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3年，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具里程碑意義的一年。5月，哥白尼的《天體執行論》在德國紐倫堡出版；6月，維薩里的《人體之構造》在瑞士巴塞爾出版。

對中國讀者而言，維薩里的名字可能比較陌生。維薩里（Andreas Vesalius，1514—1564），比利時人，解剖學家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御醫。《人體之構造》出版前，歐洲知識界對身體的認識以公元1世紀羅馬醫生蓋倫（Claudius Galenus，129—199）的《解剖學》為準，蓋倫在動物解剖基礎上構築的解剖學思想被中世紀醫生奉為圭臬，容不得半點質疑。歐洲醫學界封蓋倫為“醫聖”，與維薩里同時代的醫生大多數是蓋倫信徒。維薩里的著作以人體解剖與活體觀察為主，批評了蓋倫學說中的錯誤，同時配製了精美的人體影象以描述正常的身體構造。

如果說《天體執行論》調整了人們看世界的眼光，找到人在宇宙中的位置；那麼，《人體之構造》則修正了人類對自己身體的認知，使人們看到了真實的自己，以一種創新的方法徹底顛覆了蓋倫的學說。

西方史學家認為這兩部著作的出版開啟了歐洲的科學精神之路，1543年標誌著歐洲的科學知識走出了中世紀。在西方科學史上，維薩里則被認為是西方古典醫學的終結者，在學術貢獻上是與哥白尼齊名的科學家。

1547年出版的《中國根書簡》

《人體之構造》與《中國根書簡》

維薩里出生在布魯塞爾的一個醫生世家，其曾祖父在魯汶大學教授醫學，祖父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馬克西米連一世的皇室御醫，父親安德里斯（Anders van Wesel）是馬克西米連的藥劑師，後任查理五世的貼身侍從。

父親鼓勵維薩里延續家族的習醫傳統，1528年，維薩里進入魯汶大學修讀美術，1533年去法國巴黎大學學醫，他追隨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德國籍醫生安迪拿其（Johann Winter von Andernach，1505—1574）和法國著名的解剖學家西爾維烏斯（Jacobus Sylvious，1478—1555）學習。

求學期間，維薩里表現出對解剖學的濃厚興趣，他時常去巴黎的聖嬰公墓研究人體骨骼。1536年，他移居威尼斯，後就讀義大利帕多瓦大學，1537年取得博士學位。

畢業後，他留在了帕多瓦教授外科學和解剖學。同時，他還被邀請去博洛尼亞大學和比薩大學作解剖學講座。當時歐洲教解剖學的教授或聽解剖學的學生都學習過蓋倫的理論——以動物的解剖來進行說明——但沒有人試圖去驗證一下蓋倫的理論。

維薩里的教學方法與眾不同，他使用解剖工具親自演示操作，學生則圍在桌子周圍觀察學習，面對面的親身體驗式教學被認為是唯一可靠的教學方式，也是中世紀解剖教學實踐的一個重大突破，《人體之構造》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

《人體之構造》出版時，維薩里才28歲。書甫一面市，便受到醫學生們的歡迎。然而，維薩里公然否定蓋倫學說的做法，威脅到了歐洲各國醫學院中被稱作為蓋倫學派的解剖學家們，其中，維薩里在巴黎大學求學時的解剖學導師、著名的解剖學家西爾維烏斯尤為憤怒，他在課堂上批評維薩里的言辭是“無禮”而“浮誇”的，指責維薩里對蓋倫學說提出疑義是“不忠”的行為。同時他利用自己在學界的影響讓朋友和同事疏離維薩里。面對權威的攻擊，年輕的維薩里燒燬了自己的手稿和為研究所收集的素材，離開了大學。在宮廷藥劑師父親的斡旋下，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的御醫。即便如此，歐洲解剖學界也沒有放過維薩里、停止對他的攻擊。

