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紀誕生的文學作品《紅字》和《罪與罰》是美國作家納撒尼爾·霍桑和俄羅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著，《紅字》（1850年）與《罪與罰》（1866）的創作只相距16年。他們生活的十九世紀中期，美國是一個是一個社會形態急劇變化、資本主義迅猛發展的時期，更是一個父權社會，而歐洲則充斥著殺戳和暴力的革命，是犯罪、墮落、偷盜和一切罪惡的淵源。

文學的發展與宗教有著難以割捨的歷史關係。在歐美文學發展史上，基督教文化對文學的滲透、影響幾乎是與基督教的誕生同步的，

在《紅字》和《罪與罰》中，

宗教機制在小說中起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宗教代表了一種超我的至善理想，具有形而上的意味，能激勵著人們棄惡從善，從罪惡中超越。

霍桑生活在一個宗教氣氛十分濃厚的社會環境中，透過“贖罪”原型，向人們講述了一個贖罪者如何在宗教的懷抱中獲得內心的平靜和靈魂自新的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具有濃厚宗教意識的作家，希望借宗教來拯救人類，他透過人物塑造，分析了“自我懲罰”的宗教心理，讓人深切反省。

《紅字》講述了發生在北美殖民時期的戀愛悲劇。女主人公海絲特·白蘭嫁給了醫生奇靈渥斯，他們之間卻沒有愛情。在孤獨中白蘭與牧師丁梅斯代爾相戀並生下女兒珠兒。白蘭被當眾懲罰，戴上標誌“通姦”的紅色A字示眾。然而白蘭堅貞不屈，拒不說出孩子的父親。

《罪與罰》描寫窮大學生拉斯柯爾尼科夫受無政府主義思想毒害，認為自己是個超人，可以為所欲為。為生計所迫，他殺死放高利貸的老太婆阿廖娜和她的無辜妹妹麗扎韋塔，製造了一起震驚全俄的兇殺案。經歷了一場內心痛苦的懺悔後，他最終在基督徒索尼婭姑娘的規勸下，投案自首，被判流放西伯利亞。

《紅字》與《罪與罰》都是以男女主人公道德上的墮落為出發點，經過千辛萬苦的靈魂的歷練，從而獲得最終意義上的解脫，透過象徵手法、心理描述的手法來表現贖罪的過程，從而實現人性的昇華，在宗教的懷抱中求得心靈的平靜。

一、以人物心理發展軌跡，表達對“贖罪”原型的不同理解。

“贖罪”原型是亞當和夏娃，他們違背了上帝的權威意志，偷吃智慧果，從此失去了天上樂園而被逐出伊甸園，踏上了永遠的流浪之旅。《聖經》指出，在經歷了諸多磨難之後，透過贖回原罪、行善去惡、人們將會在死後重返伊甸園。

“贖罪”原型在歐美文學中呈現為一種現實化和歷史化的雙重作用，即對傳統的保持與必須經歷的某種變化保持；在基督教文化的觀念世界與作家所處的現實世界之間得到貫通，從而實現文化歷史的連續發展。

二位作家都本著改良社會的目的，試圖透過追蹤人物心理發展軌跡，表達對“贖罪”原型的不同理解。

他們的不同在於，

霍桑認為個人的罪惡是源自社會的罪惡，是虛偽殘忍的，是扼殺人性的，只有遠離擺脫，才能重獲新生。

這種罪造成了牧師丁梅斯代爾深深的自責與痛苦，只有擺脫束縛與困擾，才能獲得新生。而海絲特避開城市，居住在郊外，擺脫了這罪惡社會，最終獲得安寧與人們的讚譽，正是這一思想的體現。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則認為個人的罪惡是來自自身靈魂的罪孽，人內心的孤獨與痛苦才是一切懲罰中最嚴酷的懲罰。

而人的解脫，只有依靠忍受苦難，在上帝面前清洗自己的罪責。拉斯柯尼科夫殺死放高利貸的老太婆和她的妹妹，為此受到良心和道德的懲罰的經歷，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這種“精神苦刑法”的體現。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主人公的犯罪原因歸結於純粹個人主義性質的“為所欲為”的資產階級超人思想，並明確提出與之對立的“上帝的真理”、“承受痛苦來贖罪”等思想。

“贖罪”原型在《罪與罰》呈現為一種不同於《紅字》的演化闡釋，即以當代生活中的現實性因素延展傳統的文化原型模式，用現實社會的普遍特質取代文化歷史模式，體現現實社會的自覺意識，或者可以說，《罪與罰》完成了“贖罪原型”在文學發展史上的階段性的突破與飛躍。

