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工廠的現代化，令觀察者眼花繚亂。在19世紀初，為了延長作業時間，工廠主開始安裝煤氣燈，這成了一個奇觀，吸引了遠近的諸多遊客。狄更斯在《艱難時世》中把“焦煤鎮”的早晨描述為“童話宮殿迸發出的光芒”。工廠和配套倉庫的大小甚至使新的娛樂形式成為可能。1837年，在曼徹斯特，山姆·斯科特從一座五層樓高的倉庫的屋頂上跳下，跳入歐韋爾河，吸引了大批市民圍觀，後來他又在博爾頓表演了這一特技。

另一個大膽的人是詹姆斯·鄧肯·賴特，在19世紀50年代，他的表演吸引了更多的人，他利用一個滑輪從連線到工廠煙囪的繩子上滑下來，他聲稱這讓他成為世界上移動速度最快的人。

在諸多奇蹟中，儘管充滿了建築和機器方面的奇蹟，但應用更廣泛的是社會方面的創新——後來被稱為“工廠系統”的東西——在19世紀上半葉，它是討論、爭論和衝突的焦點。

“工廠系統”是一個不夠精確的術語，一般是指工廠帶來的全新生產方式，包括必須按部就班的勞動力、工人的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以及工廠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

庫克·泰勒與新的製造商結成聯盟，並認識到，英國“已經被機器填塞得擁擠不堪”，迅速發展的機械化工業生產“打亂了所有現有的社會機器”。“一個巨人強行擠進了擁擠的人群，”他寫道，“將痛苦和困擾延伸到最偏遠的地方：被他推開的人，依次推開別人……因此，工廠制度使得沒有製造業的地區也感受到了它的存在：所有的階級都在為陌生人騰出空間。”對於它的許多批評者，甚至一些支持者來說，對勞動力特別是童工的剝削，成為他們評價這一新制度的焦點。

雖然未被充分利用的農業人力資源吸引了製造商，但這些工廠的規模之大，使得招聘和留住勞動力成為一個挑戰，特別是在農村地區。

許多當地人不願意進廠做工，不願意服從他們不習慣的嚴密監督和紀律。

在任何情況下，工廠主都不希望僱用成年男子來幹大多數的工作，他們更喜歡可以少付錢的婦女和兒童，而且他們容易擺弄，沒有受過學徒培訓後的自豪感和手藝。

機械動力的推廣，使對大多數重體力勞動的需求消失了，特別是在紡紗過程中。這種新的紗線生產裝置需要持續不斷的監督，以尋找斷裂的線頭和其他需要迅速解決的問題，需要靈巧的手指和機敏的頭腦，而不是力量。

所以工廠主招募了一大批年輕的、主要是女性的勞動力。1835年，烏爾估計英格蘭三分之一的棉紡工人年齡在21歲以下，在蘇格蘭，一半的棉紡工人年齡在21歲以下

。許多人的年齡非常小，在克羅姆福德，一些工人只有7歲（儘管工廠更願意僱用10歲到12歲的工人）。在一些紡紗廠，工頭幾乎是唯一一個在場的成年人。今天，在美國，工廠與男子氣概聯絡在一起，但在早期，它主要是婦女和兒童的地盤。工人的工作條件很艱苦。

第一次進入工廠，可能會是一種可怕的經歷：機器的噪音和震顫；令人窒息的空氣，棉絮粉塵瀰漫其中，許多工廠為了減少斷線而使空氣保持悶熱；用於潤滑機器的鯨油和動物油脂產生的惡臭（在石油產品問世之前）和數百名勞工的汗水氣味；工人們蒼白的面容和孱弱的身體；工頭兇狠的舉止，其中有些人還揮舞著皮帶或鞭子來維持紀律。

在織房裡，幾十臺織布機發出震耳欲聾的嗡嗡聲，每臺織布機每分鐘往復60次，使工人們無法聽到彼此說話的聲音。

在最初的幾十年中，工廠主們通常讓他們的工廠日夜開動，按照德比絲綢廠所開創的時間表看，是實行兩個12小時或13小時的輪班制（包括一個小時的晚餐休息時間）。童工們幹活也是兩班倒

