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們的歷史學基本上是地中海歷史學，相反卻很少注意高盧北部的轉變，而發生在同一歷史時期的變化中，這一地區的變化要激烈得多，並將法蘭克人帶到最為重要的地位。

約在5世紀中葉，法蘭克人介入高盧歷史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地域上向西推進到比利時地區和萊茵蘭地區；二是向羅馬軍隊輸送高質量的軍官。公元451年以後，法蘭克人，特別是墨洛溫王朝統治的部落成了高盧野戰軍的主要夥伴。最常見的是，他們充任輔助部隊：例如，他們的國王希爾代裡克為高盧自衛部隊首領艾吉迪烏斯和保羅服務，與試圖跨越盧瓦爾河的西哥特人戰鬥，也與想溯盧瓦爾河而上的撒克遜人開戰。有時，他們也成為羅馬軍隊的敵人，希爾代裡克的兒子克洛維從公元486年起就是如此。

歷史事實的演進很難搞清。我們依稀可知的是，希爾代裡克於公元481年在圖爾內去世，接著，克洛維在他統治的第五年征服了艾吉迪烏斯的兒子與繼承者希亞格利烏斯，奪取了他設在蘇瓦松的指揮總部，也許由此將他統治的疆域延展到盧瓦爾河。殘留的“羅馬”軍隊不得不為他服務，他不久將巴黎確定為他權力統治的中心。也許最使克洛維操心的是如何消滅與他王朝抗衡的那些法蘭克部落小王：格雷戈裡德圖爾在一個世紀後對克洛維解決這些以科隆、康佈雷和勒芒為基地的小王作了生動和殘酷的描繪，但這些歷史事件的年代順序非常模糊，它們之間如何連貫也難以確定。與其迷失在這些知識的互相矛盾之中，還不如將思考焦點放在這些事件所帶來的最為確定的歷史影響上。

法蘭克人的征服是與蠻族潮在公元406年突然噴發呈現出完全不同的現象。它基本上是小幅度的運動，大規模的人群僅僅從萊茵河的一岸轉移到另一岸，移動距離僅數十里而已。從處於利珀河和蘭河的法蘭克原始居民到他們密集侵入的最前哨站加萊海峽，直線距離沒有超過400公里。從法蘭克人所形成的家鄉、到最終保留移民運動最直接遺產的佛蘭德爾，法蘭克人的移民潮連綿不絕。

然而，這場短距離的移民僅僅是法蘭克人擴張的一方面，擴張的另一面表現為克洛維統治初期法蘭克人佔領索姆河和盧瓦爾河之間的土地。同樣，在這方面也談不上確切意義上的入侵。或許稍顯有點誇張的說法，這些事件有點類似於政變，而不是真正的征服，就像公元476年奧多亞克在義大利所做的那樣。事實上，法蘭克人早已在這片領土的很多地方現身；人們可以回憶一下，克洛維之父希爾代裡克約在公元463年至465年間已經在盧瓦爾河畔建立了要塞；人們也看到，在克洛維時期，有一位法蘭克部落首領在勒芒地區也有相似的行動。公元486年消滅希亞格利烏斯的法蘭克人在高盧北部早已為人們所熟知，這一事件就很容易被當地居民認為是一個軍事政權取代另一個軍事政權。

然而，有一種變化也許給高盧民心帶來深刻的衝擊：486年，克洛維還是一位異教徒。但他馬上認識到這對他來說是多大的弱點，非常明智地選擇接受天主教的洗禮，使他與他的臣民處在同一宗教陣營中。這無疑是這位國王最具政治性的舉動，它對未來最具決定性。不幸的是，我們並不瞭解這一舉動的確切場合和原因。有可能的情況是，法蘭克國王作出這項決定是受他妻子克洛蒂爾德的影響，她是一位信仰天主教的勃艮第人，當時正處在與阿拉曼人的戰爭狀態。然而，究竟是496年呢？還是498年？或者是506年？還有受洗就是在蘭斯舉行的嗎？為他施洗的是聖雷米？人們也許可以信以為真，但卻不能證明之。

