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場手工業和手工工場有什麼區別

社會主義文化，是充滿批判和革命精神的文化，改變了文明發展格局

大家好，很高興又和大家見面了，今天小編為大家介紹的內容是關於工業革命和思想革命的。19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在普魯士和德意志蘭出現了一種嶄新的精神與文化，它區別於王家普魯士的精神和文化，也區別於資產階級的啟盟精神和文化，它產生於古典主義文化終結的地方。從文化史的角度，我們可以稱它是社會主義文化，一種充滿批判和革命精神的無產階級啟蒙文化。普魯士的（當然也是德意志的）兩個偉大兒子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成為現代無產階級文化的最高峰，它不僅影響普魯士、德意志和整個歐洲無產階級的命運，而且改變了整個世界文明發展的格局。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所有社會主義文化和精神創造都是處在馬克思、恩格斯“科學社會主義”的旗幟下，並受到它的檢驗。

19世紀30、40年代，德意志工業革命的基本前提已大體具備，其中經濟最發達的邦普魯士走在前面，開始工業革命的啟動，手工生產開始向大機器生產過渡。根據1830年4月19日普魯士政府調查，全普魯士共有245臺蒸汽機，總共4485匹馬力，主要在萊茵省、威斯特伐利亞、西里西亞和柏林。企業的組織形式也發生變化，工廠和較大企業日益吞併和排擠手工業、包買商、家庭手工業和手工工場。生產和投資增長最快的部勹是紡織工業、礦業、冶金業、鐵路、輪船以及獲利甚豐的機械製造業。普魯士工業革命開始於紡織業。1837年約有3300家紡紗廠，共有35。6萬紗錘；1839年，則變為1780家，45。2萬紗錘，但仍使用小的手工裝置。

棉織業的機械化發展較慢。次於棉紡業的毛紡業，機械化過程先發生在毛紡部門，後來延及毛織部門。1846年毛紡業的機械化程度佔40%，在織業僅佔6%。亞麻織業的機械化程度最差。採礦、冶金和金屬加工部門很快跟進。1840-1849年普魯士礦山機器成倍增長，並開始過渡到深鑽。1811年在埃森建立的僅有4名工人的克虜伯小鐵廠，1846年時已和用了140名工人。克虜伯公司是靠鐵路建造和軍火訂貨發展起來的。機器製造業也隨著紡織業的機械化、輪船和鐵路的建造而發展起來。1837年奧古斯特·波爾席希（ August Borsig）在柏林建立了機器廠，1841年生產出第一臺火車頭。

1848年以前普魯士一德意志的工業革命帶有早期工業化的性質：機械化水平尚低；資本仍需從英國籌措；柏林證券交易所很少；境內交通和外部交通仍是原始的。普魯士的經濟和社會狀況仍然落後於西歐其他國家的發展：農業仍是最主要的生產部門，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70%以上。萊茵蘭已按法國革命的模式將大地產租給農民耕種。易北河以東的梅克倫堡，波美拉尼亞、勃蘭登堡以及在西里西亞，仍存有騎士莊園和大的封建領地。普魯士一些省的調整和贖買事宜多半接近完成。容克莊園主如今大多數成了資本主義農業的經營者，他們還經營馬鈴薯釀酒業和甜菜製糖業。以往對農奴的強迫勞動剝削，已轉化為對自由的僱傭勞動的剝削。農奴們日益轉化為可以自由出賣勞動力的長工和日工，1811-1848年間無權贖買的小農和佃農，多數淪為無產者。

工業革命的啟動立即給普魯士社會帶來某些根本性的變化。資產階級發展了，現代無產階級也產生了。普魯士的工業資產階級，除少數例外，大部分出身於手工業者階層，他們受到封建勢力的壓迫和阻，又要對付工業革命後英國（還有法國）產品的競爭。為了生存和謀取更多利潤，企業主儘量多地壓榨工人。另外，眾多的、本身還帶有封建性的包買商，剝削手段更是野蠻。這時的工人，大部分雙足還陷在封建制度的泥中，可是身體已遭到資本主義競爭風暴的猛烈襲擊而支撐不住了。工人問題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工業革命是使人類社會從以農業為基礎轉變到以工業為基礎的現代化道路的起點，它將給人類社會帶來生產力的大解放和迅猛持久的發展，但在它開始的時候，在普魯士，也如同在西歐各國，都顯示了一幅悽慘悲苦的畫面。

