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傅小平 文學報

何同彬

“江蘇首批青年批評拔尖人才”專欄

自2022年10月起，江蘇省作協與《文學報》合作推出“江蘇首批青年批評拔尖人才”專欄文章，推介8位青年批評人才。本期推出的是青年評論家何同彬。

何同彬，生於1981年3月，青年評論家，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中宣部宣傳思想文化青年英才，江蘇紫金文藝英才，南京申創世界“文學之都”特聘專家。曾任《鐘山》雜誌副主編，現任《揚子江文學評論》副主編。出版有文學評論集《浮游的守夜人》《重建青年性》《歷史是精神的蒙難》等，編輯出版《韓東研究資料》等。曾獲紫金山文學獎、紫金文藝評論獎等各類文學獎項二十餘項。

記者：讀你的批評文章，在欣賞你的學識、素養和見解的同時，更加深切感受到的是你批判的激情、真誠的態度和鮮明的立場。我覺得當下很多做批評文章的人在這些方面有所欠缺，所以特別想問問你，在你看來，批評何為？你當初是怎樣走上批評之路的，這些年回頭看，有什麼不一樣的體會？

何同彬：從事文學批評，一方面和我大學所學的專業有關，另一方面也和南京濃厚的文學氛圍有關，尤其是2003年左右，經由朋友的引介接觸到很多南京“民間”的詩人、藝術家，真正從學院進入了生動、鮮活、多元、異質的文學現場，喚醒或者說是啟發了我內心中對於文學的濃厚興趣。同時，在南京大學讀書期間接觸到的魯迅、尼采、阿倫特、卡夫卡、加繆、佩索阿等一批作家、詩人、思想家們的作品、學說，又把我對文學的興趣引導到更加強調自由屬性、公共性關懷的“泛政治化”的方向上。所以在那個時候，我就意識到藝術的私人性先天的那種不足：把主體“拋回到……輕飄飄的、無關緊要的個人事務當中，再次脫離‘現實世界’”，有一種“悲哀的不透明性”（阿倫特），這種情況下批評何為，或者批評的功能是什麼呢？也許就是齊格蒙特·鮑曼強調的到“私人與公共相遇之處”去建構一個“更私人、更公共的空間”：“在這空間裡，私人問題以一種有意義的方式相遇，不僅僅是為自我陶醉之快樂，也不僅僅是為透過公共展示而尋找某種療治，而是尋找一種集體操控之手段，其力量足以將私人提升出他們所遭受的私人性的不幸；這一空間可能產生這樣的一些觀念，並形塑為‘公共之善’、‘正義社會’或‘共同價值’。”以此觀念為起點，我寫了不少相關的文章（包括相關訪談），如《重建青年性》《批評的敵意》《“公共性”與啟蒙文學的困局》《“尋找政治”與永恆的批判》等等。但隨著我後來的工作重心越來越接近文學現場，越來越融合進某種文學秩序，這樣一種批評願景就越來越渺茫，一度陷溺於某種批評失語或失範的尷尬處境之中。嚴格意義上，我現在也還沒走出這樣的困局。

《我們該以何種方式與傳統對話 》

記者：如果批評文章能抵達“私人與公共相遇之處”，可想而知會引發讀者更多的共鳴。只是目之所及，很少有批評文章能做到這一點，反倒是更多自說自話，那文章寫給誰看，就成了一個問題。我不時聽作家朋友說，他們基本不看批評文章。至於讀者麼，就我聽到的反饋意見，他們似乎也不怎麼看。那批評文章難道只是給各種文學獎評獎作參考，或者為各式作品經典化做準備？這個問題還關係到批評的有效性，雖然這所謂有效性，不只是關係到受眾多少，但如果一篇批評文章寫出來，要是沒什麼人看，那有效性也自然就大打折扣。你怎麼看？如果批評文章也有理想讀者，那你覺得怎樣的讀者才算是理想讀者？