1546年1月，維薩里收到好友、比利時醫生阿希姆·多米努斯（Joachim Roelants，1496—1558）轉來其兒子由法國寄來的信件，敘述了巴黎醫學界對《人體之構造》的反應。1546年，維薩里修正蓋倫解剖學知識的新書在瑞士出版，有意思的是，該書的名稱是《中國根書簡》（Radicis Chyn？），全信包括兩部分內容，第一部分是回答“中國根”的問題；第二部分是直接回應西爾維烏斯的批評，對《人體之構造》中反蓋倫的內容作詳細說明。

“中國根”是什麼？為什麼維薩里在回答批評者的意見時，會將這兩部分內容合在一起，並採用了一個與中國相關的書名？

查理五世迷信的“中國根”

16世紀的歐洲社會，困擾人們的兩大疾病是痛風和梅毒。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受痛風困擾多年。

1546年，維薩里隨查理五世到布魯塞爾，皇帝的病情再次發作。維薩里和宮廷第一御醫一同參與對查理的治療，但皇帝並不相信御醫們提供的治療方案，而是想自己尋求“靈丹秘藥”。

此時，一種名為“中國根”的異域草藥進入查理五世的視野，該藥主要對付痛風、結石和梅毒。

梅毒是16世紀初在歐洲突然出現的傳染性疾病，主要在皇家權貴名流圈內傳染。對歐洲醫生而言，梅毒是一種新型傳染病，一時無法對症下藥，只能採取傳統的方法——汞劑治療，若用量掌握不好，便會導致患者“生結毒，鼻爛足穿，逐成痼疾，終生不愈”。可怕的症狀和疾病傳播方式的特殊性，梅毒一時被“汙名化”，讓患者背上沉重的道德枷鎖。後來，醫生運用北美輸入的愈蒼木和菝葜等草本藥物治療，有些醫生採納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人從東方帶回的“中國根”，煎製成湯劑讓患者服食，有效地對付梅毒。

手繪的土茯苓插圖

“中國根”在民間流傳已近10年，口碑甚好。此時，西班牙貴族竭力向查理五世推薦此藥，認為它比御醫們常用的愈蒼木療效要好許多，查理五世對“中國根”抱有極高的期望，特命維薩里按宮廷醫規配製湯劑，按時飲服，深信其效；不僅如此，查理五世還親自頒發藥物許可證，讓“中國根”進入正規流通渠道。

“中國根”是醫用拉丁文

Radicis Chyn？

的譯名，它的中文學名是“土茯苓”，中文醫籍第一次出現“土茯苓”的名稱是在1522年出版的《續醫說》，專用於治療梅毒。

1525年，土茯苓被引入歐洲，其功能是促進排汗和排尿，與西方體液醫學理論正好契合。

1535年在歐洲成為治療梅毒的特效藥，但主流醫生並不十分了解，也不願接受這種來自異域的新藥物，同時代的西方藥物學著作中未見提到土茯苓。當歐洲諸國王室的御醫和顯貴的醫療顧問獲知“中國根”得到了皇帝的青睞和許可後，一時趨之若鶩，紛紛向維薩里諮詢“中國根”的泡製方法和治療方案。

1546年1月比利時御醫多米努斯致信維薩里，詢問“中國根”的情況，在1546年6月13日這天，維薩里開始給多米努斯父子寫回信，這封寫在精美的羊皮紙上，信長達60頁，花了他兩週的時間，在信中維薩里解答“中國根”的問題並對西爾維烏斯的批評做出迴應。

歐洲名醫筆下的“土茯苓”

維薩里寫的“中國根”內容，與其說是一封書信，還不如說是一篇嚴謹的科學論文，內容包括：學術名稱的甄別，藥物進入歐洲的來龍去脈、植物特徵與特性、炮製方式、治療方案以及與其他相關藥物的比較，維薩里結合自己的實踐經驗和臨床案例對土茯苓的療效做了科學分析。成功示範瞭如何科學地觀察研究“新事物”，客觀地評估“新藥”的效果和價值。