但無論如何，克洛維與天主教的聯盟是法國曆史最具決定性的事件之一。克洛維沒有像其他日耳曼國王那樣成為阿里烏斯教派的信徒，從而使高盧和法蘭克避免了長期的宗教分裂和國家分裂，而這種情況發生在哥特人和倫巴第人的義大利，發生在西哥特人的西班牙，發生在旺達爾人的北非。由於法蘭克征服者與原羅馬臣民在宗教上的基督教異端，由北非神學家阿里烏斯於公元4世紀所創。隔閡期非常短，大約在10至20年，所以沒有留下太多的痕跡。兩大統治集團很快靠攏，在隨後的世紀中最終融合。

高盧在沒有大的衝突下逐漸地演變為法蘭西，而此時西班牙卻沒有變為哥特國。名字的變化反映了在法蘭西這片土地上日耳曼人和當地居民締結關係的特殊性。作為一個重心處在圖爾內和科隆之間的民族首領的克洛維，最初可能並未將建立統一的高盧為法蘭克人謀利益當作他的目標。他統治時期很大一部分軍事行動並不是針對南方，而是指向東方，目標是征服其他法蘭克人部落以及他母親的同胞圖林根人，並阻止阿拉曼人的推進。在6世紀，他的兒孫們推行的仍然是著眼於日耳曼和非高盧的對外政策。

然而對我們具有重要意義的是克洛維對高盧的征服。他試圖趕走大量定居於汝拉山區和索恩河平原的勃艮第人，但未獲明顯成功：對羅馬觀念採取寬容和開放態度、統治日內瓦和里昂的這些國王們仍出現在高盧統治者們的眼前。但面對西哥特人，他有更多的機會。西哥特人信仰阿里烏斯教，更具侵略性，他們剛剛對加龍河和盧瓦爾河之間土地的攫取引發了他們與羅馬元老院成員和教會主教們的衝突。這些羅馬人中的某些人還為法蘭克人出謀劃策。僅僅一場大戰就解決了問題，這場戰役於公元507年發生在普瓦提埃附近的福耶，西哥特王阿拉里克二世被殺，首都波爾多和圖盧茲被佔領，大批西哥特人被迫緩慢遷移，從加龍河兩岸移居到杜羅河和塔熱河岸邊。克洛維吞併了從盧瓦爾河至比利牛斯山之間除地中海沿岸的所有土地。在這些稍後征服的地區，法蘭克人只形成非常小的構架；阿基坦地區的特徵在8世紀巴斯克人大舉進攻時基本上保留了羅馬特色。

從阿基坦回來後，克洛維在圖爾接受了東羅馬帝國對其成就的認可；東羅馬帝國皇帝阿納斯塔瑟給他送來了證書和榮譽勳章，但對它們的實質內容，我們並不清楚。接著，克洛維定居於巴黎，並在公元511年死於此地，下葬於聖熱納維埃芙教堂——就在今天亨利四世中學的大門口。

法蘭克人雖然取得了迅速和完全的勝利，但並未因此失去他們長期以來體現在他們運動中的政治謹慎。非常明顯的是，克洛維在福耶戰役後，放棄吞併塞普提曼尼亞，就是為了不與強大的義大利東哥特王國徹底翻臉。那個地區構成東哥特與西哥特地域之間的一座橋樑。同樣的明智也使他不去鑄造自己的貨幣，鑄造貨幣會被認為有意冒犯東羅馬皇帝。人們繼續在硬幣上刻上在高盧已經失去所有權力的東羅馬帝國皇帝的姓名。所有的證據似乎都表明，原來希亞格利烏斯的臣民沒有對新的統治者表示出那種天生的敵意；克洛維的受洗一下子就消除了先前的不滿情緒。雖然在薩利克法典的序言中和其他一些文獻中可以看到作為一個法蘭克人略帶攻擊性的自傲，不過這種表述非常少見，法蘭克人的勝利也沒有將征服者降為受奴役的地位，而使自己成為陶醉在勝利中的“主人”。征服者以令人吃驚的速度給那些願意合作的被征服者騰出位置。墨洛溫王朝政府幾乎是在國王領導下法蘭克軍事貴族與羅馬高盧民事和教會領導層的“共管地”。