何同彬：近些年因為職業原因，中國當代學者、評論家的批評文章我看了不少，但基本是被動閱讀，主動閱讀也有，相對比較少（國外的批評文章主動閱讀的比例反而高一些），往往是因為關注一些話題，需要了解同行們的研究現狀，或者是基於對為數不多的比較靠譜的批評家的信任而去專門閱讀。我很理解你說的這種現象，就是作家朋友基本不看批評文章，其實經常看才奇怪。我十來年前曾經反覆說過一句頗易得罪人的話：一個人過了四十歲或四十五歲還經常閱讀中國當代的文學作品（含文學批評）是心智不成熟的表現——不包括那些因職業原因而做出的被動閱讀。原因其實是很簡單的，這些作品中的大多數幾乎沒什麼價值，年初周明全兄在一個訪談中關於文學批評的現狀問過我的看法，我說得很直接，也不無偏激。我們的文學批評的從業門檻太低了，充斥著太多似是而非、顛三倒四、左右逢源的假話、廢話、套話，斯坦納說得一點都沒錯：“這個世紀從事人文領域研究的人都習慣於誇誇其談，已經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但在數學或大部分科學領域，吹牛皮是不可能的：對就是對，不對就是不對。沒法矇混過關。”包括我自己的文章，我也不覺得有多少價值值得讀者們認真對待，所以也就不奢望什麼“理想讀者”，如果一定要做一個預想，那我覺得大家能夠在真誠、真實的直言中言說、溝通、爭論，是一個我個人比較期待的批評共同體或者文學共同體的願景。

記者：倒也是，前提是大家相互之間得有言說、溝通與爭論，這在當下似乎有所欠缺，至少我自己做得很不夠，要不是這次讀你的文章，我其實不怎麼了解你寫了什麼，更不知道你寫過不少詩評，早年還寫了一些詩歌。不過近些年來，你倒是批評小說多一些。說來詩歌和小說雖然同在文學屋簷下，卻也有著不少區別。你該是深有感觸的吧，有過做詩歌批評的經驗，會否對做小說批評有影響？

何同彬：和詩歌結緣也很偶然，主要是因為在南京最初接觸到並對我產生較大影響的那一批民間的文學朋友，以詩人居多，比如黃梵、育邦、馬鈴薯兄弟、張羊羊、夏夜清、蘇省等，包括後來慢慢熟悉起來的韓東、朱朱、胡弦、劉立杆等。而且我後來也參與了很多民間的詩歌活動，包括責編民刊《南京評論》、參與“中國南京·現代漢詩研究計劃”和“柔剛詩歌獎”等活動，就這樣慢慢被我的那些朋友、文學兄長們帶到了詩歌和詩歌批評的方向上了。小平兄肯定了解，中國當代民刊絕大多數都是詩歌民刊，所以文學的民間力量也多以詩人為主，這就天然地造就了這個群體區別於其他文體作家的那種異質性和反叛性，這些品質對那個時期的我非常具有吸引力，對於我的文學觀念的生成、塑形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當然，對於我的批評語言的影響也毋庸置疑，這一點黃梵兄多次提及，但我自己倒是“不敢承認”，主要是我的詩歌才華極其有限，以至於始終沒能成為一個合格的、專業的詩人和詩歌評論家。

記者：謙虛了。你的有些文章，我還真就當專業的詩歌評論讀，其中也頗能見出你的詩人氣質。要當真說不“合格”，就是覺得你寫得少了，如果你發我的“資料”，已經包含了你歷年寫的大部分批評文章，那數量確實不怎麼可觀。想來你做批評，一直秉持少而精的態度。這一點，真是難得。如今，批評家們為刷存在感、擴大話語權與提升影響力計，都會多寫寫，何況應對各種約請，也由不得他們不多寫。你反其道而行之，近些年倒是寫得少了，你會因此感到焦慮嗎？如果有焦慮，會怎麼緩解？我大約能想到，你身為《揚子江文學評論》副主編，也是在另外一個層面上發揮批評的效用。那你怎麼平衡編刊物和做批評的關係？

何同彬：“少”是真的少，“精”其實談不上，我真的不是一個稱職的評論家，主要就是不夠勤奮。我的師長和朋友其實也經常提醒我要多寫。懶惰的正面價值曾經被羅蘭·巴特命名為“被低估的一種能力”，因此他鼓勵“敢於懶惰”；我也從布朗肖的話那裡為自己的怠惰找到了恰當的藉口：“‘樂觀主義者書寫得很糟糕。’ （瓦萊裡）但是悲觀主義者不書寫。”某一類“勤奮的人”對一個糟糕的世界負有更多的責任，但是，反過來說也是合理的：如果一個糟糕的世界想要變好，只能依賴另一些勤奮的人，而不是所謂清醒而懶惰的虛無主義者。所以，我也會焦慮，焦慮於沒能去寫那些應該寫的文章，同樣，不能免俗的是，也焦慮於不寫或少寫對於我的批評家身份、職業的那種不可避免的消極影響。至於所有的這些困惑或焦慮，是否跟我在《揚子江文學評論》的這份職業有關，我想還是儘量做出必要的區分、區隔是最好的方法，也即各行其是，不要互相干擾。