二、苦難的象徵手法來詮釋體現贖罪的宗教心理的信仰對贖罪的意義

象徵是事物之間的某種聯絡，藉助某人某物的具體形象（象徵體），以表現某種抽象的概念，思想和情感。 那麼在《紅字》和《罪與罰》中，二位作家動用了象徵手法來表現“贖罪”的過程。

《紅字》中的“紅A”字是貫穿全書的主線，也是最典型的象徵。紅色，確切地說猩紅（scarlet），在這裡也是罪的象徵。

它與罪的聯絡最早源於《聖經》。《聖經·啟示錄》十七章中所描寫的那個“大淫婦”就身穿猩紅的衣裳，她的坐騎也是一隻通體寫滿褻瀆之詞的猩紅獸。從此，猩紅色就帶上了墮落、淫蕩和罪惡的含義。

紅色是一種能引起人們無限聯想的顏色，在小說中它更是得到了充分的渲染，展示出了各種豐富的內涵。紅色是血與火的顏色，是生命、力量與熱情的象徵。火是人類生活的光熱之源，而愛情之火則是人類的生命之源。小說中的紅色象徵著海絲特與丁梅斯代爾之間純潔、美好、熱烈的愛情，然而在嚴酷的清教思想的統治下，真理往往被當作謬誤，人性被扭曲，該讚美的反而被詛咒，象徵愛情之火、生命之源的紅色被專制的社會作為恥辱的標記掛在海絲特胸前。給海絲特戴上猩紅的“A”字就等於給她貼上了一個“淫蕩”的標籤。

海絲特和丁梅斯代爾二人既是中世紀被施以火刑的異教徒，又是在煉獄助熊熊烈火中備受煎熬的兩個負罪的靈魂，紅紅的火焰在小說中轉化為紅紅的“A”字，代表了基督教的精神淨化和水恆懲罰。在基督數的文化傳統裡，紅色還代表了耶穌及其追隨者所流的殉道之血。海絲特始終佩戴著紅色的“A”字，而年輕的牧師則在胸口上刻了一個血宇“A”，他們一次次登上刑臺，使人聯想到祭壇上淌著鮮血的羔羊，它以自已的苦難、鮮血、甚至生命向世人昭示著一條解脫罪惡，走向上帝和天堂的光明大道。

《罪與罰》中以主人公有名字來象徵“贖罪”的體現。

主人公“拉斯柯尼科夫”之名來自rascal一詞，意思是“分裂”。這個詞最早用來描述俄羅斯東正教教派的分裂者，也就是一群蔑視上帝至尊的人，所以拉斯柯爾尼科夫這個名字即指異教徒也指性格分裂的人或精神極度敏感和揮舞著斧子的瘋子。

而另一個主人公索尼亞，在猶太教與基督教的宗教意識中，索菲亞是上帝卓越智慧的化身。俄羅斯人非常崇拜索菲亞，將其視為“永恆女性”、“聖靈”、“聖母”，是俄羅斯民族的保護神。所以作者取了一個與索菲亞相近的名字”索尼亞“。俄國文學裡，妓女是整個人類苦難的象徵。索尼婭是被人歧視的妓女，卻代表著至高無上的聖潔與救贖，頗具象徵性。首先，作者描寫拉斯柯尼科夫，想要體現的就是一種無助的窮苦罪人在身心上受到譴責而尋求解脫的形象，正是暗喻了宗教裡面“迷途羔羊”的形象，而索尼亞雖然出身低賤，但是心靈純潔高尚，甚至作者在描寫她的時候幾乎沒有寫出瑕疵。作者是把這個女人當成基督來寫的。而最後拉斯柯尼科夫的皈依宗教，也是對於宗教信仰的暗喻崇拜。

《紅字》和《罪與罰》都動用了象徵手法來體現贖罪的

宗教心理的信仰。這些象徵意象的使用烘托了氣氛，同時使用心理描寫直入人心，產生了更好的藝術效果。

三、用心理描述的手法來表現贖罪的過程

心理描寫往往能把文章中，對人物在一定的環境中的心理狀態、精神面貌和內心活動進行的描寫，是表現人物性格品質的一種方法。

《紅字》和《罪與罰》的二位作者透過運用了對人物心理細緻入微的描寫，描寫出人物的內心獨白，寫出人物的所思所想，讓人物一無遮掩地吐露自己的心聲，說出他們的歡樂和悲傷、矛盾和愁鬱、憂慮和希望，使人一眼就看到人物的內心世界，把靈魂深處贖罪過程深刻地剖析了出來。

