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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釀酒篇之八：酒對於古代的文人相當於是一種催詩劑

我綜合酒與詩的輻射力，認為李白屬於“三漫”詩人，即浪漫爛漫散漫，尤其爛漫帶有傲慢的性質，三漫疊加在一起，顯得特別抓狂。他是酒與詩最完美的結合者，寫出了酒性詩性和人性。有人透過他酒後無羈邪性，比如讓楊國忠研墨，讓高力士脫靴，甚至還讓皇帝喂醒酒湯，斷定李白酒後無德，是酒鬼是酒賴。其實，這是在誤判李白的酒後行為，無非他率性由已順從酒意罷了。他酒多人不醉，心裡明白著呢，否則他為啥敢調戲楊高二人，卻不敢讓皇帝為他研墨脫靴？他在借酒發揮撒酒瘋，是在教訓兩奸賊。這種酒後不端作風，當詩人沒問題，當文學秘書肯定要被清除。

酒文化

李白曾給老婆寫過《贈內》的醬油詩：“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雖為李白婦，何異太常妻。”人家這是逗老婆玩，外人莫要拿著閨內詩當證據，攻擊李白天天當醉鬼。酒對於古代文人來說，無非是一種催詩劑，很多人斷酒時照樣寫詩，卻遠遠不如飲酒作詩更上位。我閒翻群書生別趣，找到了古人給李白“醉聖”的依據。筆記小說《開元天寶遺事》記載：“李白嗜酒，不拘小節。然沉酣中所撰文章，未嘗錯誤；而與不醉之人相對議事，皆不出太白所見。時人號稱為‘醉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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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這段記載，凡是喝過酒的人都有過類似經歷，似醉非醉時才最愜意。若是爛醉如泥，怎麼回的家都不知道，拿什麼去舞文弄墨？李白是人非神，假如他喝成一塌糊塗，連北都找不到，何以談詩？他能酒後寫詩，並寫出不朽的傳世名篇，只能說明他有醉意或叫淺醉，真的沒真醉。李白飲酒的酒風肯定染有不德之處，或應酬太多，或酒後口無遮攔，但醉不是原罪。以後誰再提李白是醉鬼，我跟他急，李白是當之無愧的“酒聖”。史上五個最重量級的飲酒文人，與你我擦肩而過。我沒有倡導凡文人都應飲酒的故意，我是在尋找重要的酒文化現象。這些不是無中生有，而是有根有據的。我在想，古代文人們為啥熱衷酌酒而痴心不改，其中必然存在必然的理由。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愛酒只要一個理由，那就是酒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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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邊論及過酒性情，都是具備普遍性的，但文人們的性情異常又充沛，有別於普通百姓。我說過。哪些酒性情適用他們，卻又被文人的才情“曲”解，由於這個“曲”與酒麴類似，它是性情“曲”，發酵出超高的性情，也是促成他們愛酒愛到骨子裡的動力。我概括地講九條：一是酒能張揚性情，二是酒能激發靈感，三是酒能迴歸自我，四是酒能亢奮遮羞，五是酒能忘乎所以，六是酒能乘喜逞能，七是酒能醉生夢死，八是酒能豪氣沖天，九是助長神靈。這些所謂的動力源，雖然未必覆蓋全動力，文人們只要具備一條，就算登上酒性情的客船，正合了杜甫的詩“天子呼來不下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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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人心目裡，杜甫是憂國憂民的“詩聖”，寫下過“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傳世名句，他應當與酒沒多大關聯。錯啦，在喝酒作風上，杜甫比李白半點不遜色，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是他生活貧困，經常喝“花子酒”。有種說法郭沫若先生也考證過，說杜甫死於過量食用牛肉和酒。白居易與李杜的詩齊名，他的酒性如同杜甫一樣，被李白壓制住了。但實際情況是，白居易喝酒比李杜既猛又瀟灑，甚至還有點腐化墮落。僅一點就足以證明，他發跡後襬酒席很講究，邊喝酒，邊操琴，邊吟詩。多有雅性呀！看到這裡，讀者會與我同樣為老白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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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在古代兒學成為文人的必修課。風有已般的大牌文人旅未能違脫。不光男性磨酒後作文章，女性文學家也好這口。李清照，十七歲，就知道，啥叫醉”。這是我新編“三字經”的片斷，根據是那首天真少女的《如夢令方“常記源李日釋，沉醉不知歸路”。提及李清照，讀者應當很不陌生，她提稱中國文學史上的大組大，又可謂酒中“女議子”，終生糾輸在酒與之中，塗流出絕代婉約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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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神詩人，我有點讀不懂。他在詩裡寫酒，我多少能讀懂點，讀不懂的是他的待酒態度。他就是開詩歷史先河的屈原，他是否飲酒，歷來眾說紛練。有件事卻有目共睹，屈原的詩寫酒，寫得最多的是《招魂》。招誰的魂咱不管，但酒魂的句子很唯美。如“據漿蜜勻，實羽筋些”；“挫槽凍飲，耐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這些有點藝術的誇張，應該源自真實的酒生活。他滴酒不沾的話，怎麼能寫得如此精彩。但以此斷定他喝酒，似乎也欠妥，因為讀者與我同樣，都能記住那句偉大的詩話：“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屈先生何等的清醒，總不該以詩騙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