示自己的傷口，他認為那是一種低下的文學品格。只是在沃爾科夫對他做的長篇訪談中，在沃爾科夫的一再追問下，他才說起殘暴的國家機器對於一個詩人慘無人道的折磨——給他強行注射鎮靜劑，半夜被粗暴叫醒，拉他去衝冷水浴，然後用溼浴巾把他包緊，再將他推到暖氣旁烤乾浴巾。

因此當亞科維奇最初和布羅茨基聯絡上，問他對那兩份和他有關的剛解禁的檔案如何看，布羅茨基的迴應符合他對自己遭受虐待的往事的一貫緘默的態度。布羅茨基在電話裡禮貌地回覆說，他能做出的唯一評述就是，這不值得任何評述。當時蘇聯剛解體不久，所以布羅茨基又補充了幾句：“這一切之所以轟然倒塌，就是因為高官們都在做無謂的瑣事。為此，我既不打算驚奇駭怪，也不打算幸災樂禍，更不要說義憤填膺了。”的確，這是對暴政最徹底的輕蔑，同時也保證了他的文字不會在聲嘶力竭的控訴中降低品格。

因為同樣的原因，當1993年11月，亞科維奇在威尼斯和布羅茨基漫步著拍攝紀錄片時，他們的話題是從輕鬆的觀光遊覽開始的。從《與布羅茨基漫步威尼斯》一書中記錄的拍攝時期的談話看，整個拍攝過程輕鬆愉快，老朋友萊茵的加入讓布羅茨基興致更高，很多時候布羅茨基充當著導遊的角色，他興致勃勃給大家介紹威尼斯的歷史，介紹安康聖母教堂、聖約安教堂、聖米凱萊島、威尼斯的兵工廠；介紹威尼斯的音樂家維瓦爾第以及義大利眾多優秀的畫家和建築師。這些無疑給紀錄片也給這本書披上了一層浪漫的外衣。有一次，他甚至突然對亞科維奇他們說：“你們要是知道我有多麼幸福就好了——帶著俄羅斯人遊覽義大利。”一向以冷峻著稱的布羅茨基居然有如此外露的情感表達，這足以說明他在拍攝期間是何等愉悅。

我沒有看過這部紀錄片，但是從《與布羅茨基漫步威尼斯》這本書裡，可以清晰感覺到在威尼斯美妙的槳聲燈影裡，布羅茨基步履的輕快。不過，我馬上要強調的是，這部片子之所以與眾不同，有別於其他眾多有關威尼斯的風光片，正是因為布羅茨基特殊的身份和經歷，作為一種潛在的氛圍，它給這部貌似輕鬆愉悅的片子奠定了厚重的——如果不能說是悲壯——底色。布羅茨基的品味毋庸置疑，從他口中道出的威尼斯歷史和眾多文化人物，自有一種感人的魅力，但是作為讀者，我們很自然對於布羅茨基口中的俄羅斯更感興趣一些，而這不也正是亞科維奇拍攝這部紀錄片的初衷嗎？

有老朋友萊茵在，布羅茨基不可能不談到過去，不可能不談起他的故鄉聖彼得堡。書中有個細節很打動我：在大運河岸邊的露天咖啡館，布羅茨基和萊茵終於談起他的故鄉，“在數小時之內‘重返’自己出生的城市，互相搶著朗誦關於聖彼得堡的詩句”。其時，布羅茨基離開故鄉已經二十一年，而且他也為自己的傳記設定了“不再返回”的結局，但是這並不妨礙他和萊茵想象重返聖彼得堡的情景——首先要去哪裡（從瑞典乘輪船去，直接到瓦西里島博利紹伊大街那兒的海灣），而他回鄉時的行頭則是“穿著考究但已揉皺的雨衣，頭戴一頂布林薩林諾禮帽，嘴裡叼著不變的美利特牌雪茄”。——思鄉之情已經溢於言表了，所以當亞科維奇問布羅茨基是否懷念聖彼得堡時，布羅茨基答道：“非常想，經常想。”問題是，那已經是另一個國家，另一座城市，很多人他也不再認識。布羅茨基繼續說：“每當談及故鄉，我經常語無倫次。”