記者：能做到這一點，不容易啊。一般說來，我們會比較關注同時代人的寫作，體現在你身上，亦即關注青年作家的寫作。你的批評文章裡，著實有《重建青年性》等幾篇“青年寫作”專論。即使不是專論，你也時不時會涉及這個話題，何況你還策劃了一些與之相關的活動。我真是覺得你為這個問題“操碎了心”。既如此，與其問你怎麼看當下青年寫作，不如問問你，在有關“青年寫作”的眾說紛紜中，你可否注意到什麼缺失？你認為其中是否有需要警醒的地方？

何同彬：對於一個過於熱鬧的文學話題而言，“缺失”是無法避免的，甚至導向很多誤區或者悖反，我自己關於青年寫作的一些說法，如今再回看也不無武斷、輕佻甚至譁眾取寵之處。青年群體、青年寫作是一個很大的範疇，僅憑我有限的視野、瞭解和感知，就信誓旦旦地下那麼多看起來“擲地有聲”的質疑和批判，無論如何都是有些魯莽和草率的。倒不是說青年作家、青年寫作不能被批判、批評（就目前的趨勢和狀況來說其實是越來越惡化的），而是這種談論的方式（包括姿態、話語和結論）是不是在迴避某些更關鍵的癥結、忽視了很多更重要的問題？今年六月底，我們刊物做了一個“青年寫作的問題與方法”的工作坊，當時我為工作坊擬定的主題提要中特別強調了這一點：“青年熱”、過度的“青年關注”、“青年性”的話語區隔以及把青年過分“問題化”本身存在的誤區；即文壇、文學場域、文學體制、評論界，若干年來對青年作家、青年寫作逐漸形成的一種關注、扶持、讚美/批評的話語機制也亟需認真反思。從明年第一期開始我們專設研究專輯，討論相關問題，希望能夠給文學界、批評界提供一點啟發或者你所說的“警醒”。

記者：期待。我想所謂的“青年熱”，也包含了你和明全兄在對談中談到的“媚少”現象。近些年，文學界不遺餘力推介青年作家，這應該說是在情理之中，理當給他們多一些成長空間嘛。但我有時翻到他們的一些作品也疑惑，雜誌社或出版社是不是把標準放寬了。讀相關評論文章也是，雖然批評家們在談青年寫作群體時會指出一些問題，但具體到某位青年作家，某部作品，也多是誇讚。有時我就感慨，要是能切實結合他們的寫作談談“問題與方法”，該有多好。

何同彬：在最近與明全的對談中，我們也再次談到“媚少”的問題，我的觀點是“媚少”的根源是“媚老”，隱含著某種自上而下的引誘和規訓，無非是利益、權力的傳遞，最終達成的是“老少咸宜”、皆大歡喜，或者說“老”即是曾經的“少”，“少”即是未來的“老”。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我們就不會覺得代際之間的差異有多麼大、有多麼重要了。如果一定要在“老”和“少”之間選擇一個“媚”的話，那無疑只能是青年了。我完全認同魯迅的話，也和他一樣相信進化論，“總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或者借用錢理群老師的說法，換成一種“無奈”的語氣：“與其被混蛋利用，不如被青年利用”。所以，我們可以把“媚少”置換為一種更中性的說法：相信年輕人，相信青年作家。對我而言，這種相信不是強迫的，或者是無奈的、退而求其次的權宜之計，我在比我更年輕的一代人（包括某些青年作家）身上看到了某種與生俱來、難以動搖的“裂隙”，一種無法被整合的、“冷漠”的分離性力量，包括他們愈發開闊的視野和知識背景，這兩者的結合會在未來衍變為某種極其正面的能量和價值。

記者：這倒是個值得珍視的現象。我是不是可以理解為你關注到了當下青年寫作中的“異時代”性。你在《直言、逃兵與批評的“異時代”性》裡，就倡言批評得有“異時代”性。你還說：“恰當地、正確地討論文學、寫作文學，目前已經墮落為一種非常惡俗的能力和習慣。”那不妨說說，在你看來，我們做批評怎樣不至於“墮落為”做演員？是否保有“異時代”性，是必要的前提？

