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可能是全世界最離奇的性侵案之一：

備受尊敬的醫生，在麻醉期間性侵患者，留下了確鑿的精液證據，但警察三次檢驗醫生的DNA，均與其不匹配。

醫生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援，受害者卻被蕩婦羞辱整整七年，然而，真相卻在一直支援醫生的妻子“反水”時水落石出。

一切，都跟他的血有關。

這起案件發生在加拿大薩斯喀徹溫省的吉卜林小鎮，小鎮只有千餘人，幾乎每個人都相互認識。

1992年10月31日，故事開始了。

萬聖節那一天，23歲的坎蒂絲，Candice Fonagy，發現男朋友多次出軌。

她和男友爆發了極其激烈的爭吵，提出了分手，甚至一腳在男友的車門上踹出一個凹痕。她憤怒到幾乎失控，並決定去找自己在醫院工作的朋友訴苦。

坎蒂絲到達時，朋友並不在醫院——她越想越痛苦，在醫院板凳上嚎啕大哭，而護士建議她去和當晚值班的約翰醫生談一談。

坎蒂絲同意了，因為她十分信任約翰醫生，31歲的John Schneeberge。九個月前，坎蒂絲分娩時，約翰醫生還曾經為她接生。

這位四年前從南非來到吉卜林小鎮的醫生是全鎮最受尊敬的人，也是這裡僅有的兩名醫生之一。

當年，這名年輕英俊、帶著南非口音的醫生一來，就引起了小鎮的轟動。

他醫術精湛，魅力十足，在社群裡深受愛戴，甚至有鎮民說：“他的女病人會主動騷擾他，假裝自己生病了，只為了和他聊天。”

1991年，也就是事件發生的前一年，約翰醫生與鎮上一名叫做麗莎的女性結婚，並接納了她帶來的一兒一女，當做親生孩子對待。

鎮上的每一個人都知道，約翰醫生的家庭十分幸福，還經常以父親的身份出現在學校，為麗莎孩子的體育比賽加油。

這樣一位醫生，自然贏得了坎蒂絲百分百的信任：她將這名醫生當做了自己的救命稻草，一邊哭泣一邊一五一十地向他訴說自己的失控，告訴約翰醫生自己的內心在爭吵的瞬間被暴力控制，甚至想要殺了出軌的男友。

醫生告訴她：“以你現在的狀態，你很難靠自己平靜下來，最好的方式是給你一些藥物。”

約翰醫生離開了諮詢室，片刻後帶著注射器回來，讓坎蒂絲面朝牆壁躺下。

坎蒂絲本來以為會是口服藥物，但約翰醫生解釋說注射會更有效，於是她不再懷疑，按照醫生的囑咐接受了強效鎮靜催眠藥咪達唑侖的注射。

藥物推進她體內後，她立刻感覺到身體麻木，無法動彈：“我的眼睛睜得大大的，但我甚至無法合上眼睛，全身肌肉都不聽使喚，就像我已經癱瘓了一樣。”

這種藥物常用於結腸鏡檢查等較為痛苦的治療，因為患者大多會在事後失去這一段記憶，不會留下心理陰影。

但每個人的反應不同——對於坎蒂絲來說，她完全沒有失去意識：她能清楚地感覺到，有人解開了她的衣服…

她想要尖叫，想要反抗，但是在藥物的作用下什麼都做不到，甚至無法轉過頭看清這個正在性侵她的人的臉。

可她知道犯罪者是誰：房間裡，除了這位她無比信任的醫生，再沒有第三個人。

罪行很快結束，強姦者替她穿好了衣服，離開了房間。

當坎蒂絲從頭暈目眩中再次醒來，已經是第二天早上。

她感到一陣恍惚，而約翰醫生仍然神色如常地和她打招呼，帶著溫和有禮的笑容，詢問她昨天休息得怎麼樣，是否在鎮靜劑的作用下做了夢——就好像這一切真的是她的幻想。

但她記得這場強姦的每一個細節，她知道這並不是一場夢境。

（2003年根據此事改編電影《I Accuse》劇照）

坎蒂絲鎮靜地回到家中，將帶著精液汙漬的內褲封存在塑膠袋裡，驅車兩小時到吉卜林附近的大城市醫院，進行證據儲存。

醫院證實：她確實被強姦了，她的衣物以及身體內部都有精液的痕跡。

憑藉這些儲存的證據，警方應該能夠很快通過當時的新科學“DNA檢測技術”，確認犯罪者。

坎蒂絲遞交證據後，警方前往約翰醫生家中對他進行詢問，但約翰立刻否定了這些指控：

“坎蒂絲當時歇斯底里，我給了她鎮靜劑讓她平靜下來。

她可能是將鎮靜劑下的夢境錯認為是現實，或者想為了錢勒索我——但無論是什麼原因，我都願意提供我的DNA，以證明我的清白。”

