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可怕的訊息傳回西方後，著名的修道院長明谷的伯爾

納也在一封信中迴應了這些憂慮，他承認：“大地在震顫，因為上帝正在失去他的土地……十字架的敵人開始揚起瀆聖的頭顱用刀劍蹂蹣神佑之土、應許之地。”伯爾納警告說，“上帝棲居之地”神聖的耶路撒冷本身可能將被攻陷。對拉丁東方乃至整個西方基督教世界而言，唯一的答案是發起新一輪十字軍東征。

提爾的威廉

1130

年前後出生於黎凡特，後成為耶路撒冷王國書記長以及提 爾大主教。大約在

1174

—

1184

年，威廉撰寫了 一部關於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以來海外之地歷史的極其重要的史書。

十字軍再起，埃德薩的陷落震驚了黎凡特。1145年，法蘭克與亞美尼亞的使節前往歐洲，傳播這一災難性的訊息，並闡明近東所有基督徒身上現在籠罩著毀滅的威脅。

作為迴應，拉丁世界發起了一場被稱為“第二次十字軍東征”的大規模軍事探險。

“

西方的國王們首次參與戰鬥，徵兵數量也急劇增長，共約

6

萬人的軍隊向東方開拔以拯救海外之地。

與此同時，十字軍的戰爭也進入了伊比利亞和波羅的海的新鬥爭舞臺。

這是十字軍狂熱空前巨大的爆發，甚至超過了

1095

年後的盛況。這種熱情能保證成功嗎？基督教聖戰的再起將如何影響十字軍東征未來的歷史？

12

世紀初期的十字軍運動：

拉丁歐洲對第二次十字軍東征佈道的熱烈反應，只有在

12

世 紀早期十字軍東征發展的背景下才能得到恰當的理解。

第一次十字軍的將士們在

1099

年“奇蹟般地”征服了聖地，在黎凡特建立了一個脆弱的拉丁前哨站，並似乎提供了確鑿的證據，證明上帝認可了將朝聖與戰爭新穎地融合起來。

在此情況下，人們或許會認為，隨著西方人欣然接受基督教聖戰規模的擴大並爭相前去 保衛海外之地，12世紀的最初數十年中會充滿“十字軍東征”活動。

事實並非如此。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記憶當然還歷歷在目，但隨後直到

1144

年只零星出現了幾次小規模的十字軍東征。

這部分是因為很多人將第一次十字軍東征視為一起格外令人震驚的事件，認為它基本上是不可重複的。

根據幾個世紀後的後見之明，後世的歷史學家認為1095年烏爾班二世教皇喚起的大規模武裝朝聖是持續進行的一系列十字軍東征中的第一次，因此是一場十字軍運動的開端。

但這段“前景”在

12

世紀初期尚不明瞭，十字軍東征的理念還沒有統一起來。

熱情相對欠缺、觀念的提煉很有限，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通

過一些因素得到解釋。

教皇駕馭、發展十字軍運動的能力遭到一系列嚴重的動盪事件的限制：

1124-1138

年教廷開始分裂，導致一些對立教皇的出現；

北方的德意志帝國與南方初現的西西里諾曼王國等敵對政權對羅馬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

一些上述問題延續到了第二次十字軍東征時期，教皇在

1145

年甚至無法進入羅馬城。類似的動亂同樣折磨著普通訊徒。德意志正飽受內亂之苦，兩大王朝（霍亨斯陶芬王朝與韋爾夫王朝）爭權奪利。與此同時，英格蘭在斯蒂芬國王

的統治時期正被內戰攪得動盪不安。

在卡佩王朝治下，法蘭西王國更加穩定，但此刻它剛剛開始將自己的權威延伸至以巴黎為中心的王室領地以外。

十字軍思想的一個特徵可能也限制了招募。

第一次十字軍東 徵的佈道者們也許利用了一種重返聖地的精神覺悟或社會義務，但在一個重要的層面上，1095年的遠征之所以引起了拉丁基督徒的共鳴，是因為它被視為一種極度個人的宗教事業。

成千上萬的人戴著十字，透過參與聖戰尋求贖罪。

十字軍東征受到了宗教信仰的驅動，但這是一種自利的信仰形式。鑑於前往東方的武裝朝聖特別艱險、可怖、耗資甚巨，參與十字軍代表著一條極致的救贖之路。

對許多人而言，更直接、明顯的贖罪行為——禱告、施捨、本地化的朝聖——往往更可取。

一般而言，在未來的數十年乃至數百年中，只有令人震驚的災難連同強力的佈道、上層貴族的積極參與相結合，才能發起大規模的十字軍東征。

這不應使我們認為

1101

—

1145

年間不存在十字軍東征。一些教會成員和普通訊徒無疑在此時期做出了複製或模仿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零星嘗試，其宣揚或參與的冒險活動包含了部分或全部十字軍運動特徵（這些特徵最終將成為構成十字軍東征的更加穩定的元素）：教皇頒佈的諭令；

