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違反了職場規則，把新黨舊黨得罪個精光，怎麼可能仕途順利？

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貶謫外地的蘇軾被赦北歸，途徑真州金山龍游寺，有感而發，對自己一生做了總結：“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這是蘇軾去世前兩個月，有感人生經歷，對自己的功業做出定論，他沒有選擇自己的高光時刻，如任杭州、徐州、密州知府，反而選擇了被貶謫在的黃州、惠州與儋州。

這位中國歷史上鼎鼎有名的文學巨匠，詩詞文章俱佳，書法繪畫也能，堪稱一代全才，把自己一生的失意、坎坷與潦倒寫成了文化。

人們也會有所疑惑，這位德才兼備、堪為宰相才的蘇軾，為何在詩文上成仙做聖，卻在仕途上如此不順呢？

甭管有心還是無意，蘇軾把職場規則拋之腦後，將朝堂上的新黨與舊黨得罪個光，怎麼可能仕途順利，能活下來就算他幸運了。

嘉佑二年（1057年），文才璀璨，蘇軾一考得名，聲名大噪，本是大展身手的時刻，卻因為母親病故，回鄉守孝三年。

守喪期滿後，嘉佑六年（1061年）。蘇軾在制科考試中位居百年第一，授官為鳳翔府判官，四年後回京任職，也到了青雲直上的時刻。

這時父親蘇洵去世，蘇軾兄弟又得扶柩回鄉，守孝三年，等守喪期滿後，正值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變法開始了，曠日持久的新舊黨爭也開始了。

新黨以王安石為首，主張推行新政，支援變法革新；舊黨則以司馬光、歐陽修為首，由多股勢力組成，阻礙變法。

對兩黨來說，新黨為首的王安石只有呂惠卿、曾布、章惇等新人為幫手，而舊黨中有以程頤為首的洛陽官員、以蘇軾為首蜀中官員和以劉摯﹑梁燾等北方人為首的朔黨，歐陽修、韓琦等人也在其中。

王安石變法的出發點是好的，施行的新政也是正確的，但因為實行新法過激，加上下面官員陽奉陰違，百姓們苦不堪言。

看到這種情況，蘇軾直言上書，彈劾新政弊端，惹惱了王安石，遭到了王安石一黨的報復，只好自請出京，擔任杭州通判。

幾年後，蘇軾調任密州知州，接著任徐州知州，又擔任湖州知州。在湖州知州任上，蘇軾一生的拐點“烏臺詩案”發生了。

上任後的蘇軾要給宋神宗寫謝表，本來是例行公事，他卻忍不住加了一些個人感情詞句，如“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

這些話被新黨借題發揮，汙衊蘇軾包藏禍心，對皇帝不忠，對聖上有怨，罪行之大，堪要置他於死地。

新黨對蘇軾進行“文字獄”似的咬文嚼字，大加汙衊，從這裡看出，蘇軾已經將新黨得罪個精光。

“烏臺詩案”完結後，蘇軾被貶黃州團練副使，心灰意冷，生活疲睏，只好寄情于山水，抒情於詩文。

元豐八年，宋哲宗繼位，司馬光重新啟用為相，對新黨大肆打壓，對被貶各地的舊黨加緊提拔，包括蘇軾。

幾個月內，蘇軾從禮部郎中，歷任起居舍人、中書舍人，一直升任翰林學士，知禮部貢舉。

可是，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一朝得勢，不管新黨的新政改革好壞與否，不管新黨中人有才幹與否，統統廢除，通通打壓。

蘇軾見狀，知道舊黨和新黨是一丘之貉，便對舊黨的腐敗進行抨擊，毫無意外地得罪了舊黨中人。

無奈之下，蘇軾又自請外調，又來到了杭州做官。不久後回京，發現還是看不慣舊黨做派，連續在潁州、揚州與定州任知州。

元祐八年（1093年），新黨再度執政，蘇軾又被貶謫，先去惠州，又去了邊緣荒涼的海南島儋州——這是比滿門抄斬輕一等的處罰。

元符三年（1100年），朝廷大赦，蘇軾起復朝奉郎，在北歸途中，於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今屬江蘇）逝世，享年六十五歲。

反觀蘇軾的一生，本該是經天緯地的人才，卻在新黨舊黨之爭中沉浮，一連被貶，官場仕途一直不如意。

他是一代文宗，如文星曠世，曜耀寰中；性格豁達開朗，不拘小節，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樂天派。

對於新黨和舊黨的批評，蘇軾是作為傳統的儒家學者，出於對人民的愛護與心中的良知，才“冒天下之大不韙”的。

但從職場工作上講，當職場分為兩派時，蘇軾既得罪了新黨，又冒犯了舊黨，實在不是能升職加薪的做派。

但是，正是這種性格，才造就了千古無二的蘇東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