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持續近一年的俄烏衝突依然沒有停止甚至緩解跡象，雖然外界多有呼籲，但目前來看，當事雙方重啟實質性和談缺乏必要基礎和條件。從深層原因來看，烏克蘭危機的本質是歐洲安全架構的危機，是俄羅斯與歐洲在舊架構下矛盾累積突破臨界點後的總爆發。因此，無論衝突如何發展或談判何時重啟，除了從“治標”出發敦促當事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勢進一步升級之外，也需要以“治本”為導向，探尋未來共存共處之道，認真思考歐洲安全架構的新形態。

首先，新的歐洲安全架構無法排除俄羅斯。烏克蘭危機顯著加劇了俄羅斯與西方在戰略取向、意識形態和發展模式上的不可調和性，俄羅斯的“地理歐洲”身份，無法幫助其成為“政治歐洲”的一部分。但需要看到，安全問題不同於抽象的政治認同，具有高度現實性且可能產生無法挽回的後果。

回顧歷史，歐洲大陸曾飽受戰爭摧殘。在以衝突為主旋律的近代史中，歐洲國家曾透過均勢、補償等原則實現利益妥協：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不但確立以民族國家為主體、以主權獨立平等原則為要素的國際關係和近代國際法基石，還成功遏制了透過戰爭方式維護安全關切的戰略取向；基於1814—1815年維也納會議建立的維也納體系，也為歐洲創下難得的“百年和平”。究其根本，安全問題的共生性和聯動性，決定了只有利益攸關方的合理關切得到迴應，才有可能實現和平的共享。正如德國前總理默克爾等政治家所言，實現歐洲的長久和平離不開俄羅斯的參與。因此，在地區安全架構中排斥俄羅斯這個“無法挪走的鄰居”，或在“俄羅斯威脅”的論調下一味強化遏制和對抗能力，都屬於掩蓋矛盾根源的“鴕鳥行為”，難以觸及導致安全困境的癥結。

其次，新的歐洲安全架構需拋棄獨享意識。縱觀《赫爾辛基最後檔案》《新歐洲巴黎憲章》《北約—俄羅斯基本協定》和《歐洲安全憲章》等構成戰後歐洲安全架構的重要檔案，一國安全不應以犧牲他國安全為代價的“安全不可分割”原則貫穿始終。俄羅斯曾希望強化歐安組織在歐洲安全問題上的主導地位，並透過“俄羅斯—北約理事會”等制度性安排以及《歐洲安全新條約》草案等方式參與完善歐洲安全架構。但是，北約出於維繫自身存續合理性的需要，不斷強化安全獨享意識，透過單邊擴員遏制俄羅斯這一“假想敵”，導致雙方之間的戰略舒適度和衝突“緩衝區”被不斷蠶食。

拋開主觀上的政治或軍事決策，對於“安全不可分割”原則的認知差異，以及未能將俄羅斯平等納入歐洲安全架構，是此輪烏克蘭危機的誘因，各方也因此落入透過對抗或極端手段維護安全的互動陷阱之中。因此，需要重新定義和實踐“安全不可分割”原則，摒棄從實力地位出發的制度設計和“叢林法則”，減少極限施壓和前沿對峙的使用場景，增加透過武力解決安全訴求的代價，並以吸納、嵌入與合作的方式實現安全架構的相對均衡性，避免因安全的絕對化和獨享意識而引發更廣泛衝突。

再次，新的歐洲安全架構離不開認知重塑。作為蘇聯國際地位的繼承者，俄羅斯自認應以平等身份參與全球和地區安全架構，但美歐堅持冷戰“勝利方”對“失敗方”的認知邏輯，將弱俄遏俄作為制度建設的優先方向。由於北約將歐洲割裂為“體系內”和“體系外”兩大對立群體，其“東擴”固然被體系內成員視為“防禦性”自保，但在體系外國家眼中仍屬“進攻性”擴張，而北約所具備的強冷戰色彩不可避免地增加俄羅斯的安全恐慌，導致其不惜透過軍事手段化解壓力，並將此視為擺脫冷戰“失敗方”標籤和重構國際秩序的關鍵一招。

然而，無論北約“東擴”和東歐“西逃”之爭論，還是“民主對抗威權”的二元對立話術，抑或制度優越論、“彌賽亞情結”等，都無助於化解歐洲與俄羅斯之間的認知錯位。只有根據新的地緣政治現實，摒棄“非友即敵”的簡單思維，全面進行自我和相互認知調適，實現對核心利益和關切的相互尊重，才可能構建行之有效的歐洲安全架構。

最後，新的歐洲安全架構不得不著眼長遠。當下，歐洲仍處於烏克蘭危機造成的“創傷應激反應”階段。隨著芬蘭和瑞典啟動加入北約的程序，北約“北擴”將構成歐洲與俄羅斯自黑海、波羅的海至北極海域的攻防前沿。作為迴應，俄羅斯加速推進俄白聯盟國家的軍事一體化，基於高強度對抗的歐洲安全格局雛形已現。隨著烏克蘭危機的長期化、擴大化和複雜化，不但當事雙方強化戰場烈度，部分國家還有意打破軍援“禁忌”，這導致北約與俄羅斯之間的互信歸零。

但從長遠來看，可持續的地區安全架構是破解歐洲安全困境的必經之路，而重建互信措施則是其中關鍵。為了避免歐洲再次進入“長衝突”週期，需要有序重建多層級安全互信措施和對話機制，提升歐洲與俄羅斯之間的安全政策透明度，維持競爭的可預測性和規範性，避免因戰略誤判導致危機失控或引發新衝突。只有在新的歐洲安全架構上形成共識，才有可能突破烏克蘭危機造成的安全困境。（作者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