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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原生性的文明,中華文明何以延續數千年且歷久而彌新?

簡介於此,我們就可以深入瞭解在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中”字為什麼成為國家、文明、文化和人自身高度認同的軸心觀念,成為中國人知識體系與價值體系的共同歸趨,“中為大本,和為達道”,為什麼成為中華文明的又一道生命線

中華文明的特徵是什麼

中華文明作為原生性的文明,延續數千年且歷久而彌新,顯示了極為強大的生命力。我以為,中華文明所特有的生命線,非常值得我們加以深切體認。

作為原生性的文明,中華文明何以延續數千年且歷久而彌新?

資料圖 新華社記者 歐東衢 攝

文明以止,人文也:人一直是中華文明真正的實體和主體,中華文明生命之流才充沛滂沱,生生不息

《周易》之《賁·彖》:“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裡“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講的是透過觀察、分析自然界的各種矛盾運動,掌握它們的變化規律;“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講的則是透過對人類社會如何創造了自己所特有的文明進行深入的觀察與研究,方能選擇正確的路徑,讓文明由天下所共創,文明的成果為天下所共享。

以人為本位,而不是以超越人間的神明為本位,這是貫穿整個中華文明的第一道生命線。春秋戰國時期諸子學一個最重要的貢獻,就是他們用以現實的人為中心的真實世界取代了先前巫術下以神統人的虛擬世界。《尚書·泰誓》記述周武王一段名言:“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周武王還一再強調,民就是天:“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左傳·莊公十四年》:“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則更明白無誤地說明決定國家命運的是民眾而非神靈。《老子》中強調:“天地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在這裡,現實的人,普通的平民、百姓,方才是實實在在的主體,是他們,而不是天地、神明,具有至高無上的決定性地位。

在中華文明中,人是一個社會性的存在,一個群體性的存在。人的本質,從來都是各種社會關係的總和。中華人文的形成和發展,人從草昧到文明,以及文明的不斷前行,就是人的群體聯絡的不斷擴大、不斷強化,社會關係越來越複雜化、越來越多層次化,人越來越能夠自覺地和合理地處理好這些關係。孔子說:“仁者,人也。”指的就是人具有“仁”的品格,人也只有在具備了這種“仁”的品格時,方才能夠成為名副其實的人。什麼是“仁”的品格?樊遲問仁,孔子說:“愛人。”樊遲又問仁,孔子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仲弓問仁,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孔子還說:“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這五者就是“恭、寬、信、敏、惠”。恭,就是對人民對事業都要有恭敬之心;寬,就是待人接物堅持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心懷坦蕩;信,就是以誠信為立身處世之本;敏,就是通達事理,勤勉努力,不氣餒,不懈怠;惠,就是推己及人,施惠於眾。孔子說:“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人作為社會群體中的一員,具有其他生物所沒有的社會性。作為社會群體中一個成員的人,對於社會群體中的其他人能夠做到愛人、立人、達人,能夠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正因為作為社會關係總和的現實的人一直是中華文明真正的實體和主體,中華文明生命之流方才充沛滂沱,生生不息。

大同與小康:天下為公與天下為家的並行與糾纏,成為中華文明綿延不斷的又一生命源泉

《禮記·禮運》載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共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天下為公”代表了“大道”。《大戴禮記·哀公問五義》:“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這是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是人世間的最高理想。可是,現實世界的生活卻是“天下為家”,一家一戶是社會由以構成的細胞,是人們進行生產活動和日常生活的基本單位,是人們追逐當下利益、實際利益的主要立足點。在這裡,“天下為公”和“天下為家”被界定為社會發展的兩種不同的境界、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並因此而陷入糾結和焦慮。

其實,縱觀中華文明成長的全過程,可以發現,“天下為公”與“天下為家”的並行和二者的緊密糾纏,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極為強勁的一條生命線。

“天下為公”與“天下為家”的並行和糾纏,催生了中國的家庭、社群、國家、天下命運與共的內斂型社會結構。這個內斂型社會結構由人們的婚姻關係、家庭關係、友朋關係、職業關係、鄉里關係、城鄉關係、區域關係、族群關係、生產關係、收入分配關係、消費關係、階級階層關係等多層次、多向度、多方位的關係構成。透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將個人、家庭、國家與天下串聯起來,鑄就家國命運共同體,使天下為公與天下為家既相背離又相互補。