何同彬：其實在那篇文章中我已經大體做了一些“回答”。避免做一個文學“演員”、一個“做戲的虛無黨”，首要的品質就是堅持“直言”，要逾越狹窄封閉的文學觀念的邊界，拒絕重複性地遵循“墮落風格的公式”，用“直言”性的批評去直面“毀滅”或向更深的毀滅墜落的文學整體與文學現實。我們（的文學）需要說出一些“秘密”，這些“秘密”能夠始終成為“秘密”，本身就是一樁醜聞。直言的目的就是說出這些偽造的“秘密”，而直言性的批評也是要揭穿“演員”們對文學自足、自洽，文學本位或“純文學”的那種看似正確、實則荒誕的擁護。倘若我們還沒有足夠的勇氣成為這個時代文學批評的“直言者”，那我們可以首先試著在我們的批評生活中成為一個“逃兵”：“逃兵是一個拒絕為他同時代人的爭鬥賦予一種意義的人。……他厭惡像一個小丑那樣參與大寫的歷史的喜劇。他對事物的視覺經常是清醒的，非常清醒……它使他從同時代人中分離出來，使他遠離人類。”（米蘭·昆德拉）以上的觀點我已經表達過多次，多到我自己都開始“生厭”，因為我自己就越來越難踐行，反覆強調並說出這些話就難免顯得是一個虛偽的文學“演員”。

記者：要不怎麼說做“直言者”難呢，難就難在與批評物件“同時代”，難以拉開距離。所以說無論寫作，還是批評，需要多一點未來的維度，歷史的維度。不過你對“歷史”性，或者說也是“歷史”化是有保留的。譬如，在《“歷史是精神的蒙難”——對當下文學史思維的思考》裡，你就對文學史思維，以及文學史形成的過度歷史化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我可能比較孤陋寡聞，雖然以前也做過重寫文學史之類的話題，卻是第一次從你這裡讀到“文學史思維”這個提法。怎麼說呢，文學史家們，包括做著文學研究、文學評論的人們，是應該有一點文學史思維的吧，但作家們大概也是有的，甚至更為強烈，雖然他們很少坦承這一點，但有雄心和抱負的作家，往往都有進入文學史的強烈願望。這種“文學史思維”，對他們的寫作，會產生怎樣潛在的影響，是值得加以討論的。

何同彬：歷史感、歷史思維肯定是一個作家不可或缺的經驗，我所反對的是那種歷史冗餘的堆砌，那種被尼采譏諷、批判的“歷史學熱病”，這在他的《歷史學對於生活的利與弊》中已經闡釋得很清楚。蘇珊桑塔格說過：“在我們這個時代，所有的智性、藝術或道德活動都為歷史化這一意識掠奪性地佔有。……一百多年來，歷史化觀點一直佔據著我們理解一切事物的中心。也許它一度不過是意識的邊緣抽搐，現在卻變成一種巨大而無從控制的姿態——一種讓人類得以不斷保護自己的姿態。”這和海登·懷特的想法是一致的，他認為當代文學的基本信念和現代藝術的獨特目的就是“歷史意識必須抹去”，甚至宣稱要把歷史從一級學科中排除。我們的很多作家就是困守在歷史中，或者自願陷溺於某種歷史範疇提供的庇護或者安全性中，故步自封又“名利雙收”，根本沒有任何冒險意識、創新的動力和創造性的可能。很多的評論文章和研究文章也是習慣於“從頭談起”，堆砌大量無用的文學史知識、理論知識，文字臃腫、觀念陳腐。所以，我的那些批評是有針對性的，並非一概而論。

記者：看你這般個性鮮明，如果有人寫你的印象記，該是相當有料的。果然讀到了黃梵早年寫你的《批評的殺手》。他說，你身體裡除了靡菲斯特，還藏著一個薇依。他還說，你用那慣有的諷刺語調，竭力喚醒深藏在每個人心底的批評正義。以我看，當下批評界，“靡菲斯特”罕見，“薇依”少有，“批評正義”也似乎缺了點兒。這三者有其中一樣就不容易，你身上居然都有，至少早年是都有的。甚是欽佩你“當年勇”啊，也好奇你以後還將怎樣一如既往地“勇”下去？

何同彬：黃梵兄和你的謬讚真的不敢當，如果說過去年輕氣盛、無知者無畏的時候還真有幾分“莽撞”的孤勇之氣和踐行批評正義的熱情之心，如今幾經磨礪和蛻變，也都轉化“變質”了。我的學生幾年前專門發微信“告誡”我：何老師，你越來越慈祥了……我的年輕同事也經常用“何老師，你又慈祥了”這樣的話“揶揄”我某些時候的妥協、鄉愿之舉。這就是現狀，我可能已經變成了一個既沒有“靡菲斯特”的魔性，也沒有“薇依”的神性的庸眾之一。當然，作為一個“慈祥”或“假裝慈祥”的批評者，我的內心還殘存了一點年輕時候的“憤怒”的本能，但也不過是偶爾“露崢嶸”。

原標題：《何同彬：能夠在真誠的直言中言說，是我期待的批評願景｜訪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