立下明確的誓言和以領取十字為象徵；許諾以精神上的犒賞（或贖罪）回報軍事上的服務。

然而，與此同時，十字軍東征的基本性質仍然是相對不固定和不明確的。

諸如誰有權發起十字軍、參與者能得到怎樣的獎勵以及可能對誰發動這種聖戰之類的問題，基本上都尚未釐清。

12

世紀

20

年代發動了兩次針對聖地的十字軍東征，儘管威 尼斯十字軍

肯定是由教皇卡利克斯特二世擬定的，但

1129

年的大馬士革遠征似乎是帕英的于格在歐洲鼓動的，教皇幾乎沒有參與。

同一時期，在黎凡特以外的地理區域也發起了十字軍運動，對抗近東穆斯林以外的敵人。

長期以來，伊比利亞一直是一座穆斯林

-

基督徒衝突的舞臺，很快便見證了類似十字軍東征的運動。

進攻巴利阿里群島

的加泰羅尼亞、比薩聯軍領導人在肩頭繡上了十字，與此同時教皇完全赦免了

1118

年阿拉貢攻擊薩拉戈薩時全體陣亡者的罪孽。

卡利克斯特二世曾擔任教皇派往西班牙的特使，因此熟悉伊比利亞事務，他向促進半島十字軍的角色的正規化邁出了重要一步。

1123

年

4

月，他發出一封教皇信函，鼓勵新兵們以“在衣服上縫十字標記”的方式宣誓於加泰羅尼亞作戰，作為回報，他們將“與東方的教會的保衛者一樣獲得我們承認的贖罪權”。

非穆斯林同樣也成了目標。塔蘭託的博希蒙德的十字軍東征

是向基督教的拜占庭發動的。

1135年，教皇英諾森二世甚至試圖將十字軍特權延伸至那些與其政敵作戰的人，申明他的盟友將得到“和烏爾班教皇在克萊蒙會議上授予前往耶路撒冷解放基督徒的所有人同樣的贖罪權”。

對於所有上述提到的授予第一次十字軍的

“贖罪權”，其作 為精神犒賞的實際內容仍然是含糊不明的。

那些可能會困擾神學家甚至戰士們的問題一一參與聖戰將赦免所有的罪孽還是隻赦免已坦白的那些？所有十字軍東征中的陣亡者都能保證獲得殉道者的身份嗎？一 沒有得到明確的回答。

明谷修道院長、聖殿騎士的支持者伯爾納解決了十字軍東征引發的最棘手的神學推論隨著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佈道

，教皇在某種意義上無意中打開了潘多拉魔盒。為了顯現上帝在人間的神聖意志而召喚一支十字軍，可能暗示著上帝事實上需要人類，因此他不可能真的是全能的一這種思路顯然具有引發極大爭議的潛力。

伯爾納以典型的知識分子的機敏反駁了這個問題。他認為，作為一種慈愛的舉動，上帝只是假裝需要幫助，故意使聖地面臨威脅，以便基督徒能夠獲得另一次利用這種新的精神淨化模式的機會。修道院長一步到位地捍衛了十字軍理念並提升了它在信仰上的效力。

在第二次十字軍東征的宣傳上，伯爾納將扮演核心角色，但最初發起遠征的工作卻是由他人完成的。

第二次十字軍東征的發起，

1145

年，黎凡特基督徒懇請歐洲伸出援手的物件既有教會領 袖，也有世俗領袖。

其中一位是教皇尤金三世

，

他曾是西多會僧侶，還是伯爾納的門徒，該年

2

月剛登上教皇之位。尤金的處境並不理想。

從他就任起，這位新教皇就和羅馬人民對城市的世俗統治權產生了長期的紛爭，他被迫流亡在外。

正當尤金計劃發起一次新的大規模的十字軍東征時，他卻不得不在維泰博

度過

1145

年的大部分時間。

來自海外之地的使者也覲見了法國

——十字軍熱潮的心臟地 帶之

佩王朝君主路易七世。路易於

1137

年加冕登基，如

今正值

25

歲上下，為王座帶來了一股青春活力。

結語

人們經常輕描淡 寫地把他描繪為虔誠之人。實際上，在路易的早期統治中，他與羅馬就法國教會任免權發生了激烈的爭執，並與香檳伯爵發生了激烈爭吵。尤金教皇的前任實際上暫停了卡佩王朝國土上的教權（相當於暫時的絕罰）

1143

年，在與香檳衝突的頂點，路易的軍隊殘忍地將維特里

—座內有超過

1000

人的教堂燒成了平地，國王似乎也對這一暴行表示了悔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