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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聖水牛:這件商代淺浮雕玉牌上的牛,是真的牛

簡介但是我覺得“商代先民刻意地把聖水牛的骨骼排除在甲骨來源之外”這種現象至少說明,商時期的先民已經有意識地將聖水牛和家養黃牛進行了功能的區別,這指示著它們在商文化裡扮演著各自的文化角色

亞洲野水牛滅絕了嗎

本文最後提出的觀點,請不要錯過。

前幾天我發表了一篇圖文“

「硬核看文物」捕捉不自知的直覺:一件商代玉牛

”,就是這一件:

消失的聖水牛:這件商代淺浮雕玉牌上的牛,是真的牛

從外形上看,你覺得它是什麼牛?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弄清楚——

中國都有哪些牛?

根據現有的考古學和遺傳學資料,如果不算固定生活在青藏地區的犛牛,中國歷史上主要生活有三大類野生或馴化的牛:黃牛(cattle,學名Bos taurus)、水牛(water buffalo,學名Bubalus bubalis)和瘤牛(zebu,學名Bos indicus)。

消失的聖水牛:這件商代淺浮雕玉牌上的牛,是真的牛

現代家養黃牛、水牛和瘤牛。圖片來源於百度

三類牛中,瘤牛的肩部有明顯突起的肉瘤(一種沉積脂肪的肌肉組織,功能與駝峰類似)和下垂得有些誇張的喉扇(胸前皺起的面板),這些輪廓特點很容易觀察到,因此在藝術創作中相對好辨認。

消失的聖水牛:這件商代淺浮雕玉牌上的牛,是真的牛

雲南石寨山發現的西漢青銅貯貝器上有明顯的瘤牛形象,現藏雲南省博物館。圖片來源於百度

今天在中國能找到的早期瘤牛證據,是在雲南地區發現的許多青銅雕塑和巖畫的藝術形象中。其中,甚至有一些被繩子拴著的、被認為是家養瘤牛的形象。

消失的聖水牛:這件商代淺浮雕玉牌上的牛,是真的牛

滄源巖畫表現的野生及家養瘤牛和水牛形象。圖片來源於《中國考古學》

瘤牛是一種耐熱(想想它的“駝峰”)的黃牛亞種,並不是中國的本土原生物種。通常認為,瘤牛大概是公元前700年在印度河流域首先被馴化的,至晚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從南方的雲南、廣西等地進入中國地區。

——所以無論是從時期,還是從藝術造型看,商代玉牛要麼是黃牛要麼是水牛,而不會是瘤牛。

現實世界的黃牛和水牛從外觀(顏色、體型)判斷差別也比較大,但這些差別在藝術表現中很難體現,主要還是依靠牛角的特徵來判斷。

今天中國地區的家養黃牛大多是短圓而直的雙角,但是野生黃牛(還有更新世時期的中國分佈廣泛的原牛)則不然,有很多都是彎角的,如:

消失的聖水牛:這件商代淺浮雕玉牌上的牛,是真的牛

上圖為野生黃牛、原牛示意;下圖為生活在雲南、東南亞地區的banteng野牛。圖片來源於百度

不過依然能看出來,野生黃牛的彎角是圓形的;而商代玉牛的雙角形象的特點是又寬又扁,並且上面有花紋——如果這種花紋是根據現實聯想而創作出來的話。

消失的聖水牛:這件商代淺浮雕玉牌上的牛,是真的牛

下圖為水牛角,圖片來自yunyao

這與水牛角的特點更為相符合(表面有深淺不一的紋路)。

所以,若是從商代玉牛的形象特點判斷,它很可能是水牛。下一個問題是——

家養水牛還是野生水牛?