的確，從他滔滔不絕的語速中，我們能感受到布羅茨基對故鄉的懷念，以及決定不再重返的絕決。悖論的是，後者恰恰是前者懷念之深的證明，就像布羅茨基自己說的那樣：“那裡已經有了另外一些年輕人，那裡已經屬於你們這一代人了——我對現實不感興趣，不太感興趣，對未來也不太感興趣。我珍視我曾經愛過的和正在愛著的，也將帶著這種感情長眠於地下。”顯然，對於布羅茨基來說，年少時在聖彼得堡的經歷彌足珍貴，他寧願將它像一個完美的夢境一樣守護著，而不讓“重返”的雜質對它造成可能的絲毫傷害。那麼，從威尼斯遠眺聖彼得堡恰是一個合適的距離，因為威尼斯猶如聖彼得堡這個夢境的拓片，布羅茨基恍然置身於和聖彼得堡相似的環境，可以遠距離地談論聖彼得堡，可以和老友一起回憶它的種種細節，卻不會毀壞那個美妙又纖弱的夢，“這是帝國領土上最好的東西。聖彼得堡就是我希望國家未來成為的那個樣子。”

事實證明，亞科維奇把拍攝地定在威尼斯非常正確，布羅茨基喜歡威尼斯的一個明顯原因是，這裡很像他的故鄉聖彼得堡，事實上，在18世紀初，彼得大帝決定在荒涼的涅瓦河口建造一座城市時，他心裡的藍圖正是阿姆斯特丹和威尼斯這樣的水上都市。而一再把布羅茨基吸引到威尼斯這座城市的一個重要原因正是兩者的相似性，比如布羅茨基自己也說，他總是冬天來到威尼斯，因為威尼斯冬天的荒涼和嚴酷更容易讓他想起聖彼得堡，作為一個更高緯度的城市，聖彼得堡不可能有威尼斯夏天那樣的明亮、悶熱和喧囂。在隨筆集《水印》中，布羅茨基甚至誇張地說：“總之，我將永遠不會在夏天來到這裡，哪怕是在槍口的威脅下也不來。”他不忍目睹故鄉之夢被一群群穿短褲T恤的遊客的喧鬧毀掉。

順著布羅茨基心中升騰的思鄉之情，亞科維奇很自然地將話題轉向了更廣闊的俄羅斯和布羅茨基早年被迫害的經歷。在布羅茨基談興正濃的時候，亞科維奇詢問他對當下轉型期俄羅斯的看法，布羅茨基坦率作答：“你們問一個已經在國外生活了二十一年的人。從理論上講，你們甚至不應該問他，因為按照俄國的傳統，他沒有權利談論這些東西。”還好，這不是電話交談，否則布羅茨基就該撂下電話了。還好，這是在他喜愛的威尼斯，通過幾天的交流拍攝，布羅茨基和亞科維奇已經建立起某種信任感，因此他繼續往下說：“這百年來，俄羅斯人承受了任何一個居住在歐亞大陸北部的民族都不曾承受過的命運。我們看見了絕對赤裸的、真正赤裸的生命體。我們被脫淨，被扒光，被示眾，被置於極端的嚴寒中。我認為，結果不應當是彼此嘲諷，而應是相互同情。”和布羅茨基一貫的態度一樣，在這個紀錄片中，他也敏感地使自己避免成為急於控訴的受害者（事實上他是確鑿無疑的受害者，肉體上的精神上的），而是從更高更超然的態度談論彼時發生在俄羅斯的種種巨大的變化。在我看來，這正是品格高尚的標誌——從前他不屑於充當為一己的苦難控訴的受害者，如今那個迫害他的政治怪物分崩離析之時，他也不屑於去落井下石，踏上一隻腳。此時，布羅茨基反而強調的是“彼此同情”，儘管他馬上不無遺憾地補充道：“然而，這個我未曾見到。我既沒有在政治生活中見過同情，也未在文化中感受到——因為那些文化人，他或多或少是個機智的人，是喜歡挖苦譏笑的人。這讓我非常不喜歡。”

