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立德的型別就是“聖之任者”，以伊尹為代表。“聖之任者”就是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意識，自覺地擔負起治理天下的重任。孟子說，伊尹與伯夷不同，無德之君他也願意事奉，一心只想致君堯舜，使天下大治。當時正是夏商易代之際，他為了能找到推行其抱負的機會，傳說曾五次投奔夏桀（夏代的最後一個國君，殘暴不仁），五次投奔商湯（商代的開國賢君）。終於被商湯用以為相，滅夏興商。湯死後，湯的長孫太甲繼位，太甲暴虐失德，伊尹流放太甲於桐宮，自己管理國政。太甲在桐宮三年，悔過從善後，伊尹又把他迎回，交還政權，於是天下大治，百姓安寧。《孟子·萬章下》記載伊尹說，他立志要以堯舜之道使老百姓覺悟，如果有人沒有承受堯舜之道的恩澤，他就好像是自己把他們推到溝中去一樣。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強烈的道德責任感，與孟子積極推行仁義之道的精神是一致的，因此孟子也許之為“聖人”。

伊尹

第二種型別是“聖之和者”，以柳下惠為代表。和，是說與世沉浮，能與各種人相處。柳下惠為魯國大夫，名展獲，字禽，柳下為其封邑，惠是他死後的諡號。柳下惠在魯國擔任了一個典獄的小官（士師），但他“不羞汙君，不卑小官”，不以侍奉失德的國君為羞，不以官小為卑下，也不怕與惡人交往。這是“和”，但他又是“聖”，在汙穢的環境裡能保持道德品格的高潔。他說，惡人是惡人，我是我，惡人雖在我旁邊，又豈能玷汙我呢？他曾經三次被貶黜，仍為士師不去，有人勸他離開魯國，他的妻子也認為這是對他的褻瀆。柳下惠說：老百姓要遭受禍害，我能不幹嗎？他安於下位，是為了憂民救亂。史書還曾記載，齊國派兵攻打魯國，柳下惠曾派人勸說齊君退兵。柳下惠能降志辱身，蒙恥救民，孟子認為這是聖人之德的另一種表現，這種道德品格的樹立，能使鄙狹淺薄的人寬厚起來。

和聖柳下惠

孔子則為“聖之時者”，是集大成者。孔子兼備“清”、“任”、“和”三德，能度量時宜，因之以權變，時機不同，德的表現也不同。孟子曾以孔子周遊列國時對各國去留居止之不同為例，孔子離開齊國時，不等飯做好就匆匆而去，這是為了避惡。離開魯國時，因魯為父母之邦，遲遲不忍去。對所訪問國的態度也各有不同：“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有時表現為“聖之清者”，他曾說：“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要求寧為善而死，不為惡而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與伯夷的“治則進，亂則退”同出一轍。他還有隱居的打算，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這些言行與伯夷相似。有時表現為“聖之任者”，他為推行仁政，實現政治理想，一生奔波勞碌，他曾自言其人生態度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他始終以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尋找實現其抱負的機會。孔子周遊列國14年，歷經艱難險阻，多次遭遇危險，絕糧於陳蔡，幾乎餓死，但他都不改初衷。魯定公九年（前503年），魯國大夫季氏的家臣公山弗擾在費邑叛變，公山弗擾邀請孔子去費邑，孔子欲往，弟子子路不以為然，認為君子應該去亂就治，不應就亂。勸阻孔子說，沒有地方去就算了，何必到公山氏那裡去呢？孔子回答說，公山氏不是徒然召我去的，要用我的話，我將在東方復興西周文武之治。這與伊尹“治亦進、亂亦進”的態度不是很相似嗎？孔子有時又表現為“聖之和者”。陽貨是當時執掌魯國大權的季氏的家臣，他想見孔子，勸孔子出仕，孔子因陽貨不行仁義而不見。陽貨送了孔子只蒸小豬，按禮儀，孔子應該登門答謝。於是孔子打聽到陽貨不在家的時候去回拜，卻在路上碰見了陽貨。陽貨對孔子說，身藏治國之道而坐視他的國家迷亂，能稱作仁嗎？希望用事又屢屢失去時機，能叫做聰明嗎？時間過得快，歲月不待人呀！孔子只好順著他說，好，我要出來做官了。這種委順適時的處世態度不是與柳下惠十分相似嗎？孔子基本道德主張和政治觀點始終不改，而處世方式卻因時而異，這就是“聖之時者”。

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