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王朝各個時期，採用何種思想治國，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決定於當時的國情和統治階層想要達到的目的。

《大秦帝國》有這麼個橋段，商鞅初會秦孝公，曾以王道治國理念試探，結果遭到孝公鄙夷和冷遇，那是周朝用的方略，如今周朝都衰微成這樣了，即將覆滅，你還炒冷飯，不是坑我是什麼？幾次三番試探後，再次相見商鞅才亮出自己的本錢，講富國強兵，講鼓勵耕戰，講治國法制，令秦孝公眼前一亮：“這才是我真正需要的治國之策啊！”，兩人不眠不休連談三日三夜。

王朝統治者們對於採用何種治國方式，也是煞費苦心啊！

春秋戰國是先秦時期思想最活躍的階段，相對於學術氣氛也很寬鬆，是一個百家爭鳴論戰的時代。光法家就衍生出三大分支：如法治派的商鞅，術治的申不害，提倡勢治的慎到。而道家流派也有兩大分支：講究道法自然、無為而治的黃老學派，和主張清靜無為的老莊學派，更側重於自身修養。

漢初時所用的是道家的黃老學說治國。經過秦末亂世和楚漢相爭，連年戰爭導致土地荒蕪，人口大量減少，國家經濟受到嚴重破壞。當時窮到什麼地步呢？皇帝的車乘找不到幾匹毛色一樣的馬，而將相們更是乘坐牛車上朝。

外有強敵匈奴，內部民生凋敝，此時國家最急迫的就是休養生息，使得人口增加，國力恢復。這就需要營造出較為寬鬆的治理環境，而黃老學說的無為而治，恰恰是最適合當時情況的治國理念。

到了漢武帝時代，經過漢初特別是文景兩代的治世，國家富足，人口增加，國家糧庫的存糧吃不完開始變質，錢太多用不完，以至於串銅錢的繩子都腐爛了。時機已成熟，漢武帝準備著手對付漢朝的大患——匈奴。

黃老之學對於恢復國家元氣是很有助益，但過於寬鬆的政治氣氛不利於君主集權，皇帝不能把國家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景帝時期就曾發生過“七王之亂”，這也是因為國家的權力、資源過於分散導致。

對於急欲對匈奴發起戰爭的漢武帝來講，黃老之學治國已經遠遠不能滿足需要了。

恰巧這時，一名叫董仲舒的人引起了他的關注。董仲舒這個人很厲害，開創性的把儒家、法家、陰陽家等學說糅合為一體，研究出不同以往的“新儒學”。用儒學控制和統一全國的思想，用法家律法約束臣民的行為，具體應用上還融合了道家的權術，再用陰陽五行把這套理論加上一層近似“神學”的色彩，總之把各家學說中有用的元素都集中起來。目的就是鞏固皇權，加強中央集權，讓皇帝能牢牢掌握住國家。

這真是“口渴了有人遞茶壺”，極為合用。於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利用這套極具實用性的學說，將國家的力量整合到一處，專心致志的展開了針對匈奴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