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娛樂原創文丨魏晨曦編輯丨張風屹

30+的浪姐們，滿心希望、卻又滿懷焦慮地盼著自己“出道成團”的生涯巔峰。

在《乘風破浪的姐姐》（下文稱《浪姐》）接近尾聲之際，這檔綜藝逐漸喪失節目原本立意中30+女性應有的灑脫。不管是參演節目的女明星，還是豆瓣評分一路下滑的節目本身，一種急於迎合觀眾口味、即將出道成團的焦慮溢滿螢幕。

初期的《浪姐》對女性群像的塑造頗為成功，既有《大碗寬面》的“姐姐”團魂，也有《蘭花草》的“姐味”驚豔。隨著浪姐們的扮相日趨少女化、《花樣年華》墊底，丁當、阿朵、孟佳等實力派相繼淘汰，這檔節目的“尿點”也越來越多。

節目的初衷是為了鼓勵30+女明星走出自己舒適圈，《浪姐》前期立意太高導致後期過於令人失望，不管是舞臺還是賽制，都逐漸向市場和資本靠攏，節目的發展方向是女人，還是女孩？節目的終局是乘風破浪，還是隨波逐流？

萬茜虛火

底色是女性藝人市場的悲涼

《浪姐》中有一個有趣且奇特的現象：從嘉賓到觀眾都表達出對萬茜的喜愛，從節目組到路人盤都透露著對萬茜的友善，這種難得的魅力之源究竟在哪裡？

萬茜在娛樂圈名利場中“人淡如菊”的青衣人設，突然在30個姐姐正面較量的小場域中被放大，路人對萬茜的“盲目喜愛”，除了是觀眾標榜自身個性審美的符號性行為，也是中國演藝圈缺乏優質青衣、青衣市場的可悲事實。

隨著節目和粉絲對萬茜完美人設的打造和追捧，一種奇妙的觀感分歧逐漸體現，一方面，有人開始質疑萬茜的舞臺實力與其高人氣並不匹配，另一方面，一直飽受好評的萬茜，因為那句“我本來就沒有一顆紅的心”，突然遭遇口碑滑鐵盧。在成為浪姐的萬茜突然擁有熱度之後，往日她“向流量妥協”的蛛絲馬跡也被網友找出，作為其“人設反轉”的打臉罪證。

萬茜的“崩盤”或許只是《浪姐》“每週一靶子”的營銷套路，這檔綜藝節目在標籤女性上樂此不疲。從“媽味十足”伊能靜，到“我哭了我裝的”黃聖依、“道歉機器”張萌，“有野心、不共情”藍盈瑩，每個參演節目的女藝人都因為一定的噱頭而“崩壞”。節目關鍵詞和微博熱搜更是離不開娛樂、損人議題，與女性力量相關的輸出少之又少。

如果說觀眾對“低調有實力”的萬茜的人設崩壞還有所包容，女性觀眾是否能夠真正接受“出錯/做作”的伊能靜，“個性/張揚”的許飛、“性感/特色”的阿朵、“平庸/無趣”的吳昕等人，從觀眾對浪姐舞臺的投票效果來看，她們並非現場“浪花”的第一選擇，已然具有國民度和討論度的浪姐“影視三巨頭”寧靜、萬茜、張雨綺仍然受到觀眾們的青睞。

與此同時，這些備受關注的人設姐姐，她們虛高的人氣是否侵犯到其他浪姐公平競爭的機會？曾因在《男人裝》中獨具一格的硬照表現，被譽為擁有“反東方女性魅力”的阿朵卻遭遇淘汰，除此之外，具有成熟女性魅力的鐘麗緹、優秀音樂製作人朱婧汐等人也相繼出局，“更適合solo的”阿朵、“實力太強”的丁當”、“沒有特色”的袁詠琳註定只能當炮灰。

黃曉明以協調者的身份周旋於浪姐之間，在節目未開播之前，許多觀眾就坐等收穫女明星雞毛蒜皮的看戲體驗。《浪姐》將女藝人推上風口浪尖，也變相地收穫了商業價值。人設橫飛、流量為王的綜藝世界，也是當下這個注意力轉瞬即逝的標籤時代，這檔節目中的人設塑造、話題製造、熱度炒高更是女性藝人市場的悲涼。

審美窄化

《浪姐》也在加固女性偏見

《浪姐》以“30+女性”為標籤推廣節目，從節目文案來看，外表上的“三十而驪”、事業上的“三十而勵”，一時驚豔之餘卻有幾分陰陽怪氣。近段時間，數詞“三十”成為國內輿論風向下標榜成熟女性的代言詞。不管是綜藝節目《浪姐》，還是另一部現象級影視作品《三十而已》，“三十”這條線的硬性劃分初衷不壞，但根深蒂固的歧視仍在，“30+”的隱喻也是對“女性過了30就老了”的預設。

“三十而立”是孔子對於自己在30歲時所處狀態的自我評價，後人往往將其視為該年齡階段的理想生活標準，只是這種說法是在古人平均壽命不過50歲的語境下提出的。如今以30歲為一道檻，不僅縮短了女性青春的保質期，也放大了中國30+現代女性的危機感，更何況還有40+、50+女性的晚婚晚育等社會問題。