在普魯士還有其特殊之處。30-40年代，工人和資本家的矛盾同資本主義和封建專制主義的矛盾交織在一起。法國革命副起的自由、平等之風，這時已成為歐洲的時代潮流。在普魯士和德意志蘭，作為這一時代潮流的反映，一種自由主義立憲理論得到廣泛傳播。普魯士的資產階級，不希望透過法國革命的斷頭機而希望透過和平的立憲為自已爭得自由。它已經看到，在它的背後，已經站著一個緊握雙拳的“年輕人”，他的拳頭不知會打在誰的身上。

1840年，萊茵省的資產階級明確提出政治要求：“統一和自由”，這是它的切身利益之所在。貿易與交通愈發展，分裂割據的德意志境內在貨幣制度和度、量、衡制度上的不統一以及關卡重重，就愈來愈緊迫地使人們相信民族統一的必要性。統一、自由、立憲的思想，矛頭首先就指向諸侯君主專制主義及其思想衛士—宗教。普魯士的君主在自由和立憲問題上頑固地不予考慮。但在統一問題上作了一點姿態，因為“統一”同普魯士取得德意志霸權的考慮有相一致之處。也正因為如此，普魯士成為德意志聯邦中第一個採取自由貿易行動的邦。1834年在它領導下成立了德意志關稅同盟。這個關稅同阻原成了後來政治統一的經濟框架。它是19世紀50、60年代德意志工的取高漲的強大刺激力量。它也使“民族感情”濃烈地加強起來。

普魯士資產階級日益增強的不滿，在1840年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 Friedrich Wilhelm Ill。，1797-1840在位）去世時第一次爆發出來。這位國王在他被拿破崙打得倉皇出逃、處境危艱的日子裡、鄭重宣佈關於實行立憲的諾言，事後卻食言了，不過他又無法完全否認這個諾言。在新王登基時，資產階級曾希望能達到自己的目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Friedrich WilhelmⅣ。，1840-1861在位）是一個浪漫派人物，他雖然痛恨那套僵化了的官僚機構，可是他痛恨的原因並不是官僚制度太反動，而是“太革命化”了，而資產階級卻誤以為新王能開創一個“新時代”。新王完全同情封建貴族，力圖完全用中世紀方式來恢復貴族在社會上的優勢地位。他拒絕履行先王的立憲諾言，而資產階級也沒有足夠的勇氣來迫使國王履行諾言。醫生、民主主義者約翰·雅可比（ Johann Jacoby，1805-1877）在他所印發的傳單《一個東普魯士人的四個問題》中，籲請資產階級去要求得到國王履行諾言的權利，可是隻得到資產階級微弱的反響。

然而政府在財政上的困難不是開玩笑所能解決的。這種困難一年比年嚴重，終於在1847年迫使普魯士國王將八個省的省議會合併成聯合的省議會，並在柏林舉行會議，據說是要履行關於立憲的諾言，實際上是企圖製造一種“專制主義的搖錢樹”。資產階級已不再那麼容易上當了。聯合的省議會要求國王首先保證進行立憲，然後才同意新的債款。他們透過漢塞曼對國王的如意算盤作了答覆：在涉及錢的問題上是不能講客氣和謙讓的。雙方就這麼僵著。於是我們看到，在時代的雙重革命面前，普魯士社會出現的新的重大問題，像無產階級的解放問題，資產階級的自由立憲問題，貴族容克階級的前景問題，這三大階級之間的關係問題，沒有一個可用以往的理性主義和啟蒙原則予以解釋的，當然更談不到指導和遵循。時代要求產生新的理論、新的精神和新的文化。由於當時的資產階級並不打算同專制制度決裂，而無產階級又缺乏推翻這種制度的力量，因而反對舊社會和專制制度的任務，又落到文學和哲學頭上。好的，今天的內容就是這些，別忘了訂閱我們，和我們一起了解更多好玩有趣的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