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地包括什麼

作為一個寫作者，和已紛紛出道的90後作家相比，今年42歲的徐則臣不算年輕；但他2019年憑藉《北上》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又是這個四年一屆大獎最年輕的獲得者之一。出生於江蘇東海的鄉村，一路北上求學，到了北京，徐則臣小說裡最常見的是兩個地方——京杭運河邊、“北漂”聚集地。

徐則臣被稱為中國“70後作家的光榮”，文學可以追溯到小時候的一把藤椅：“那時候人小，喜歡像只貓那樣，整個人盤在藤椅裡看書，一口氣能看半天。”

中青報·中青網：你看的第一本小說是什麼？

徐則臣：小時候在農村，看的很多書都是傳來傳去，早就沒頭沒尾，很多年之後才知道，哦，那是《金光大道》《豔陽天》……看的第一本完整的嚴肅文學長篇小說是《圍城》，小時候每個假期都會重新看一遍。但我在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已經把金庸所有的武俠小說都看了。

中青報·中青網：2006年，你從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的第二年，寫了《跑步穿過中關村》，小說和你的大學經歷有關嗎？

徐則臣：沒有非常精確的移植，但中關村附近是我日常生活的一個場景。比如，那時候選修了電影賞析的課，不像現在能在網上下載很多電影，得去買碟，我就跟有的音像店老闆和走街串巷賣碟片的特別熟。這樣的細節，寫小說的時候自然而然會帶進來，肯定能看出我個人的生活軌跡。

中青報·中青網：北大畢業後你成了“北漂”，沒有戶口，工資很低，有想過給自己留後路嗎？

徐則臣：沒什麼後路，能寫東西，能活下來就行。剛到北京時24歲，到北大讀研究生，那時候覺得，只要給我足夠的時間，什麼事都可以幹得成。年輕給人的是一種溢位的自信和幸福感。

畢業後到雜誌社做編輯，一開始一個月工資1500（元），房租就要1100（元）。平時吃飯很簡單，特別嚮往的，就是每週或者兩週一次，到人大西門外的一個小館子裡吃重慶水煮魚。那個油很差，發黑，肯定反反覆覆地用，但真是入味兒，吃的時候覺得特幸福。我在很多小說裡都寫到水煮魚，其實我更喜歡的是水煮魚裡的豆芽，在用過無數次的油裡煮過，特別入味。

回頭看，那兩年生活有點難，可當時不覺得苦。當然也沒過過好日子，沒有比較。年輕嘛，不會想太多。年輕似乎天然地包含一種樂觀主義，騎個破破爛爛的腳踏車滿大街跑，極少愁眉苦臉的。

中青報·中青網：你的很多作品都是“北漂”的視角，當你的生活越來越趨於安穩，會不會失去一些創作的素材？

徐則臣：一個作家永遠不用擔心素材，只要你還睜開眼睛看，只要你還敞開耳朵聽，只要你還願意去想，還有好奇心，你永遠都有寫不完的素材。所以，不在於生活如何，而在於你自己是否變成一潭死水。只要你內心還暗流湧動。就素材而言，我覺得現在比過去要多得多。

中青報·中青網：十幾年前，你獲得過“中國新銳文學大獎”“最具潛力新人獎”等獎項，文學界對一個新人作家的期待往往是怎樣的？

徐則臣：魯迅說，“即使天才，在生下來的時候的第一聲啼哭，也和平常的兒童的一樣，決不會就是一首好詩。”對一個新人，我肯定不會期待一下子就寫出驚世之作，而是希望能提供只有他才能提供出的新東西，比如新的講故事的方式、腔調，哪怕有一些怪癖，只要和別人不一樣——當然也不是為賦新詞強說愁，就可以。我期待在新人身上看到文學的新質素。

中青報·中青網：以年齡來劃分作家是不是有一些粗糙？

徐則臣：如果從宏觀的文學史看，你肯定不會說李白、杜甫分別是幾零後，我們統稱他倆唐代詩人；但從微觀的文學史看，李白大杜甫11歲，他們不是一代作家，而且因為安史之亂，創作上差別非常大。所以，我不會大而化之地去否定代際，因為在考察一個時代的作家時，有時候的確需要放大這種時間上的差異，才能看出作家與時代、作家與作家之間的關係。

為什麼50後作家依然是最勤奮的？他們對文學的專一讓人感動。為什麼年輕的作家那麼容易跨界，寫著寫著就寫丟了？對他們來說，這個世界上重要的事情很多，文學不過是其中之一。他們成長的環境不一樣。70後作家更接近於60後，頭腦還殘存著一部分集體主義意識和理想主義。

中青報·中青網：你是一個理想主義的人嗎？

徐則臣：我自認為是一個悲觀的理想主義者。我有理想，我清楚理想之存在與虛無，但依然信守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對生活中的失敗，我不那麼計較，說到底沒什麼不可理解的。我對世事的判斷是：不會比你想象的更好，也不會比你想象的更壞。所以極少大悲大喜。

中青報·中青網：你的人生軌跡是一路北上，《北上》寫大運河，是想為人生“前半段”做一個總結嗎？

徐則臣：《北上》不是。《耶路撒冷》算一個小總結吧：以我個人的視角，以我對70年代出生的同齡人的理解，對這一代人做一個文學的、個人化的總結，當然包括我自己。

寫《北上》是因為水。水是我日常生活的重要背景。在水邊生活過的人對水大抵都很有感情，這種感情慢慢會融入到作品中。我小時候生活在水邊，18歲上大學又在運河邊。從那個時候開始寫作，水就進入了我的小說。20多年來，寫了很多關於運河的小說，比如花街系列，比如《北上》。

中青報·中青網：有時候提到一個地方，就會想起一個作家，您覺得地理座標對一個作家來說有什麼意義？

徐則臣：作家經常有一個相對固定的文學根據地，比如馬爾克斯的馬孔多、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縣、莫言的高密東北鄉。這個根據地給作家一個聚焦範圍，有助於他收攏和彙集注意力、想象力和才華，在個人化的維度上開拓和深度地掘進，最終構建出一個完整的、獨特的第二世界。

我在小說裡經常寫到花街。第一次寫，就是一條南方典型的青石板路，幾十戶人家，門對門開著；後來再寫，人物和故事放不下了，這條街就被迫越來越長。有人問，這條街到底有多長？我說這個世界有多複雜，它就有多漫長；我的寫作需要它有多長，它就會有多長。如果經營得好，最終它不僅叫“花街”，還會叫“世界”。它是我以文學的方式建立的一個烏托邦。花街確有其街，但我的花街，肯定不僅僅是那條花街了。

正如我一直在開闢的另一個文學根據地北京。我們都知道北京在哪兒，大概長什麼樣，我小說裡的北京既是大家都熟悉的那個北京，也是大家所陌生的北京。我在用文學的方式拓展和建造一個我自己的“北京”。最近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北京西郊故事集》，一些在北京西郊生活過的朋友和讀者跟我說，他們在書中看到了一個似曾相識的北京西郊，也看到了相對陌生的北京西郊。我說，那就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