霍桑是著名的浪漫主義小說家，他稱自己的作品為“心裡羅曼史”，其浪漫主義的特異風格正是突出表現在對人物心理細緻入微的描寫剖析之中。把“人心、人性”真實的描摹出來。

霍桑用現實、回憶、想象交織的心理描寫，把海絲特站在刑臺上，以堅強力量支撐自己忍受內心的痛苦以及公眾的侮辱與發洩的這個場景，使海絲特想起了自己的童年、舊居、慈愛的父母以及暗淡的婚姻。之後，她又意識到自身所處的環境中來。在這一段心理活動刻畫中，霍桑非常尊重心理現實，在重壓下，人的確很容易回憶過去或展望未來，從而逃避現實的殘酷與難堪。

除上述的心理描寫之外，霍桑還運用了矛盾心理刻畫，把牧師一直沒有足夠的勇氣公開承認自己罪過的懦弱的一面，從”牧師的夜遊“到”紅字的顯露“的痛苦歷程，這種負疚感日復一日在心中煎熬的極度矛盾的內心刻畫了出來，使之成為了自己靈魂的囚犯。

霍桑透過這些細膩傳神、不拘傳統的心理描摹，可以看出霍桑是同情海絲特與牧師之間的愛情的（儘管這種愛情為當時的政權制度所不容）。霍桑以獨特的心理藝術刻畫技巧，不僅讓我們看到了情節的推進與發展，還讓我們感覺到了現象的根源。

《罪與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擅長描寫非正常狀態下的心理衝突，文中對主人公拉斯科爾尼科夫犯罪前後的心理活動描寫，深刻揭示了這個心靈分裂者的靈魂深處的苦悶、懷疑以及不斷的思想衝突鬥爭。當決心已下，卻不能避免殺人時的慌張、恐懼以及厭惡的心情；殺人之後，並沒有實現他之前的願望成為超人，成為一個拯救受苦受難人民的英雄。相反，他陷入了更加痛苦的境地中：血淋淋的二具屍體像二把鋼刀剝開他自欺的靈魂，使他看清自己根本不是英雄，不是超人，而是一個卑鄙、殘忍、自私的殺人犯，是一個比平凡人更無能的傢伙，他感到痛苦、恐懼、壓抑而不能徹底的擺脫。

大量的內心獨白，反覆出現的內容則是拉斯科尼爾科夫為如何消滅這些罪證而絞盡腦汁，深刻揭示了拉斯科爾尼科夫焦慮、慌張而恐懼的”贖罪“的內心活動。

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較全面地顯示了關於“刻畫人的心靈深處的奧秘”的特點。他始終讓人物處在無法解脫的矛盾之中，透過人物悲劇性的內心衝突揭示人物性格，同時作者對幻覺、夢魘和變態心理的刻畫也極為出色。

小說中，由於作者著力拓寬人物的心理結構，情節結構相對地處於從屬地位。正因為這樣，主人公的內心世界才以前所未有的幅度和深度展現在我們面前。此外，這部小說場面轉換快，場景推移迅速，主要情節過程只用了幾天時間，在濃縮的時空中容納了豐富的思想內容，小說的時代色彩和政論色彩十分鮮明。

《紅字》和《罪與罰》都運用了心理描寫的方式，描寫的著眼點並不在於回答“惡在哪裡”這個問題，而是用大量的象徵和心理描述的手法，在於犯了罪的人如何走向靈魂的新生。

霍桑想證明的是人生有罪，原罪帶來靈魂不安和上帝懲罰，重要的不是罪孽本身，而是人們對待它的態度——在漫長的人生旅途上一邊懺悔、艱難跋涉；一邊贖罪、歷經磨難、以掙得靈魂的新生。陀思妥耶夫斯基透過細膩的心理刻劃設定了“精神苦刑”，把人物放在“萬難忍受的境遇裡”來試煉，層層剖析他們的靈魂，最終走向救贖的道路。

總結：

總之，在《紅字》和《罪與罰》這二部小說中，

都是以宗教為精神上的支撐點，於是在以基督教為背景的文化語境中，作家正視人的侷限性、不足和致惡性，倡導人在破除惡性的過程中虔誠向善。

這樣，人類就以接受苦難的方式來贖罪得救，在與罪惡激烈的抗爭中發展和完善自己，從而使“罪與贖罪”變得豐富和深刻，同時運用象徵、心理描寫等手法把“宗教壓抑下的變態心理、思想矛盾””更豐富的展現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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