從布羅茨基的這些談話中，我們可以看出這是一位以善意的眼光打量世界的詩人，儘管他也曾經以極大的勇氣抵抗專制的壓迫。在我看來，這是一體兩面，詩人的驕傲和對世界之愛都使他不屑於持有“安全”的觀點——哪怕是“安全”的控訴。他總是從少數人的觀點思考事物，從更博大的愛的維度擁抱事物。在一個紛亂的變遷的時代，布羅茨基重視的東西也許是彌合分歧的唯一機會：“似乎從未有人對他們說過，必須理解與愛所有人，愛每一個人。”“愛每一個人”，這擲地有聲的語句，大概算得上是詩人所信仰的唯一宗教吧。

從聖彼得堡到俄羅斯，話題在故國的上空盤旋，布羅茨基很自然地談起他早年的經歷（儘管抹去了被迫害的背景）：“還有那麼一段時間，我開始在北方生活，在一個國營農場裡工作。那是一個很糟糕的地方，我非常不喜歡它——在早晨，早晨6點，天氣很不好，冬季，嚴寒。而如果在秋天，那甚至會更糟。你走出家門，穿著靴子、棉襖，去村蘇維埃拿全天的派工單。你穿過這片田野，走沒膝深的——什麼都可能有。”布羅茨基在磕磕絆絆地回憶著，亞科維奇、萊茵都在一旁沉默靜聽，大家都知道那是什麼地方，布羅茨基是在說些什麼——是的，那是苦難在詩人嘴裡的另一種表達。

在布羅茨基這段近乎“語無倫次”的回憶之後，亞科維奇也以回憶的筆觸描寫了1993年春天，專程造訪布羅茨基當年的流放地阿爾漢格爾斯克州諾連斯卡亞村的情景，在那年早些時候，1993年1月布羅茨基已經在紐約病逝，因此亞科維奇對這一俄羅斯北方邊地的造訪有一種莊重的祭奠的意味。“布羅茨基看到的諾連斯卡亞曾經是一個大村莊，有俱樂部、郵局、茶館和圖書館。當我們抵達時，這裡僅僅剩下十來座還像點樣子的原木屋。——那時這裡住著五位老太太，他們都清楚地記得當時那位奇怪的房客。到2012年，報道里說，整個諾連斯卡亞村只剩下一個人了。”這座村莊似乎慢慢淪為布羅茨基的陪葬品，它們消逝於一片虛空和沼澤之中。所幸，亞科維奇1993年的造訪為我們留下了一些痕跡。在佩斯捷列娃家糊著報紙的房間裡，“他用軍用水壺在煤油氣爐上煮過咖啡，在燭光下寫過詩——當時還沒有電燈——‘我的蠟燭放射著昏暗的光’。”一個1993年還健在的村民老太太日丹諾娃回憶了布羅茨基給她們拍照片的情景，她還記得布羅茨基對她說：“人們還會想起我的。”而日丹諾娃則滿腹狐疑：“哦，怎麼回事呀，一個流放犯，還要想他嗎？於是我說：‘也許吧，我們不會忘記你的。’”而日丹諾娃的另一段話，則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亞科維奇的心聲，所以她把這段話也記在了書中：“當我得知他過世的訊息——我嘆了一口氣，腦袋疼了起來。我說：‘願你早昇天國，名垂千古。約瑟夫。你白受苦了，白受苦了。’為什麼這麼晚才想起他來呀？”