。星期天是唯一的休息日，每週工作超過70小時是尋常現象。為了讓筋疲力盡的孩子保持清醒和繼續工作，主管和成年工人用皮帶、巴掌，甚至是木棍打他們（儘管人們對這種虐待的普遍程度有很多爭論）。也許並不令人意外的是，早期的工廠主們常常發現自己無法為工廠配備心甘情願工作的工人。

所以一些人轉向尋找不情願的工人。濟貧院是孤兒和窮困潦倒之人的最後去處，那裡的孩子是童工苗子，教區官員讓這些孩子去給工廠主做學徒，讓工廠主對學徒擁有充分的法律權力，並將兒童逃跑視為犯罪行為

。在約克郡，往往70%以上的勞動力是來自濟貧院的學徒。新拉納克的一個工廠，在羅伯特·歐文接管之前，有些學徒只有五歲。普通學徒是由他們的父母註冊的，如果他們逃跑的話，有可能進監獄。

如果簽訂定期合同的工人在合同到期之前辭職不幹，也有可能面臨牢獄之災。此外，1823年的一項法律規定，任何未經報告即離職的工人可被判處三個月監禁。

因此，政府的強權有助於為新的工廠制度配備和維持勞動力。更重要的是，官員和僱主實際上是同一個人的情況並不少見，因為工廠主有時擔任法官，審判的就是涉及他們自己工人開小差的案件。在前幾十年的工廠體系裡，合法的非自由勞動，在棉花種植和工廠內部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今天，在大眾話語和主流意識形態中，工業革命常常與個人自由和所謂的自由市場聯絡在一起。

但是在工廠體系的早期，它可能是一種新的自由形式，同時也可以被稱為一種新的奴隸制形式

。約瑟夫·利維塞是一位著名的報刊出版人和戒酒運動家，他自己也是一個工廠主的兒子，他在書中寫到了童年時在工廠裡看到的那些學徒童工：“他們在被一個只有西印度奴隸才能與之相比的體系裡做學徒。”在《工廠男孩邁克爾·阿姆斯特朗的生活與冒險》一書中，特羅洛普寫道，當學徒的窮孩子“過著悲慘的生活，終日辛勞，貧困不堪，其境況比任何黑人奴隸都更慘。”

在小說情節中，邁克爾·阿姆斯特朗的故事，是拯救奴隸型別故事的翻版，講述了女主人公——工廠老闆的女兒，一個富家小姐——試圖將處在悽慘的學徒生活中的阿姆斯特朗從一個封閉的工廠裡解救出來並最終成功的經歷。

用奴隸制來比喻工廠勞動，無疑反映了19世紀初期關於奴隸制本身的激烈辯論，最終導致1834年英國對奴隸的解放

。不過，這也是衡量工人的生活被看得有多麼悽慘的一個標準，以至於許多觀察家將工廠勞動等同於奴役奴隸。

一位名叫“棉紡工觀察者”的人寫道，紡紗室裡酷熱無比，工人們得不到片刻休息：“西印度群島的黑人奴隸，如果在烈日下工作，有時可能會有一點風給他吹吹涼，他還能有一塊自留地，還有時間去耕種它。而做奴隸的英國人，卻享受不到來自天堂的空氣和微風。”恩格斯在特羅洛普之後幾年，也寫到了英國紡織工人，他相信“他們做奴隸比美國黑人還要低賤，因為他們受到更嚴格的監督”。他還哀嘆，工人的妻子和女兒在奴役中，也不得不滿足製造商的“基本慾望”

。在其他地方，恩格斯把工廠體系下的工人比作“在諾曼男爵的皮鞭下的撒克遜農奴”。

結語

同樣，在本傑明·迪斯雷利的小說《西比爾》中，有一個角色宣稱：“這個國家工人階級中的許多人比諾曼征服之後的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於野蠻人的狀況。

”1830年，理查德·奧斯特勒在《利茲水星報》上發表了一封題為《約克郡奴隸制》的公開信，這封信發起了減少工廠工作時間的“十小時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