1536年，維薩里在威尼斯作臨床實習生時，親歷了“中國根”引進的過程，他切身體會到當地醫生對“中國根”的熱情與期望。據維薩里考證，土茯苓在歐洲有多種稱呼：

“Chyna”“Chynna”“Cyna ”“Echina ”或者“Achyna”， 維薩里則簡稱之為“Chyn？”。

16世紀歐洲流行的“中國根”是葡萄牙商人透過海路帶回的，因此歐洲人就將“中國根”與海和海員聯絡起來，甚至認為該植物是長在海邊沙灘上的。維薩里則從歐洲的商業貿易路徑上考察，認為土茯苓可能來自印度或是美洲新大陸。在信中他仔細描述了“中國根”的形態：巨大、粗糙、參差不齊的碎片，質地上更像木質，“長得很像真菌”。土茯苓是根塊狀的物質，“新鮮的根多汁”，運到歐洲後的土茯苓乾燥有蟲。

維薩里很清楚“中國根”（土茯苓）與美洲的菝葜屬性相近，但還是略有不同。這一認知與16世紀中國的本草界將 “土茯苓”“葜”和“萆薢”混為一談的情況相近。

書信中最重要的內容是如何炮製“中國根”，維薩里手中有一份義大利文的炮製法和一份片段的西班牙文方子，他將其譯成拉丁文介紹給他的朋友。

“每天取24盎司的土茯苓，分為24份做成新鮮的湯劑。藥材要提前一天準備，切割成小塊，切得越細小越好，然後注入少許水浸泡，第二天再煮。將土茯苓和浸泡的水放進新鍋裡，再倒三壺泉水進去，煮沸之，直到水蒸發掉1/3。鍋的開口要確保蒸煮的藥湯不會溢位，還要蓋上蓋子以免湯汁溢位。一旦藥湯煮好，便要從火上移開，然後用大毛巾蓋住保溫。藥湯每天要炮製新鮮的，否則，時間長了藥劑就會變酸。如若病人服藥後，未能產生作用，在每份水裡加入1/2盎司的芹菜根和中國根一起煮。”

如何飲服“中國根”？歐洲醫生制定了嚴格的方案，首先，醫生會因人而宜地確定醫囑。該療程分為前、中、後三個階段執行，服藥前先清腸。第一階段24天，早晨空腹飲用後要臥床兩小時，靜待發汗，注意避風；第二階段減量，再服8天左右，若效果不佳的話，則繼續服24天，第三階段清腸。患者因梅毒身體有潰瘍，或痛風產生的疼痛，可用浸潤藥劑的毛巾敷貼，也可用藥劑清洗痛處。服藥期間，患者還要遵守各種規則，有諸多食品和生活方式的禁忌。比如，不能有性生活，不能吃魚，減少外出，在室內作適當運動，出門一定要避風保暖，回屋後即敷上藥浸毛巾等。

維薩里對土茯苓的處理和飲用，從今天的角度看與中國醫學的治療原則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這是否能說明當時的西醫受到了中醫的影響？

目前還沒有直接的史料可以證實。考慮到16世紀的歐洲，西方醫學處在古典的體液學階段，草本藥材的使用，排汗、利尿的醫療方案基本符合那個時代的醫學理念，但從當時藥物學書籍和醫生經驗的考察，這個來自異域的藥材——“中國根”——炮製和使用，則是新方法和新技術。

事實上，對“中國根”的使用效果，當時的醫生褒貶不一。在書信中，維薩里透過在安特衛普親見兩個失敗案例，對土茯苓的療效做出瞭解釋，他表示當時患者病入膏肓，醫生根本無法救治，醫療失敗並非土茯苓的緣故。

“中國根”為西醫創新辯護

維薩里的信，從科學角度對土茯苓的臨床應用做了全面闡述，類似“中國根”的說明與臨床使用指導。

很快，此信就以抄本的形式在比利時醫學生手中流傳開來，維薩里的弟弟從朋友處獲得一份抄本，發給瑞士出版商，1546年8月書信集在瑞士出版。

儘管“中國根”的部分只佔全書1/5篇幅，主體內容是維薩里闡釋他在《人體之構造》中未盡之思想，反駁西爾維烏斯關於蓋倫不會有錯的觀點，但最終出版時卻定名為《中國根書簡》。

