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和一位律師交流，談到“男女關係焦慮”或者叫“性別焦慮”這一現象。這個話題的背後，是大量事實證明，在我國當下社會，越是文明進步，男女之間就越是有一種尖刻的“對立”存在，我們把它歸結為“性別焦慮”。

有三個現實作為佐證：

其一，離婚率居高不下，2020年全國平均離婚率在39。33%，接近4成；

其二，單身人數居高不下，據民政部資料顯示，2018年我國的單身成年人口高達2。4億人，其中有超過7700萬成年人是獨居狀態，預計到2021年，這一數字會上升到9200萬人。

有研究者認為，這一狀況與女性性別覺醒有千絲萬縷的聯絡，用時髦的話說，就是現代女權主義者倡導“性別對立”，也成了一個重要的推手。在女性經濟日漸獨立的前提下，女權思潮博得眾多女性的青睞。

但人們沒有想到的是，在一千年前的宋朝，在一個“父權社會”，男性佔絕對主導地位，並且流行納妾，女性交易市場興盛的時代，卻出現了一個男人，在全世界範圍內喊出了“男女平等”的口號。這個人，就是袁採，《袁氏世範》這本家庭教育讀本的作者。他也被稱為世界女權第一人。

01

袁採是誰？

商務印書館1937年出版的《中國婦女生活史》中，作者陳東原說中國的女權第一人是宋代的袁採。

在陳東原老先生的名著《中國婦女生活史》一書中，特地用了一節來描述袁採“對女性的同情”。當然，我們看待歷史，要站在當時的歷史節點來審視，不能用現代的眼光來斷章取義。

陳東原老先生寫到：

柔順固然是美德，但男子之要求女性柔順，不過是要她更馴服些，曲不可爭，直不可訟，絕不要女子干涉外事，而要她受支配，這是第一種壓迫。習慣於被壓迫的倚賴之下，自己已無治生的能力，到丈夫死了時，無論有飯吃無飯吃都要守節，這是第二種壓迫，這兩種壓迫是矛盾的。雖然要她馴服，更不以同情看她，好惡一任其意，於是女子不得不克意修飾以博男性的歡喜，尚有一朝被棄之懼，所謂義合義絕，都是便於男子的，被棄之後，男性尚照常自由，女子則終身被棄了，這是第三種壓迫。處女的貞操是極要講究的，一旦大意，便著了終身的傷痕，縱不必為社會所非誚，亦每為丈夫所隱棄，這是第四種壓迫。有這幾種壓迫，女子一生的美麗時代，乃至極短。深閨待字的時候，所遇的都覺榮幸，是黃金時代的初期。嫁後的極短時間內，華彩煥發，遇憐得愛，這是黃金時代的最高期。顏色不常，轉眼生男育女，益以中饋的繁瑣，蓬頭跣足，丈夫的愛憐漸淡，便入了衰退期了。老年以後，景況更苦。這都是通常的現許近代皆然，因為舊習慣已使男子都變作利己者了。可是有一個人獨能深深見到，指出了婦女的種種痛苦，勸做男子的給她憐惜，這真是中國歷史上倡女性同情論的第一人，這人是誰？——袁採！

袁採，字君載，信安人（今浙江常山縣），著有《政和雜誌》、《縣令小錄》及《世範》三書，今只傳有《世範》。他對女性同情的見解，也是在這部書裡。他的詳細事蹟，已不可考，只《衢州府志》說他“登進士第。三宰劇邑，以廉明剛直稱”。陳振孫《書錄解題》，說“採嘗宰樂清，是書即其在樂清時所作”。那我們知道，他是一個好官；實在也因為他是個好官，才能做出這樣的書，因為其中有許多見解，都得自於民間的訴訟，他從這些事上，看著了真正的社會。他的生卒也不詳，不過書前有劉鎮底淳熙戊戌（民國前七三四）年序，由此推知，他與朱子同時。

也就是袁採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南宋期間。

在《袁氏世範》書裡，“不但可見到他的同情婦女的見解，且可看知當時真正的婦女生活。他說婦女暮年最苦”。

袁採說：

人言光景百年，七十者稀，為其倏忽易過。而命窮之人，晚景最不易過。大率五十歲前，過二十年如十；年五十藏後，過十年不啻二十年。而婦人之享高年者，尤為難過。大率婦人依人而立，其未嫁之前，有好祖不如有好父，有好父不如有好兄弟，有好兄弟不如有好侄。其既嫁之後，有好翁不如有好夫，有好夫不如有好子，有好子不如有好孫。故婦人多有少壯富貴而暮年無聊者，蓋由此也。凡其親戚，所宜矜念。

（《睦親》）

婦人三從，若活高年，從晚輩的時日必較從高輩為多，所以希望有好子好孫好侄，可是這一層最難做到了。這是平時人不注意的，惟他注意得到。女子之心，也是最可憐的，他說：

大抵女子之心，最為可憐：母家富而夫家貧，則欲得母家之財以與夫家；夫家富而母家貧，則欲得夫家之財以與母家；為父母及夫者，宜憐而稍從之。及其有男女嫁娶之後，男家富而女家貧，則欲得男家之財以與女家；女家富而男家貧，則欲得女家之財以與男家；為男女者，亦宜憐而稍從之。——若或割富益貧，此為非宜，不可從也。

（《睦親》）

舊式婦女真有這種心理，被他一語道破。婦女要柔順，要服從，不使其干預外事，但遇著不肖的丈夫或不肖的兒子時，那就可憐了，他說：

婦人不預外事者，蓋謂夫與子既賢，外事自不必預。若夫與子不肖，掩蔽婦人之耳目，何所不至？今人多有遊蕩賭博，至於鬻田，甚至於鬻其所居，妻猶不覺；然則夫之不賢，而欲求預外事，何益也。

