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繁衍之初，世界混沌未分，人類的認知更無從談起，雷鳴閃電，飛沙走石。種種大自然的神奇之初成為人類歷史最早的神聖崇拜。古代區域與區域之間的交通，交流水平無限趨近於零，這樣也造成部族與部族之間產生文化的差異，最明顯的就在於圖騰崇拜的差異。隨著時間的衍生，歷史的演變，上天對人類的偏愛也在漸漸的展現，人類經歷了對自然的崇拜之後，漸漸的掌控了自然的規律，並相對衍生出更多的使這個世界豐滿的精神創造。其中尤以文學的發展最為耀眼，經歷了朝代更迭，時代變換，從圖騰時代演變到封建時代，文人和文學的延續從未中斷，秦的法度，漢的華麗，到了魏晉，文人中的“隱士文化”卻大放異彩。

一個時代的文化一定會受到同時代政治的影響，眾所周知，魏晉時代的選官制度是九品中正制，不可避免的興起了“門閥”這樣的存在，上層資源被貴族瓜分殆盡，寒門的不平也就順理成章了，仕途的不順導致當時下層文人更加抑鬱的心態，所以消極避世在所難免。於是名山大河之間，古榭樓臺之間流連著諸多膾炙人口的名篇佳句，口口相誦，流傳至今。

我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隱士大多才學不凡、飽讀詩書，如果他們有個人意願，也可選擇重歸仕途，也不必選擇遠離世俗，隱居山林而與俗世人隔絕的生活。關於隱士隱居的原因主要從他們的性格與追求說起。

第一點就是當時的名仕都有崇高的政治理想。隱士都是志向高遠、遠邁不群者，“人無志，非人也”。（嵇康《家誡》）然而官場的汙穢註定被他們不齒，由於他們性格清高而正直，仕途一直不順。因為他們不願意同流合汙，面對崇高的政治理想，他們憂國憂民，卻無法實現政治抱負，所以選擇了歸隱山林，遠離俗世的煩惱。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陶淵明的這句詩很顯然的做出瞭解釋。

再者就是對田園自然的追求。是他們對自然的嚮往和追求。加之當時莊園制度的盛行，也為山水美的發現提供了條件，魏晉南北朝士人追求心神的超然，追求萬物的自然與和諧統一，所以山水自然之美成為了他們的審美物件，而優越的地理條件也是山水審美形成的原因之一。最後，隱士們選擇了歸隱，選擇了躬耕壟畝、自食其力的田園生活。

隱士生活最大的特點是寧靜，“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隱士一般選擇歸隱於田園或者深山，與熙熙攘攘的人群斷開了聯絡，他們生活上自給自足，飲食、服飾方面一貫是就地取材，從詩歌中不乏能讀到隱士日常生活的細節，包括生活環境、食材、服飾特點等。

隱士們有很多閒暇，能夠安排自己的時間，而這些隱士一般有著高雅的品位與追求，擁有非凡才學，精通琴棋書畫，他們在閒暇時間一般會選擇吟詩作對，撫琴作曲，或結伴遊玩，把酒言歡。

很多隱士仕途不順，也有借酒消愁的習慣，其中陶淵明是比較聞名的飲酒居士，他的作品裡面很多都有酒，而且，這些隱士也喜歡以酒會友，陶淵明喜酒，“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儘管沒有能夠花錢的樂趣，但是飲酒為平淡的田園生活增添樂趣。

隱士們樂於結伴同遊，相互交流，他們很多詩句描寫與好友結伴的快樂，也有孤單一人無人分享時的寂寞，如謝靈運在詩歌中以“美人竟不來，陽阿徒發”表示自己沒有好友陪同時候的心境，謝靈運在始寧別業隱居時期，常與隱士孫淳之、王弘之聚會，又與族弟謝惠連等人遊山玩水。

自西周末年諸侯爭霸，孔夫子私學的興盛造就出一個思想活躍的時代——百家爭鳴。諸子百家爭先恐後的推薦自己的學說，這是一個時代的繁華，也是中國思想界第一次思想解放，思想的精度決定了政治的高度，當秦朝君主決定採用“法家”思想的一科，其他的思想註定要成為陪襯！但這時的道家思想卻在魏晉南北朝時大放異彩。甚至左右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壇！尤其在佛教興盛之後，與儒家三教攪動文壇，成萬馬奔騰之勢。

由於政治的限制，當時就大環境的束縛，諸多隱士轉向田園之後，不肯與官場瓜葛太深，於是創作素材便由單純的田園文化向玄學這一門類擴充套件。“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只此一句便可以瞭解到佛教的興盛。更有老莊道家無為清淨的思想，似乎更能引起隱士們的興趣，這樣既不會和官場相關，又能借機抒發自己的感情傾向，“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可以調素琴，閱金經。”一山一水之間，一天一地之間，上可傲天長嘯，下可躬耕隆畝，山間一小道，林間幾微風。所想所見，皆可入畫！隱士之風，巍巍壯矣！