答案是,按照目前的考古學證據,它是野生水牛——因為3000多年前的商代,中國地區還沒有被馴化的家養水牛。

這要從家養水牛的遺傳學起源說起。現代家養水牛有兩個主要型別:

河流型水牛,發現於印度次大陸、中東和歐洲東部。

沼澤型水牛,分佈在中國、孟加拉國、東南亞和印度東北地區。

消失的聖水牛:這件商代淺浮雕玉牌上的牛,是真的牛

河流型水牛,角短粗而彎曲得厲害。圖片來源於百度

2007年以前,中國學者一直認為水牛最早是在新石器時代的長江流域被馴養的,依據是水牛遺存出現在公元前5000年前後的浙江河姆渡遺址,而當時這個地區已經開始種植水稻,水牛被認為是耕種的重要畜力;又因為中國新石器時期所有的本土水牛遺存都被鑑定為聖水牛(Bubalus mephistopheles,首先在安陽被發現)這一個品種,所以推測中國現代沼澤型水牛最早是從本地的聖水牛馴化而來。

消失的聖水牛:這件商代淺浮雕玉牌上的牛,是真的牛

聖水牛已經滅絕,用南亞地區的亞洲野水牛作為示例。圖片來源於百度

但隨著線粒體DNA檢測技術的發展,發現中國現代水牛屬於主要分佈在東南亞地區的沼澤型水牛,而不是源於中國本土的野生水牛——並且晚至青銅時代的本土水牛遺存中,不論是體格大小還是屠宰模式,都沒有發現馴化過程的證據。

那家養水牛的證據什麼時候才出現呢?相比4000多年前就被引進到中國的家養黃牛,算是很晚了:最早的沼澤型水牛馴化證據要晚至公元前300年才在泰國地區被發現,中國最早馴養水牛的證據出現在公元1世紀以後的雲南地區,而且是在藝術形象上。

所以,

這件商代玉牛的形象只可能來自野生的聖水牛

為什麼是野生聖水牛?

如果看一下商代藝術中的牛形象,會發現具有聖水牛特點的牛形象佔了非常大的比例。例如很多玉牛都是聖水牛形象:

消失的聖水牛:這件商代淺浮雕玉牌上的牛,是真的牛

圖片來源於谷歌

也不乏出現在青銅器造型和紋飾中的聖水牛形象:

消失的聖水牛:這件商代淺浮雕玉牌上的牛,是真的牛

上圖來源於四川廣漢三星堆官微,下圖來源於谷歌

這說明聖水牛在商文化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到這一步還不夠,我們還需要追問,聖水牛重要在商文化中的哪一方面呢?

來看兩個有趣的發現。

聖水牛雖然是野生的,但在商時期的數量似乎非常龐大,僅殷墟地區就發現超過1000只聖水牛的遺存。

殷墟出土了大量刻有文字的甲骨(超過15萬片),其中大部分是牛的肩胛骨。但是根據目前針對甲骨來源的研究結果,牛甲骨幾乎全部來源於已馴化的家養黃牛,只有極個別來自原牛。

消失的聖水牛:這件商代淺浮雕玉牌上的牛,是真的牛

已經滅絕的原牛形象示意,被認為是家牛的祖先。圖片來源於百度

為什麼明明有許多野牛,卻只使用家養黃牛作為甲骨?

是不是因為甲骨用於與先祖的溝通,而家養黃牛屬於宗族財產的一部分,或者長期與人相處被認為更有“靈性”,是承擔溝通功能的最好選擇?還是“家養”意味著一種可以控制的秩序,與商王進行統治的原則是一致的?

對於背後的真實原因,現在還沒辦法得到完善的答案。但是我覺得“商代先民刻意地把聖水牛的骨骼排除在甲骨來源之外”這種現象至少說明,

商時期的先民已經有意識地將聖水牛和家養黃牛進行了功能的區別,這指示著它們在商文化裡扮演著各自的文化角色

消失的聖水牛:這件商代淺浮雕玉牌上的牛,是真的牛

刻著文字的牛肩胛骨,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圖片來源於百度

那麼野生的聖水牛在商文化裡扮演什麼角色呢?