那個時候，DNA測試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需要長達幾個月才能出結果。

對於坎蒂絲來說，等待DNA結果的時間，就像是一輩子。因為，在這場性侵指控中，沒有人相信她。

坎蒂絲和約翰醫生的社會身份，相差太多了。

她是隻有高中學歷的單親媽媽，在加油站工作，經常去派對喝酒……在“正派人”眼裡，她就是“自找的”，甚至是那種應該下地獄的蕩婦。

而另一邊，是備受尊敬、家庭幸福的醫學博士，在小鎮裡威望極高，幾乎每個人都曾經被他幫助過。

約翰醫生的妻子麗莎也堅定地支援他，認為坎蒂絲是一名暗戀約翰醫生求而不得，於是想要藉此報復、毀掉他的女人。

（約翰醫生和妻子麗莎）

幾個月後，DNA驗證結果出來了。

正如全鎮人期待的那樣，約翰醫生的DNA，與精液上提取的DNA並不匹配。

他沒有嫌疑。

坎蒂絲幾乎要崩潰了——她一直以為等DNA檢定結果出來，就能夠還她一個清白。

但事實上，這只是證實了她“真的”誣陷了備受尊敬的約翰醫生。

坎蒂絲知道事情不對勁，堅定要求進行第二次DNA檢驗，因為她百分百確定強姦她的就是約翰醫生。

可警方告訴她，他們沒有資格要求約翰醫生再次驗血。

這個時候，約翰醫生展現了恰到好處的憤怒與理解，並主動提出願意接受第二次DNA檢驗——因為他希望這些指控不要毀掉他的職業生涯。

（2003年根據此事改編電影《I Accuse》劇照）

1993年8月，約翰醫生進行第二次血液取樣。

取樣醫生將針頭刺入他左臂的面板，再次抽取了血液，而警方也確定，從始至終，約翰醫生絕沒有偷換血液樣本的可能性。

但第二次的測驗結果也證明：約翰醫生的DNA，和性侵者的DNA並不匹配。

因此，針對約翰醫生的指控在1994年結案。

吉卜林小鎮的每一個人，都認為坎蒂絲試圖誣陷他們尊敬的醫生，因此萬分唾棄她。

坎蒂絲不得不從小鎮搬走，就連她的家人也因此受到連累，被小鎮上唯一的醫院拒絕進入。

與此同時，約翰醫生仍然平靜地生活在此處，獲得人們的同情、支援與尊敬。

但是，坎蒂絲知道，她一定是被約翰醫生性侵了。

警察結案後，坎蒂絲自費聘請了一名私家偵探，希望私家偵探獲取到約翰醫生的DNA。

1996年3月23日，私家偵探潛入約翰醫生的車內，找到了幾縷頭髮和一根使用過的唇膏，並在唇膏表面中提取到了DNA。

兩週之後，DNA檢驗結果出來了。

這根唇膏上DNA，和約翰博士的血液樣本DNA不匹配，但和強姦坎蒂絲的人匹配！

（2003年根據此事改編電影《I Accuse》劇照）

坎蒂絲花了整整四年的時間，終於確認約翰醫生就是強姦她的人——但這場戰鬥遠未結束，因為非法收集到的樣本並不能夠作為定罪證據。

於是，她設法說服了警察重啟案件。

1996年11月20日，警方對約翰醫生進行了第三次血液樣本檢測，並開啟了全程攝像記錄，記錄下採血過程。

在取樣醫生想要指尖取血時，約翰醫生拒絕了，並聲稱他有一種疾病，如果從指尖取血會導致嚴重腫脹，影響到他的醫療工作。

隨後，他伸出左手手臂，將袖子挽到上方，露出了手肘，讓取樣醫生將針管扎入了凸起的血管之中。

然而，取樣醫生卻覺得有些奇怪：他們直接從約翰醫生左臂抽取出來的血液，並不是新鮮的紅色，而是陳舊的棕色，就像是放置了很久一樣。

而後的DNA檢測也證明，這個樣品的質量極差，無法從中檢測到DNA。

這一次案件重啟，就這樣以“無法檢測到DNA”而草草結束。

絕望的坎蒂絲邁出了最後一步，提出了民事訴訟，並且向當地醫學會報告了性侵事件——然而結果不出所料，吉卜林所有人都支援約翰醫生，民事訴訟沒有任何結果。

約翰醫生的妻子麗莎在接受電視臺採訪時，甚至將坎蒂絲稱為蕩婦，指責她這麼多年來，在證據確鑿的情況下一直鍥而不捨地誣陷她丈夫的行為令人髮指。

就這樣，約翰醫生再次逃脫了他的罪行。

然而，在1997年4月25日，事情終於出現了轉機。

那天，約翰醫生的妻子麗莎，從第一次婚姻中帶過去的15歲女兒那裡得知，家中出現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繼父約翰晚上來到我的房間，給我打了針。我醒來的時候，床上有一個撕開的避孕套包裝。”