還有一個重要的歷史原因，就是因為當時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政權更迭最頻繁的時期。由於長期的封建割據和連綿不斷的戰爭，使這一時期中國文化的發展受到特別的影響。其突出表現則是玄學的興起、佛教的輸入、道教的勃興及波斯、希臘文化的羼入。在從魏至隋的三百六十餘年間，以及在三十餘個大小王朝交替興滅過程中，上述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響，交相滲透的結果，使這一時期儒學的發展及孔子的形象和歷史地位等問題也趨於複雜化。我們知道大多數文人骨子裡是“儒家人”，謝靈運作為當時代表山水詩成就的詩人，不斷訪問名山大川，嚴格奉行著消極避世的準則，而在山水之間 多的是名寺古剎！久而久之，不巧好巧文人與玄學的關係越來越緊密，甚至發展到最後難解難分。而隱士文人在作品中讚揚名寺古剎藉以抒懷，名寺古剎也由此見諸世人，所以魏晉南北朝的隱士文化很大程度上也促進了中國玄學的發展和進步。

隨著玄學之風漸盛，人們的目光也隨著隱士文人的眼光看向玄學。於是在魏晉中後期，道法的結合逐漸趨於破裂，以道家思想為骨架的玄學思潮開始揚棄魏晉早期的名法思想，轉而批評儒法之士。這樣，魏初在道法結合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玄學進一步得到強化。 西晉後期，玄學思潮同極端發展，至此，玄學所主張的放達，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行為上，都對封建政權構成破壞瓦解的作用，故引起玄學內部及儒家學者的不滿，從而掀起對道家和玄學的批判思潮。這樣一來引起了更加激烈的爭論，隱士文人的本意是為了躲避爭論，為了“不為五斗米折腰”這樣的精神，但有思想就必然有爭論，於是道家的思想變得僵化，甚至出現與文人脫節這樣的情況，於是佛教這時候就成了拯救的目標。典型的就是晉惠帝元康年間以嵇康、阮籍代表的“竹林七賢”則是魏晉玄學的代表人物。他們鑑於玄學名士何晏等因黨附曹爽，已身敗名裂，於是便走向極端，採取撕裂名教的觀點，主張達生任性，對欺世騙人的名教禮法提出了尖銳抨擊。因此，嵇康被殺，阮籍也一生沉淪，很不得志。 兩晉之際的鮑敬言也是玄學的代表人物。他在《無君論》中反對儒家思想中君權神授的理論，認為君主是產生人間一切禍亂的根源。這種敢於和君權抗爭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 以上人物各有千秋、自古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嗎？

思想的激盪在於思想的不同，思想的特殊性，隨著佛教的流行，特別是般若學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藉助於道家、玄學的思想、語言及方法，故出現玄佛合流的趨向。儒家文化的漸趨沒落引起了士族文人的恐慌，因此，這一時期的儒家學者，開始批判道家、玄學，又以儒家的入世主義和人文傳統批評佛教。他們站在維護儒家名教的立場上，分別從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倫理等方面清算佛教的影響，力圖恢復儒學的正統地位，但都缺乏足夠的理論系統和創造性。 南北朝時期，在思想文化領域出現了不同於兩晉時期的新形勢，玄學思潮歸於沉寂，佛道二教繼續發展。佛教大量譯經，廣泛流行，滲透到政治、經濟、社會、民俗及文化的各個層面。儒學面臨嚴峻挑戰。由於佛教的急劇膨脹，使原來儒、玄、佛、道的相互關係及其歷史格局發生新的變化。儒家學者在思想、文化上的批評焦點，由老莊玄學轉向佛教，出現了大批反佛思想家。 儘管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文化的發展趨於複雜化，但儒學不但沒有中斷，相反，卻有較大發展。孔子的地位及其學說經過玄、佛、道的猛烈衝擊，脫去了由於兩漢造神運動所新增的神秘成分和神學外衣，開始表現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就魏晉南北朝的學術思潮和玄學思潮來說，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一部分知識分子改革、發展和補充儒學的願望。他們不滿意把儒學凝固化、教條化和神學化，故提出有無、體用、本末等哲學概念來論證儒家名教的合理性。他們雖然倡導玄學，實際上卻在玄談中不斷滲透儒家精神，推崇孔子高於老莊，名教符合自然。此時期雖然出現儒佛之爭，但由於儒學與政權結合，使儒不始終處於正統地位，佛道二教不得不向儒家的宗法倫理作認同，逐漸形成以儒學為核心的三教合流的趨勢。至此，魏晉時期的玄學發展到高峰，與隱士的結合也達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地步。

隱士文化藉助玄學達到精神世界的最高峰，也推動玄學發展到一個不可思議的程度，世間萬物相輔相成，難分難捨，我們崇拜隱士的瀟灑不羈，也能在玄學中感受到神秘和心靈的寧靜。思想的花朵永遠在綻放，我們要做的就是在這綻放的花朵中嗅出人不可知的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