“天下為公”與“天下為家”的並行和糾纏,使中國古代在形成基本生產資料土地和產業的普遍的家庭所有制的同時,還一直存在著公共所有的族田、義莊、學田、義塾、義倉等公共財產作為補充,而且一直生產著週期性的群眾自發自流性的以“均田”為主要目標的土地與財富的重新分配,國家也經常透過“限田”“佔田”“均田”等措施重新分配土地和財富。中國的家庭所有制,在一定意義上,也是家庭眾多成員都享有繼承家產權利的共有制,長子之外,所有兒子都有權獲得一份遺產,所有女兒都可獲得一份陪嫁的嫁妝。中國以一家一戶為基本單位的農耕經濟之所以具有特別頑強的生命力和再生能力,即根源於此。

“天下為公”與“天下為家”的並行和糾纏,既催生了“家天下”的皇權政治,同時又催生了“民惟邦本”“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的政治倫理,催生了實行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家,又催生了包括宰輔內閣制、郡縣制、選賢舉能的科舉制等開“公天下”之端的國家治理制度。作為中華文明重要支柱的統一國家得以長期維繫,其生命力和再造能力正在於此。

“天下為公”與“天下為家”的並行和糾纏,還在保持各地方日常生活中廣泛使用方言的同時,催生了文字統一、規範化的書面語言的統一,催生了包括知識體系、價值體系、審美體系、話語體系等在內的文化上的普遍認同,催生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天下為己任的民族精神。

中國的家庭多為主幹家庭或擴大的主幹家庭,由一對父母和多對已婚子女及多個孫輩男女構成。雖然也實行家長制,但最主要的特徵卻是土地共同佔有、共同耕作,產品共同佔有、共同享用,長久保持著許多原始的家庭公社的傳統。正因為有著這一極其深厚的根基,“天下為家”方才並不絕對抗拒、絕對排斥“天下為公”,相反,可以與“天下為公”並行,乃至經常糾纏在一起,成為中華文明綿延不斷的又一生命源泉。

執兩與用中:“中為大本,和為達道”,成為中華文明的又一道生命線

作為原生性的文明,中華文明何以延續數千年且歷久而彌新?

《禮運》是《禮記》中的一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和歷史觀點,尤其是書中的“大同”思想,對歷代政治家、改革家都有深刻影響。

《禮記·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與……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這一評價所本,很可能就是《尚書·虞書·大禹謨》所記述的帝舜向大禹傳授的治理國家的主要經驗。當帝舜選定大禹承擔執掌天下的重任時,特地將帝堯和他本人執政的心得體會諄諄囑咐給大禹。其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一直被視為堯、舜、禹所代表的執政者品德修養和治理國家經驗的精髓。

《大禹謨》中所說的“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論語·堯曰》中所說的“允執其中”,《逸周書》所說的“明本末以立中”,《論語·子路》中所說的“得中行”,《論語·雍也》中所說的“中庸”,《禮記·中庸》中所說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都強調了在認識世界和改變世界時,必須自覺地考慮任何事物都包含有互相對立的兩個方面。“執其兩端”,就是不能偏執於某一區域性、某一側面,而要兼顧各個方面,避免“過”與“不及”;更要透過表面看到深層,“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努力做到客觀與全面。《禮記·表記》曾專門述孔子論虞舜為何成為“允執厥中”的楷模:“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所有這些論述,還進而強調了要善於將對立的雙方結合起來形成新的統一體。兩,是無所不在的普遍的存在。時間:早與晚,長與短,過去與未來;空間:上下左右,東西南北,大小高低,內與外;事物:陰陽、剛柔、真偽、成敗。中國古代所崇奉的“用其中於民”是在現實世界中努力瞭解矛盾對立的各方內在的相通、相容、相融之處,讓對立面在積極的互動、和合、結合中共生共存,並透過創新而獲得新生命、新發展。中,在知識體系中,代表了要兼顧並統領四面八方和古往今來;在價值體系中,則代表了對於宇宙萬事萬物互相矛盾又互相統一的運動作總體性、全面性、本質性的認知和自覺應對。

源於印度的佛教也信奉“中道”。佛教的“中道”,重在破除眾生的自性執,破除一切。古代印度佛教所崇奉的“中道”是在觀念世界中消弭各種矛盾與對立。中華文明所崇奉的“中道”,則是在現實世界中努力瞭解矛盾對立的各方內在的相通、相容、相融之處,讓它們在積極互動、和合、結合中共生共存,並透過創新而獲得新生命、新發展,上升到新境界,這是積極面對現實世界,極具實踐性、戰略性及可操作性的認識論和方法論。

於此,我們就可以深入瞭解在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中”字為什麼成為國家、文明、文化和人自身高度認同的軸心觀念,成為中國人知識體系與價值體系的共同歸趨,“中為大本,和為達道”,為什麼成為中華文明的又一道生命線。

(作者為復旦大學文科榮譽教授)

(原標題:

中華文明特有的生命線

流程編輯:TF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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