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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女員工自述遭領導及商戶灌酒猥褻,律師分析該如何取證

簡介邢鑫認為,在這件事中,目前沒有更多的資訊可以判斷該罪名是否成立,需要說明的是:在該員工陳述屬實的前提下,“曲一”實施強姦時該員工已處於醉酒狀態,不能明確表示同意,因此不能因為該員工沒有進行反抗就認為其沒有表示反對而認定為強姦行為不成立

強制員工買東西怎麼取證

阿里巴巴一女員工自述被領導要求陪濟南華聯商家喝酒,其間遭到領導和商家員工猥褻。目前,阿里方面已成立調查組,濟南華聯稱已停職涉事員工,接受警方調查。

如若女員工自述屬實,她應該如何取證,維護自身權益?

“職場上利用設酒局這一形式對女工作人員進行勸酒,本質上是一種權力的濫用。對於這些受害者來說,應當拿起法律的武器,堅決的捍衛自己的尊嚴。”8月8日,多名律師向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表示,在類似事件中,除了第一時間報警外,當事人也應盡最大可能的證實兩人身體上的接觸,留存施害者的生物學痕跡。

律師表示,另一個角度就是關注事發地的監控影像資料,以及有可能從側面反映出事發的證人證詞,比如說證人陳述的案件發生時間段內的爭執和摔打聲音、女方哭著跑了出來之類等。

最後需要強調的是:女員工應當在受性侵後第一時間拍照保留證據,與侵害者電話、微信溝通時應當錄音,且第一時間選擇向警方報案,請求警方幫助搜查證據。

舉報若屬實,涉事人員涉嫌強制猥褻、強姦罪

近日,有網帖以阿里女員工自述形式稱,其在出差期間被惡意灌酒並遭到商戶張某猥褻,此後其領導“曲一”又偷辦酒店房卡,多次進入房間對其進行侵犯。該女員工此後報警,並向公司反映該情況。

8月8日,湖南金州律師事務所高階合夥人、律師邢鑫告訴澎湃新聞,如若女員工自述屬實,從法律層面分析,前述事件實際上涉及兩起“案件”:一是張某涉嫌對該員工猥褻,二是“曲一”涉嫌對該員工強姦一案。商戶張某趁女員工醉酒意識不清的情況下實施猥褻行為涉嫌構成《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條規定強制猥褻罪。另外需要說明的是,曲一作為該員工的直接上級,利用職權(不論該職權之大小),使員工不敢反抗,被迫飲酒,並且有“看我對你們多好,給你們‘送’了一個美女來”,說明其主觀上有故意,涉嫌與張國成立強制猥褻罪的共同犯罪。

邢鑫認為,如果女員工所述屬實,“曲一”在該女員工醉酒後私自辦房卡四次進入女員工房間,監控影片能看到“曲一”四次進入女員工房間,女員工自述被“曲一”壓在床上被猥褻,且第二天醒來發現自己全身赤裸,床頭櫃上有拆封過的避孕套。後續與“曲一”電話溝通中對方承認猥褻行為,故“曲一”的行為已涉嫌《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強姦罪,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強姦婦女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曲一”趁女員工醉酒後實施強姦行為的,屬於以其他手段強姦婦女。

邢鑫認為,在這件事中,目前沒有更多的資訊可以判斷該罪名是否成立,需要說明的是:在該員工陳述屬實的前提下,“曲一”實施強姦時該員工已處於醉酒狀態,不能明確表示同意,因此不能因為該員工沒有進行反抗就認為其沒有表示反對而認定為強姦行為不成立。

刑辯律師朱明勇律師也曾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認為,利用女方醉酒,還有利用上下級關係,利用藥物等發生的性關係,都算強姦。它有一個重要的判斷標準,即“女方是否自願。”“如果女方說她自願,但是她喝醉了說的,那這肯定不能算是‘自願’,所以要搞清楚女方的真實意願。”

如何取證:留存施害者的生物學痕跡,儘快報警

女員工的自述文章曝光後,引發廣泛關注。阿里巴巴方面稱已成立獨立調查組,濟南華聯超市釋出宣告稱,涉事員工現已停職正在接受警方調查,濟南警方也介入調查。

北京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鍾蘭安向澎湃新聞表示,從企業社會責任的角度來看,阿里對於公司的員工和股東都需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和道義上的責任。

他認為,女當事人因為工作原因在出差過程中發生這樣的事,由此造成的損害,如果強姦猥褻經警方調查屬實,阿里要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包括對女當事人精神方面的損失。

女當事人所言如果屬實,那麼女生在面對這種情況,該如何取證?

鍾蘭安表示,應該儘可能的將現場的照片、影片進行儲存提交給警方。“這些都是非常有利的證據。”鍾蘭安稱,對於強姦罪,刑法上認為只要施害者採取被被害人不敢反抗、不能反抗或者不知反抗的手段或方法,都會構成強姦罪。

鍾蘭安認為,職場上利用設酒局這一形式對女工作人員進行勸酒,本質上是一種權力的濫用。對於這些受害者來說,應當拿起法律的武器,堅決的捍衛自己的尊嚴。

邢鑫認為,受害女性在遭遇猥褻或強姦,除了第一時間報警外,也應盡最大可能的證實兩人身體上的接觸,留存施害者的生物學痕跡。比如在衣物、身體表面、現場環境都可能留有對方的痕跡,現在的技術可透過採集皮屑、毛髮、唾液、血液、精液等確認DNA標識。在反抗過程中,留在施害者身上的傷痕,指甲裡的血液、皮屑殘留,一樣是有利的證據。再進一步,暴力性行為會在下體的內外留下傷害的痕跡或者對方體液,透過公安指定醫院和司法鑑定,都可以得出相應結論。如果當時沒有保全類似證據,提供事發時穿著的內衣褲,還能進行提取。

另一個角度就是事發地的監控影像資料,以及有可能從側面反映出事發的證人證詞,比如說證人陳述的案件發生時間段內的爭執和摔打聲音、女方哭著跑了出來之類。

最後需要強調的是:女員工應當在受性侵後第一時間拍照保留證據,與涉事人員的電話、微信溝通時應當錄音,且第一時間選擇向警方報案,請求警方幫助搜查證據。“以上分析,均建立在該員工陳述為真實的假設前提之上,一切均應以警方最後調查結果為準,”邢鑫表示。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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