土茯苓與人體解剖學兩者間風馬牛不相及，為何維薩里要將兩部分內容合在一起，且最終選擇“中國根”作為書名？維薩里的弟弟在序言中代其作了解答。

“該書收入一種新藥，尤其是中國根藥劑的炮製法，以及其他一些藥物，同時附加了解釋，這很容易讓追求真理的信徒思考蓋倫的學術，這位著名的解剖學家、教授，他並沒有解剖人，只是描述許多人與動物不同處。”

“追求真理”是《中國根書簡》的核心價值所在，顯然，維薩里想透過解讀新藥“中國根”的方法為自己反蓋倫經典、建立自己的新觀點作辯護。

正如後來研究者的評論：“在同一封信裡他討論中國根，同時又對蓋倫進行了猛烈的攻擊，對這兩個問題的處理都是因為他受到了不信任權威而相信科學解釋的啟發。”

維薩里是西方醫學由古典向近代醫學轉型的領路人，《中國根書簡》記錄了他與蓋倫和以西爾維烏斯為首的蓋倫信徒間的新學——科學醫學——與經典醫學之間發生的學術爭執。在這場“新”與“舊”的直接較量中，新藥“中國根”起到了藥引子的作用，催化了科學新思想的產生。

維薩里在“中國根”的最後部分討論瞭解剖學與藥物學之間的關係：“那些認為手與醫療工作無關的人的判斷是非常扭曲的……就好像一位被認為是真正的醫生的人最終會成為一名醫生；如果一個人在醫學的某一領域有很深的造詣，他就會對其他的醫學知識產生牴觸情緒。”

《中國根書簡》正確示範了什麼是科學的方法和思維，如何展開對舊理論的批評和接受新事物。

首先，科學的態度與認知，面對世人對土茯苓的追捧，維薩里清楚這是因為皇帝背書“中國根”的效應，對此，他指出查理五世飲服“中國根”是他自己的決定，並非來自醫生的建議，言下之意查理對土茯苓療效的吹捧，完全基於他個人的經驗，不代表醫生的專業意見。

他的批評直指跟風的醫生，“以專家身份跟隨在王子們的後面，在公開的場合享受到人們的讚揚，而把自己的研究遠遠拋在腦後。”維薩里既反感醫生追隨權貴的風氣，又反對盲目相信學術權威。

其二，以觀察和實證的方法，重新檢視古典學術的內容。

在《人體之構造》中，維薩里認識到自己最初是“盲目相信”蓋倫的結論，他對科學真理的認識與發現是透過觀察、親手解剖、準確繪製和閱讀比較蓋倫的著作，逐步建立起來的。

他透過調查、分析和比較的實證方法闡釋了新藥“中國根”的真實效果；他堅持人體解剖，描述相信自己親眼所見的身體結構，以事實批評蓋倫的錯誤。

其三，歐洲醫學界信奉希波克拉底所謂“解剖學是醫學的基礎”，但長期以來，是維薩里第一個將解剖學與臨床醫學的相關性做了解釋。

其四，如何對待“新”知識、新方法和新藥物。

維薩里信中說自己是第一個透過對真相調查而對蓋倫學說提出挑戰的青年人，相信同時代博學者們會為後生超越的努力而驕傲。

《中國根書簡》是第一部，並且唯一部以土茯苓的研究並命名的西文專著，1546年拉丁文第一版在瑞士巴塞爾出版，從1546至2015年，該著作共計出版13個版本，語言涉及拉丁語、法文、荷蘭語、德文、西班牙文、英文，有完整的譯文、也有碎片，或者只譯了第一部分。有意思的是大部分再版或譯文只有“中國根”部分，而沒有解剖學的內容。尤其是在17—18世紀，《中國根書簡》的譯本主要是用以指導土茯苓治療梅毒。

如果說，維薩里以《人體之構造》向蓋倫學派的古典醫學發起挑戰，那麼，《中國根書簡》就是透過對“中國根”的分析與研究，深化對蓋倫解剖學的批評，建立了醫學科學研究的方法和路徑，將西方醫學從古典領進了文藝復興的新時代。

-本文作者高晞（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選自《世界科學》雜誌2021年第2期“科學史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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