我覺得,

聖水牛扮演的主要角色是祭祀儀式中的重要符號,其中尤其強調了聖水牛的雙角

前面一點,是商代玉石材質的聖水牛姿勢相當統一。不管是圓雕還是浮雕,許多聖水牛的姿勢都是頭朝前、四腿伏地。這種姿勢上的統一很可能是對祭祀場景下,使用聖水牛作為犧牲時的形象的表達。

消失的聖水牛:這件商代淺浮雕玉牌上的牛,是真的牛

圖片來源於谷歌

另外一個證據來自於這些玉石雕的聖水牛形象上都殘留有硃砂的痕跡——硃砂是在許多文化的祭祀場景中的常用材料——無論硃砂是不是象徵犧牲的血液,都一定是經歷了某種具有宗教含義的儀式被使用的。

後面一點,對殷墟發現的聖水牛進行形態分析,發現與現代水牛相比,聖水牛的牛角彎曲度大,三稜形的牛角上有凹槽,牛嘴(吻部)向前突出。這種扁平、彎曲的雙角與黃牛相比則更加顯著。

消失的聖水牛:這件商代淺浮雕玉牌上的牛,是真的牛

今天南亞地區的亞洲野水牛還保有很明顯的聖水牛形態特徵。圖片來源於百度

而我們看到所有商代藝術中的牛形象都在強調雙角(如果再寬泛點,各地區史前藝術裡的牛形象都抓住了雙角的特徵),例如在圓雕中,牛角的立體呈現是格外花了心思的;而一些線條簡單的玉器中(如本文的淺浮雕玉牛),當玉牛的身體細節被全面簡化時,依然保留了對雙角的刻畫——甚至是“著墨”最多的部位。

消失的聖水牛:這件商代淺浮雕玉牌上的牛,是真的牛

明顯能看出雙角的刻畫所佔比重最大

這些都反映出雙角是聖水牛被著重強調的部位。

對這兩點的基礎理解是:因為野水牛生活在野外,體型巨大而且成群結隊,這意味著捕獲野水牛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也就意味著擁有野水牛是具有大量人力物力資本的表現;野水牛的雙角獨特、醒目、堅硬,且實用性不強,用來作為社群中身份和地位的象徵物再合適不過。

消失的聖水牛:這件商代淺浮雕玉牌上的牛,是真的牛

今天苗族殺牛祭祀的場景。圖片來源於百度

如果再發散一些,

野生聖水牛作為中原地區可能是體型最大的哺乳動物

(商代黃河流域是否還生活有大象存疑)

,犧牲時的規模(所需的人力、場地、工具等)遠遠超過豬、羊等家畜的犧牲,給儀式現場帶來的刺激感也是最強的

——可以想象,有聖水牛犧牲的祭祀會是場面最宏大最熱烈的祭祀;而如果聖水牛的犧牲是把整場祭祀活動推到高潮的環節,那聖水牛就是最高規格的祭祀用品;聖水牛的形象在文化中被反覆刻畫,牛角成為被強調、強化的典型部位,也是順理成章之事。

所以,我認為這塊商代淺浮雕玉牛上的牛形象是野生聖水牛;而野生聖水牛之所以在商文化中重要,是因為它的犧牲在祭祀儀式中發揮的功能非常重要。

你覺得呢?

說明:

本文最後的討論為個人觀點。聖水牛在滅絕之前,有沒有被馴化呢?目前還沒有能證明這一點的考古學證據。需要注意的是,除了馴化,還要考慮聖水牛被馴服的可能性——即野生聖水牛被生擒後,有沒有可能被當成畜力使用?畢竟當時已經有了家養黃牛、也有了馴化了豬狗等家畜的經驗。

現代中國黃牛分為三個主要種群:以黃牛線粒體DNA為主的北部種群,以瘤牛線粒體DNA為主的南部種群,中原地區是黃牛-瘤牛雜交種的中部種群。基於考古學和遺傳學的資料,馴化黃牛的起源可以溯源至公元前第八千紀的近東地區,大約公元前第三千紀晚期從中國北方傳入。

本文主要參考了《中國考古學》和以下文獻:

Brunson K, Zhao X。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16;74(10),35-44

Peng L, Brunson K。 Asian Perspectives。 2017;56(1),92-120

聖水牛遺存的數量據傳來自於德日進、楊鍾健教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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