子之鬻產，必同其母，而偽書契字者有之，重息以假貸，而兼併之人，不憚於論訟；貸茶鹽以轉貨，而官司責其必償，為母者終不能制；然則子之不賢，而欲求預外事，何益也。此乃婦人之不幸，為之將奈何？苟為夫能念其妻之可憐，為子能念其母之可憐；頓然悔悟，豈不甚善！

（《睦親》）

02

“賢母良妻”定義有毒

在《中國婦女生活史》中陳東原先生寫到：嘗以為中國素來認定婦女最高的標準，是賢良，不是賢能，所以那懦弱，無反抗，遇著困難，一死了之，這樣婦人，便是好的婦人。困難越大，死的越苦，動人憐憫越深，好的程度便越高。不知這正是汩沒人性的！表面雖像有利於男子，不知實足為家庭之累！近世常謂中國人對於婦女向持賢母良妻主義，實應加以說明。“賢母良妻”這個名詞，是清末從東洋輸入的，從前我們對於婦女雖也常用賢良的字眼，可是那含義是“無能”，是“懦弱”，是“柔順”，和近代所謂“賢母良妻”的含義，差得遠了。我敢斷言，中國歷史上對於婦女的思想，在民國前二十年以前，絕沒有什麼賢母良妻主義！你看袁採所鼓吹的，不才是賢能麼？你看他所說的賢婦人有三類：其夫懦弱，而能自理家務不受人欺，是第一類。其夫不肖，能與其子整飭家務不至破產，是第二類。夫死子幼，能教養其子以至興隆家業，是第三類。——而以第三類為最難。這才稍有近世底賢母良妻的意義，而當時是很不多見的！一班女聖男賢所不知注意的！

陳東原先生認為“賢母良妻”的舊有定義有毒。

宋人嫁娶多喜因親及親，蘇洵的女兒，詩中有：“鄉人嫁娶重母黨”之句，她就是表兄妹結婚的。袁採對於因親及親的事，有一種極透闢的見解，使近一千多年後的人看著，還像正道著今日的社會；他說：

人之議親，多要因親及親，以示不相忘，此最風俗好處；——然其間婦女無遠識，多因相熟而相簡，至於相忽，遂至於相爭而不和，反不若素不相識而驟議親者。故凡因親議親，最不可托熟闕其禮文，又不可忘其本意，極於責備，則兩家周致，無他患矣。故有侄女嫁於姑家，獨為姑氏所惡；甥女嫁於舅家，獨為舅妻所惡；姨女嫁於姨家，獨為姨氏所惡；皆由玩易於其初，禮薄而怨生，又為不審其初之過者。

舊式家庭的惡現象，他真見得透。做兒子的，若父親討了後母，境遇便非常痛苦；做媳婦的，若家中有小姑，日子也非常難過：這是什麼原故！袁採說：

凡人之子，性行不相遠，而有後母者獨不為父所喜；父無正室而有寵婢者亦然。此固父之暱於私愛；然為子者要當一意承順，則天理久而自協。凡人之婦，性行不相遠，而有小姑者獨不為舅姑所喜。此固舅姑之愛偏；然為兒婦者要當一意承順，則尊長久而自悟。父或舅姑，終於不察，則為子為婦無可奈何，加敬之外，任之而已。

妻

寡婦再嫁，如果原來沒有子女，到還罷了；如有子女，實是難辦。袁採說：

寡婦再嫁，或有孤女年未及嫁，如內外親姻有高義者，寧若與之議親，使鞠養於舅姑之家，俟其長而成親。若隨母而歸義父之家，則嫌疑之間，多不自明。（《睦親》）

這正是婦女不能獨立的痛苦，只有他看得到，說得出，若以為是蔑視女性，便大錯了，他的辦法，正是不得已的救濟。他說後娶也是件難事：

中年以後喪妻，乃人之大不幸。幼子幼女無與之撫存，飲食衣服凡闔門之事無與之料理，則難於不娶。娶在室之人，則少艾之心非中年以後之人所能御。娶寡居之人，或是不能安其室者，亦不易制；兼有前夫之子，不能忘情；或有親生之子，豈免二心？——故中年再娶為尤難。然婦人賢淑自守，和睦如一者不為無人，特難值耳。

（《睦親》）

他說：“娶寡居之人，或是不能安其室者，亦不易制”，不是他反對娶寡婦，是正道著舊式束縛的苦痛。舊日對於寡婦，每以“非人”看待，故寡婦嫁人，調協尤難。宋時寡婦有坐家招夫者，曰“接腳伕”，《世範》中亦曾提及。婚姻貪攀門閥，圖謀富厚，以及早婚等等，宋以前已很發達，袁採也是極力攻擊的。他說：

男女議親，不可貪其閥閱之高。資產之厚：苟人物不相當，則子女終身抱恨，況又不和而生他事者乎？

（《睦親》）

陳東原先生定論：舊式婚姻的缺點，一齊經他說盡了：他說“嫁娶固不可無媒”，好像嫁娶之有媒，純非得已，若不因媒妁制度規訂在禮教之中，——更進一步，若是他生在七百年後禮教可以動搖的今日，他一定極力主張不要媒人了；又為避免“子女終身抱恨”起見，他一定要勸天下的父母把子女婚姻大事讓子女絕對自由去的。

袁採雖然是近一千多年前的人，實在有些見解到現在一樣有價值。可惜在那沉痼的社會里不能使他跳到圈兒外來主張，所以他的影響，並不甚大。

（《睦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