YouTube上有個“英國人看《乘風破浪的姐姐》“的影片，是從西方語境去看這檔國內矛盾的30+女性綜藝節目，錄製影片的英國姑娘吐槽道，英國的節目不會限制性別和年齡，“畢竟在英國，要找到三四十歲狀態還很好的女人，還有點難。”

由於先天基因、骨架和面板護理的原因，許多30+的西方女人確實沒有同齡中國女性“顯小”，但“30+”也並非令西方女性焦慮的因素。對於國內大多數普通女性而言，30+意味著房子、工作、孩子等各方壓力的交織，沒有女明星的姣好外型和物質條件，《浪姐》“三十而驪”與“三十而勵”的立意都變成了空中樓閣。

除了年齡上的設限，《浪姐》對“女團”的認知仍然模糊不清。不可否認，《浪姐》試圖改變市場對亞洲女團“青春少女”的傳統定義，但從第一期到最近一期，從穿著到選歌，節目的審美模式日益趨同。一群原本“姐味十足”的女明星開始“扮嫩”，“颯、炸、爽”逐漸成為浪姐們舞臺考核的“隱形標準”，賽制設定“101”化，舞臺表現“婧女”化，成熟女性的魅力與真正技能並未得到釋放。

節目組的篩選和淘汰機制也與“謹代表個人觀點”的“杜華意向”含糊不清。女團的本質是反個性，在《浪姐》鏡頭的聚焦之下，作為娛樂行業的資深從業者，杜華仍不加掩飾地道出了自己習以為常的女團標準“整齊劃一、漂亮美麗”，杜華的大實話暴露出中國娛樂行業與社會議題焦點脫軌的問題。一幫各具特色、事業相對成功的成熟女藝人去做流水線產品“女團”，這背後的邏輯是否真正行得通？

具體到嘉賓外貌上，在出演《浪姐》的三十位女藝人中，幾乎看不到微胖、膚黑、短髮的角色，“白瘦美”仍是節目的首選。儘管有《創造101》中的王菊、《青春有你2》中的上官喜愛，當下的國內綜藝節目在美的呈現上，多樣性仍然匱乏，脫離姣好長相、體型的個性藝人出圈仍是少數。當然，外表也只是審美中的一種常規審視維度，個性化、立體的人性才是對“另類”審美更深層次的註解。

女性平權

女性議題屢屢出圈背後

《浪姐》的綜藝性質與它所要輸出的女權價值觀並不吻合，“白瘦美”既是節目的審美標準，也是浪姐等眾多女性對自身的標榜，這種異化的審美標準並非完全來自男權社會的擠壓。不難發現，30+女明星在節目中自律節食、拼命保養，這種長年累月的審美思維並非只是兩性文化下的產物，女性的自我意識還有待覺醒。

而作為《浪姐》節目中為數不多的男性角色，黃曉明“保護姐姐”的直男癌思維可看又彆扭，透過“這是加分項”的反覆勸導對浪姐們百般呵護，顯然這種行為是沒有惡意的。在國內女性批評文化中成長的女演員，多半經受過導演、媒體、觀眾的調教與指摘，這些姐姐並非真的承受不起評委給予的低分和差評。

不僅是選拔標準、理念輸出，一檔主流媒體的節目呈現也應是其社會職責所在。在節目呈現中，男性角色需要意識到女性角色的能力，而並非以看似紳士的行為瓦解女性本身的權威性，否則對女性強行的呵護只會引起尷尬，而非共鳴。對於國內的綜藝節目而言，突破對女性一貫的“保護”思維也是對女嘉賓的一種尊重。

根據“DT財經”的統計資料，參加《浪姐》對於一些女星來說可謂是一次自救：在參加節目的25位有表演經歷的藝人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女藝人在2018年-2020年年均有一部新作品播出。放眼國內的“她題材”創作，像《歡樂頌》、《三十而已》這種反映獨立女性群像的影視作品還遠遠不夠。這檔聚焦於30+女藝人的綜藝節目，也在某種程度上幫助中年女演員提高商業價值、拓寬未來戲路。

近年來，隨著女性平權話題熱度的持續走高，全社會對女性受到年齡歧視問題的關注也日益增加，女藝人的“年齡焦慮”更是折射出父權社會對中年女性的規訓。陶虹曾在一次採訪中，談到了中年女演員職業困境背後的社會問題，從少女文化盛行、女廁所排隊，再到女性的家庭責任和社會責任，關於女性的議題正在增多。

papi醬孩子“隨夫姓”被標籤到田園女權上、全職太太是否屬於獨立女性、“30+女性”也能乘風破浪等，這些登上微博熱搜的女性議題的確具有一定程度的社會價值。然而，當我們在談論女權的時候，究竟在談論什麼，誕生於西方語境的女權問題，已經觸動了中文網際網路的敏感神經，這些話語反覆催逼著我們對女性地位的正視，與此同時，無休止的性別對立與無謂較勁也在加深社會對女性的偏見。

《浪姐》高開低走，播到現在逐漸流為一檔普通的綜藝，由其孵化出的女性深度訪談節目《定義》卻做得不錯，主持人易立競表示“我們的定義是打破定義。”拋開審美偏見和人設爭議，如果這個時代不再對女性指手劃腳，摘掉“30+”等標籤之後，女性將得到更多的選擇與尊重，乘風破浪也不再是姐姐們的“特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