對於《與布羅茨基漫步威尼斯》這本書，這段描述是個插曲，但也恰恰表明亞科維奇拍攝紀錄片和編撰此書的用心所在。是啊，有關威尼斯的風光和歷史，任何一部旅行文學都可能記載地更詳盡，但是當布羅茨基站在聖馬可廣場上或是坐在“弗洛裡安”咖啡館裡，這座城市似乎擁有了一個活的靈魂。而且這個靈魂還有一個長長的影子，從威尼斯一直拖到聖彼得堡，拖到阿爾漢格爾斯克的諾連斯卡亞村。

和所有愉快的交談一樣，紀錄片裡的話題是隨機和跳躍的。在書中某一處布羅茨基突然對亞科維奇他們說道：“對一個俄羅斯人來說，最有趣的不在這裡，而在你們背後。聖米凱萊墓地就在那兒，在那兒安息著斯特拉文斯基和佳吉列夫。這條運河就通向聖米凱萊島。運河流向哪兒，斯特拉文斯基便去向哪兒。”而在書的開首章節，彷彿為了定下全書表面活潑愉悅實則哀婉悲傷的基調，亞科維奇特意描寫了和布羅茨基在參觀聖馬可廣場教堂時偶遇送葬船的經歷。布羅茨基告誡他們：“不要攝像，那裡在安葬”，緊接著又說：“走吧。”然後他們就跟著送葬隊伍走開了。湖面上飄蕩著兩艘汽艇，靈柩被放置在一艘汽艇上面，被撒上鮮花，親人們則坐在另一艘汽艇上。“它們駛向‘墓地島’的紅色磚牆——聖米凱萊公墓。”聖米凱萊公墓在書中出現了若干次，彷彿是死亡間歇性的垂視。儘管，亞科維奇有一種預感，因為布羅茨基在拍攝期間頻頻服用治療心臟病的藥片，而且還有一次因為胸口疼而改變了拍攝計劃，但他們誰也沒想到僅僅兩年多一點，布羅茨基就因心臟病去世，而且最終被埋葬在他熱愛的威尼斯，埋葬在他口中有趣又美麗的聖米凱萊島，和偉大的斯特拉文斯基和佳吉列夫的墓地為鄰——是啊，運河流向哪兒，布羅茨基便去向哪兒。

布羅茨基是卓越的詩人，可以想象在拍攝期間，他的嘴裡翻飛著多少美妙的詩句——巴拉丁斯基的，普希金的，維亞澤姆斯基的，蒙塔萊的，阿赫瑪託娃的，茨維塔耶娃的。在拍攝的第三天，在布羅茨基親自選定的聖芳汀學院——那是一座用白色的伊斯特拉岩石建造於17世紀的房屋——裡，他坐在蒙著紫紅色檯布的桌子旁，顯得很激動，顯然是因為某些往事——1973年，布羅茨基被蘇聯當局強行驅逐出境不到一年，他曾在這間房子裡朗誦過——而挑動了詩情，布羅茨基開始在大廳裡朗誦自己的詩篇：

三位老婦人坐在深椅中編織，

在大廳裡談論教親所受的苦，

“學院”公寓迎來聖誕之際，

整個宇宙都在轟鳴中漂浮。

讀完，布羅茨基意猶未盡，向亞科維奇說：“我能再讀一首嗎？它在這裡顯得很應景。”的確，回憶和氣氛是詩歌最主要的助產士，當詩句躍上詩人的舌尖，詩人就是繆斯附體的聖徒。在與布羅茨基漫步威尼斯的過程中，我們有幸一再看到這一情景。在書的並非可有可無的一章《可有可無的一章》中，亞科維奇記下了布羅茨基許多零碎的箴言般的語句，其中有布羅茨基隨口唸出的他熱愛的俄羅斯詩人茨維塔耶娃的幾句詩，我不知道這些詩句出自茨維塔耶娃哪首詩，但它們確實非常美妙，彷彿是布羅茨基在威尼斯向我們做出的永恆道別：

在訣別的最後時刻

他們轉向了星空——

即將滅絕的種族，

謝謝您！

原標題：《午間閱讀 | 從威尼斯遠眺聖彼得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