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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商報首席記者

魏沛娜

4月2—3日，作家、學者房偉攜新作《血色莫扎特》來到深圳，分別做客“深圳晚8點”活動和深圳書城龍華城“對話大家”講壇，講述“青春記憶”中的“白夜行”——《血色莫扎特》的故事，並漫談他眼中的當代小說創作。

《血色莫扎特》被譽為中國版的“白夜行”，也是一部記述大時代變革之中，一代人的青春慘烈記憶與深沉反思的“哀悼之作”。小說圍繞15年前一樁轟動麓城的“鋼琴王子殺妻案”，講述了葛春風、韓苗苗、夏冰、薛暢、呂鵬等時代青年，大學畢業之後的人生浮沉。小說語言簡潔平實，又不乏鋒利如刀的情感衝突描述，既有冷峻的現實社會剖析，也有青春氣息的感傷與真誠。

尤要一提的是，《血色莫扎特》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後受到文壇諸多好評，曾上榜“中國小說學會2020年度長篇小說排行榜”第五位，以及獲評為“第五屆長篇小說年度金榜（2020）”中的“特別推薦”作品。

“這部作品和我個人的經歷有一定關係，我大學畢業之後，在國企工作過很多年。”房偉介紹，他於1997年大學畢業後在國企工作，恰逢趕上當時國企下崗的大潮，有過一段非常坎坷的經歷，2002年他轉而讀研，後來考博士，最後進入高校做教師。這部長篇小說寫的正是包括他在內的生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後半期的這批人尤其經歷了整個國企大下崗，大改革發展的故事。“我還是不能忘懷自己當年最年輕的那一段經歷，20歲左右在企業度過5年的歲月，想起來太刻骨銘心了，其中一些人和事。如果我們翻一翻文學史，我覺得寫那時候的作品好象很難反映我們這一代人在國企包括在那個社會大轉型時期的心理感受和所經歷的事情。”房偉坦言，其實《血色莫扎特》於2019年冬天提筆，創作時間極段，用了20天左右完成，因為很多人和事早已經在腦子裡想得比較成熟。他還透露，當初出版社編輯建議書名不要用《血色莫扎特》，換成《憂傷莫扎特》。“我覺得這個名字比較小資，我拒絕了，還是要用‘血色’，因為我認為這段非常慘烈的經歷就是‘血色’的。”

▲作家、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房偉

如何理解這段經歷的“血色”呢？房偉講到，他曾經有過半年一分錢工資都領不到的經歷。“在車間幹非常重的體力工作，而且拿不到工資，怎麼辦？我們那個廠子是賣火腿腸，幹完工作之後，領導說賣火腿，賣一箱火腿提成多少錢，你的工資就有了，所以下班之後還要去賣火腿。這樣一些經歷，才孕育了這部小說《血色莫扎特》。”但是，有些朋友看完小說後不太理解，直問房偉說寫這些東西有什麼樣的意義？房偉說，其意義就是要積極面對現實，同時把他那一代人的青春記憶真實表達出來，同時告訴更年輕的朋友們，那個生活原來曾經是什麼樣的，在他眼中這就是一件有意義和價值的事情。“有一個朋友跟我說你應該思考一點重如泰山的事，不要想著輕如鴻毛的生命和價值。我說我可能更關注普通人在大時代轉型的命運。‘鴻毛’哪怕再輕，也是從鴻雁身上拔下來的活生生的帶著血的鴻毛，每一根鴻毛在我眼裡跟泰山一樣重。這是我個人的想法。”房偉說。

也因此，他將《血色莫扎特》這部長篇小說歸之為現實主義作品。而談及現實主義，房偉強調對其理解不能過於偏狹，在他看來，現實主義首先不是一種技法，而是一種精神。“要關注現實，關注廣泛在你身邊發生的現實，關注其他地方發生的現實，並用自己的文筆真誠表達出來。我想真誠非常重要，而不一定非要有大帽子，而且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並不是一個完全相對的結果，其實二者在很多程度上可以進行結合，所以有人講‘無邊的現實主義’。很多作家不管在不在潮流中，都會寫出真正的有關於切實現實的作品。”

房偉現任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同時又是一位作家。有意思的是，有關學者能不能寫小說，應不應該搞創作至今不時引起爭議。房偉在此次“深圳晚8點”活動上也分享了他對學院派小說的看法。“在民國時期，大學教授、批評家寫小說並不是一件很稀罕的事，魯迅也寫，很多民國時期的作家本身都是學者出身。但是到了當代，由於學院派體制的發展，創作與研究越來越分裂。”而且文學創作成果也很難得到大學體制的獎勵。

近年來，王堯、吳亮、張檸、曉蘇等文學評論家紛紛開始涉獵小說創作，成為一種頗值得研究的現象。房偉認為這批學院派小說家，既跟學院生活有關，又有著特定的生活背景，他們溢位了學術的邊界，在學術批評和小說創作之間進行有意的探索。

創作能不能和研究結合？房偉表示，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不是相互對立的，也可以互相促進，相互彌補。國內外學者兼作家的情況，非常廣泛。但是，也要警惕錢鍾書說的“學人詩”自以為是的毛病，要尊重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的不同藝術規律和目的性。房偉非常喜歡清代文學家陳衍的一句詩“肯並學人與詞客，何難出筆雅兼風”，認為只要有一種大的文化視野，保持對一切新鮮事物的謙卑與好奇心，我想就可能將二者較好地協調起來，不受過分專業化的學術體制的束縛。

審讀：譚錄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