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兮/文

江蘇省常州市金壇區河濱小學五年級女生繆可馨上完語文課後，翻越四層欄杆墜樓身亡。事件發生至今已有十餘日，可是輿論熱度一直居高不上。這固然是因為公眾對這個稚嫩生命逝去的惋惜，但與當地的應對失當也不無關係。

當地的調查與迴應，首先未能說服繆可馨父母，憤怒的家長持續透過社交媒體提出質疑。網友也是一邊倒地站在繆可馨父母一方。

或許會有人認為輿論先入為主，疑者恆疑。起初輿論焦點集中在那篇作文上，尤其是老師的那句批語“傳遞正能量”。一時間，有不少自媒體發文稱“正能量害死了繆可馨”。在源頭處，是繆可馨父母將作文修改情況拍照上傳到了網上。

事後來看，輿論過於關注作文的“正能量”有點走偏。圍觀者、發聲者很多是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胸中之塊壘。但是我們如果設身處地去想，是沒有辦法苛責繆可馨父母拿作文說事的。墜樓事件正發生在語文課之後，他們看到的可能與悲劇有因果關係的“實物證據”就是那篇被批改的作文。發生聯想乃人之常情。

後來有人發現，繆可馨的那篇作文並不是有些人誇讚的那般卓越，反而不少文字是從書本和網路上抄錄而來的。這一事實本有利於糾正之前的輿論跑偏，但是糾偏的邏輯應該是這樣的：一個孩子在校園墜亡，該事件的嚴肅性與嚴重性跟孩子的成績、作文水平無關，每一個生命都是同樣的寶貴。

然而恰在這個時候，傳來了“官方稱墜亡小學生作文涉抄襲：網上抄的”這樣的訊息。頓時輿論又掀起新波濤。抄襲跟墜亡有關係嗎？這是常識問題，答案自在人心。特意強調這一點又是什麼意思呢？於是，當地官方與輿論互動所必需的信任基礎被嚴重破壞。

抄襲不重要，什麼重要？師德師風。家長之所以認為繆可馨的語文老師兼班主任袁某在課堂上有侮辱、打罵等暴力行為，一個直接而有力的原因是，去年十月份袁某確實打過繆可馨一個耳光。袁某也承認這一點，只是說“一時心急”。另外，袁某曾經違規辦輔導班、收家長紅包等事項，都是有實錘的。這些都是師德師風的硬傷。

然而當地教育局在迴應袁老師的品性問題時卻表示，“在事情發生之前的問卷調查中，家長、師生沒有反映袁老師在師德師風方面的問題。”

此外，不論教育局還是校長，在採訪中都強調了袁老師“工作認真負責”“是學科帶頭人”“業務能力很強”。他們或許是想證明袁某是一個好老師，不可能逼得孩子去跳樓。但是這些說法既與打耳光、辦輔導班、收紅包等事實存在衝突，更讓公眾懷疑，當地只想努力去保袁某的職業生涯，而不關心繆可馨小朋友那寶貴的、一去不返的生命。

涉事學校的校長曾表示，“事情發生後，我們最大的感受就是要在今後加強生命安全教育，讓孩子們懂得珍惜生命。”而事實表明，需要加強生命教育的不只是校園裡的孩子。

歸根結底，人們希望看到對“繆可馨之死”的調查與迴應，能夠充分體現對生命的尊重和敬畏。“跟某某沒關係”“某某沒有做錯”之類的排除法無法撫慰人心、說服公眾。只有盡力還原梳理墜樓事件之前發生的可疑細節，以此反思教育系統記憶體在的顯性與隱性的弊病，才是負責任的做法。雖然老師和學校都無法為孩子的生命安全承擔無限責任，但是公眾要求在教育領域杜絕暴力、侮辱，清理補習班、紅包等灰色地帶，最不濟也要多加留意孩子們的心理狀態，這並不算過分的要求。說來說去，大家只是不甘於接受一個生命就這樣無言地消逝，這有什麼不對嗎？

（作者系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