麗莎頓時懵了——她連忙詢問女兒是不是第一次發生這種情況，而女兒告訴她，這不是第一次。

麗莎隨後意識到，約翰醫生對女兒的性侵始於兩年前，當時女兒只有13歲。

其中有一次，女兒早上醒來時昏昏沉沉、淚流滿面地告訴麗莎，繼父在半夜給她注射了什麼東西。

麗莎詢問時，約翰解釋說這是因為女兒一直在咳嗽，所以給了她一些幫助。雖然麗莎沒有聽到咳嗽聲，但她沒有多想。

她詢問女兒：“可你為什麼之前都沒有說呢？”

而女兒的回答令她心碎：“媽媽不相信坎蒂絲，為什麼會相信我呢？”

羞惱至極的麗莎，將約翰醫生趕出了家門。此時約翰一直懇求麗莎信任他，向她保證自己是無辜的，但麗莎選擇相信自己的女兒。

而後，她走進警察局，淚流滿面地報告了這起案件。

“當女兒告訴我，她在我們自己家裡發生的事情時，我的世界被打碎了。

我感到一陣作嘔，不知道該去哪裡。我非常自責。也許如果我相信坎蒂絲，這一切就不會發生在我女兒身上。”

這一次，警察拒絕了醫生的採血建議，沒有再從手肘，而是堅定地從頭髮、唾液、指尖三處採集了DNA樣本。

終於——在這一次的DNA檢驗中，約翰醫生的DNA樣本，與強姦坎蒂絲的DNA樣本，完全匹配。

這樣的結果，令所有人疑惑了。如果這次的DNA是約翰的，那他性侵坎蒂絲後，最早做的兩次DNA檢查的結果，又是誰的？

在警方持續審問下，約翰醫生終於解答了DNA不匹配的原因：

每次DNA檢測前，他都會從上臂處切開一個口，沿著靜脈方向植入了15釐米的醫用引流管，管內是他在第一次DNA檢測前從一名男性患者體內抽取出來的血液。

抽血時，他會用袖子遮擋住上臂的傷口，騙過醫生與警察，讓取樣醫生從軟管內取出別人的血液樣本。

軟管內的血樣來自小鎮居民丹尼·薩博——也就是說，如果警方當時對地區所有男性做了DNA匹配，那麼這名患者就會被確認為性侵坎蒂絲的人。

但是，因為約翰醫生只能在丹尼·薩博前來就診時採血，並不能主動找他抽血，所以在第三次取血時，軟管中的血液實際上已經存放了超過兩年的時間，即使添加了抗凝劑也已經過期。

——因此，警方無法在第三次的血液中提取到有效的DNA。

終於，性侵坎蒂絲七年之後，1999年，約翰醫生以性侵、妨礙司法公正罪、施用有毒物質三項罪名被定罪，被判處監禁六年。

遺憾的是，性侵繼女的案子，因為證據不足而最終無法定罪。

麗莎與他離婚，更改了孩子們的姓氏，並繼續鍥而不捨地鬥爭。

此外，她還向移民當局多次報告，取消了他的加拿大公民身份以及醫療執照，並將他驅逐回南非。

現在，這場性侵案已經三十年過去。

坎蒂絲婚姻幸福，在一家戒毒服務機構擔任護理職位，在多個節目中敘述了自己抗爭的故事。

麗莎離開了吉卜林，在糖尿病協會找到了一份工作，獨自將四個孩子撫養大

（她與前夫的兩個孩子、與約翰的兩個孩子）

。

麗莎的女兒在母親與朋友的支援下，走出了被繼父性侵的創傷陰霾，重新開始自己的人生。

而約翰醫生，最終失去了加拿大永久居民的身份，2003年底被驅逐回到南非。

他再次申請了南非的醫療執照，但一家報紙揭露了他的所作所為，讓他主動撤回申請。之後，約翰再也沒有從醫，和自己的老母親住在一起。

回看這起案件，真的令人唏噓又憤怒。

最開始，沒有人相信坎蒂絲，她雖然是受害者，卻因為貧困的社會地位被所有人指責，被稱為蕩婦，被稱為誣陷者，甚至被趕出小鎮，幾乎社會性死亡。

在她與約翰醫生奮力抗爭的時候，她面對的不僅是加害者，更是全社會壓過來的重量。

更諷刺的是，曾經堅定支援約翰醫生的妻子，卻因為太過信任自己的丈夫，而讓他有了可乘之機。在自己摯愛的女兒也被性侵後，她才願意相信這個一直掙扎的受害者。

就這樣，坎蒂絲堅持了整整七年，才找到足以定罪的證據，讓這起案件離奇真相水落石出，讓正義得到遲到的伸張。

真的很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