在這方面，克洛維選擇巴黎作為自己主要的居住地和埋葬地是非常有意義的。它表明，王朝法蘭克人不會在意在此會生活在舊日統治者的陰影裡，比如在特里爾就會有這樣的情況。巴黎幾乎原封不動，沒有跡象表明法蘭克人在這裡建立大量的要塞，或者國王也沒有采取與周邊朝廷常去的眾多其他住所更為特別的防備措施。定居巴黎也表明法蘭克王對法蘭克人和羅馬人關係的未來有某種程度的自信；兩個民族古老的關係似乎證明了這一點，就如未來還將表現出來的一樣。同時這也為在即將形成的綜合文明中使羅馬因素長期佔據主導地位作了前期準備。

克洛維的受洗並未一蹴而就地解決異教問題。在高盧北部的法蘭克人中，相當多的人對受洗有牴觸。在魯昂北部，在亞眠附近，在阿拉斯附近，特別是在佛蘭德爾地區，異教孤島一直殘存到7世紀初。我們經常難以確定，異教是否提升演變為真正的宗教，還是如羅馬高盧人那種情況，是為所有文化隔絕的鄉村人口保留的地方性迷信的星雲。然而，一直到萊茵河為止，所有可考慮的因素，不論是政治的還是社會的，都與基督教攜起手來。從克洛維統治起，法蘭克王與天主教會締結了聯盟。它的影響可能如何估計都不會過分。

在所有的日耳曼王國裡，由於征服者釆信阿里烏斯教會，這就使得君士坦丁皇帝開創的基督教會與國家在羅馬世界內部的共生關係被打斷了。而此時，墨洛溫王朝的高盧卻在它那裡重建這種關係。從公元511年起，克洛維召集了一次主教大會，向會議提出一系列問題，他對聖職授任權的控制得到會議的承認。出自這種和解，克洛維首先獲得了威望，其次在反對“羅馬”的可能進攻時有了相對的保障，最後而且特別重要的是在內部得到了獨一無二的和諧成份。教會也沒少得到好處，它維持了原有的結構；保住了它巨大的資產，甚至還有增長；可以自由從事宗教活動等。在如此具有正面意義的總體視野下，其他的不和諧一時三刻似乎表現得微不足道。它們要隨著時間流逝才完全顯露出來。在國王一方，到580年，希爾佩裡克一世憤怒地觀察到“他的所有財富都轉移到教會手裡”；在教會一方，它又怎能忘記與這些沒有文化且殘暴的王族和民族的親密結合所造成的文化知識的摧毀和道德價值的淪喪？以及對基督教早期獲得的最珍貴思想的拋棄？

因此，中世紀的高盧史基本上是法蘭克國家史。哥特人部分、勃艮第人部分、阿拉曼人部分和薩克森人部分僅引起地方史專家的興趣。而正是法蘭克人，他們塑造了墨洛溫文明，墨洛溫文明在二至三個世紀裡又轉而成為日耳曼歐洲的楷模。這一文明的最終成型大概是在6世紀。然而，在克洛維去世後，這一文明幾乎已經在高盧的土地上生根。讓我們對此作一簡單回顧。

日耳曼人對高盧的影響究竟深度如何？如果要作出確切的估計，就需要將考察時間大大延後，這一時間將超出本章涉及的範圍：事實上，來自萊茵河另一邊的影響，在克洛維統治之後，以更隱蔽的方式不斷被人們感知。某些影響隨著加洛林王朝的上臺表現出新的活力，加洛林王朝比墨洛溫王朝的最後時期顯示了深厚的日耳曼因素。然而，我們仍然想大膽地對日耳曼因素在後來法國的發展。

我們提及語言領域，因為在這一領域，偏見最少，可以最好地區分出羅馬因素和日耳曼因素。兩大地理區域形成鮮明對比。一大區域覆蓋了全部古代羅馬的“邊境”區，位於萊茵河以西，縱深50到100公里不等。在此區域，講日耳曼語者最終獲勝。另一大區域即為高盧的剩餘部分，講羅曼語者倖存下來。至少一千年以來，在這兩大區之間存在著一條“語言分界線”。這條語言分界線軌跡清晰，幾乎成直線。除去在阿爾卑斯山區中部，這條分界線自加洛林王朝垮臺後幾乎沒有變動。歷史學家和語言學家們也一直沒有停止對這條語言分界線起源的探究。

結語

但其發生的原因仍然充滿神秘，因為這條界限並不與現存的或消失的自然屏障重合，也不與可分辨的政治與行政邊界重合。它如同一堵牆那樣僵硬地穿越了比利時平原，也穿越了洛林高地。